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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王國與法蘭西第二帝國於1870-1871年爆發的戰爭，也是德意志帝國統一前的最後一場戰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普法战争[10][11][12]，法国称1870年法德战争（法语：Guerre franco-allemande de 1870），在德国称德法战争（德语：Deutsch-Französischer Krieg），是一场在普鲁士王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双方的目标是争夺欧洲西部的陆上霸权。这场战争是德国统一运动中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战争，最终普鲁士大获全胜，以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告终[13]。
| 普法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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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统一战争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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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巴登大公国 巴伐利亚王国 符腾堡王国 黑森大公国 德意志帝国d |
 法兰西第二帝国a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b （国防政府）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威廉一世 奥托·冯·俾斯麦 赫尔穆特·冯·毛奇 腓特烈·威廉王储 腓特烈·卡尔亲王 卡尔·冯·史泰恩梅茨 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 |
拿破仑三世  弗朗索瓦巴赞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路易·朱尔·特罗胥 莱昂·甘必大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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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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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951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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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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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28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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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由法国率先发起，其率先宣战并于1870年7月15日动员军队。这导致北德意志邦联在当天晚些时候以自己的迅速动员作出反击[14]。1870年7月16日，法国议会投票决定对普鲁士宣战，南德四邦随后基于民族主义而倒向普鲁士；8月2日，法国自西南入侵德国领土，然而德意志联军能够比法国更有效地调动军队，并于8月4日反攻入法国东北部。德国军队在人数、训练和领导方面都占优势，并且更有效地利用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铁路、针枪和大炮。8月间，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联军在法国东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尤其显著的是梅斯围城战和色当战役，并最终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瓦解；拿破仑三世投降后，国防政府于9月4日在巴黎成立，并将战争延续了五个月。国防政府尝试从北部和东部击败德军并保卫首都的安全，但均被德国军队击退。德军随后围攻了巴黎四个多月，直到它于1871年1月28日投降[注 1]并派代表签订《凡尔赛停战协议》，以此结束了战争。
到了战争的后半部分，形势已经对普鲁士一边倒。由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南德各邦自愿放弃独立，转而加入北德意志邦联，接受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领导。1871年1月18日，在腓特烈一世于哥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国王170年之际，威廉一世在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由是，除了奥地利、卢森堡、林堡和波西米亚之外，绝大多数德国人第一次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团结起来。初步停战后，德法之间于1871年5月10日签署最终的《法兰克福条约》，条约规定了法国必须给予德国数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还要割让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和洛林的小部分地区，此地区后成为了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帝国领。
这场法德之战对欧洲政局造成了长久的影响，它显著地改变了以英法为中心的欧洲力量平衡。新的德意志帝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陆军国家，直接破坏了大英帝国所经营的大陆均势政策，俾斯麦在接下来的20年中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地位，之后的德皇威廉二世也在工业和海军领域中赶上英国。在法国，这场战争彻底结束了持续千年的君主制，首都巴黎爆发了一场名为巴黎公社的短命起义，在两个月后就被镇压，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借鉴作用，而法国政治的主体则变为了一个持久的共和型政府。法国的战败导致它在欧陆上的扩张之路被德国堵死，因此更加积极的扩大殖民地以弥补损失，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的殖民帝国。与此同时，法国国民一直对德国保持着强烈的复仇欲望，想以夺回失地的方式一雪前耻，法德世仇由此产生，并将在接下来的90年里深刻的影响欧洲局势。
| “ |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不仅引起战争，而且支配战争，因而政治的性质决定战争的性质。 | ” |
|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Vom Kriege，1832） | ||
普法战争的起因强烈地植根于围绕在奥托·冯·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国家逐渐走向统一的事件。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取得胜利后，法国的欧仁妮皇后、外交部长特罗恩·德·吕伊和战争部长雅克·路易·朗东担心普鲁士的胜利可能会危及法国作为欧洲主导力量的地位。1859年法奥战争中，法-意联军大胜奥地利，但是在普奥的冲突中，拿破仑三世却坐视不管。他未能成功地实施武装调解，其中包括在法国东部边境动员和集结军队以威胁普鲁士，此时大部分普鲁士军队仍在波希米亚作战。法国认为普鲁士再改变领土前应该咨询法国[15]，由于普鲁士再1866年后吞并了战争期间支持奥地利的几个德意志国家，并在普鲁士的支持下组建了排除奥地利的北德意志邦联，法国舆论变得强硬，人们现在要求政府更加坚定和领土补偿。于是拿破仑要求普鲁士同意德法回归1814年的边界：法国吞并卢森堡、萨尔的大部分地区和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俾斯麦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轻蔑地称之为法国的“小费政策”（politique des pourboires）[16][17]。然后他将拿破仑的书面领土要求传达给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其他邦国[18]，这加速了与这些邦国认可普鲁士并与之结成防御性军事联盟。法国强烈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德意志国家联盟，因为这将大大加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19]。
法国政策的唯一结果是普鲁士同意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名义上的独立，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20]，对于想要领土和想要一支法国军队的法国公众来说，这是一场没有味道的胜利。这种情况既不适合法国，它意外地发现自己毗邻军事强大的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也不适合普鲁士，后者的首要目标是完成将德国各邦统一在其控制下的过程。因此两国自1866年以来爆发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在普鲁士，一些官员认为对法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以在那些允许统一大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唤起德意志民族主义。普鲁士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后来的声明体现了这一目标：“我毫不怀疑，在实现统一德国的建设之前必须有法德战争。”[21]俾斯麦也知道法国应该是冲突中的侵略者使德国南部的四个邦国与普鲁士站在一边，从而赋予德国人数量上的优势[22]。他坚信法国不会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找到任何盟友，原因很简单，“胜利者法国将对所有人构成威胁——普鲁士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他补充说，“这是我们的强项。”许多德国人也将法国人视为欧洲传统秩序的破坏者，并试图削弱法国以防止进一步破坏和平[23]。
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普鲁士亲王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利奥波德竞争西班牙王位。法国害怕出现曾经哈布斯堡王朝的情况，即被普鲁士和西班牙的联盟东西包围。霍亨索伦亲王的候选资格在法国的外交压力下被撤回，但奥托·冯·俾斯麦通过发布修改后的埃姆斯电报的摘要来煽动法国宣战，这是威廉一世发送的电报，拒绝了法国要求普鲁士不再支持霍亨索伦候选资格的要求[注 2]。俾斯麦的摘要，被法国媒体哈瓦斯误译，听起来好像国王以贬低的方式对待法国特使，这激怒了法国的公众舆论[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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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罗斯（François Roth）和皮埃尔·米尔扎（Pierre Milza）认为，拿破仑三世受到好战的媒体和舆论的压力，因此寻求战争以应对法国在奥普战争后未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的外交失败[25]。拿破仑三世相信他会赢得与普鲁士的冲突。他的宫廷中的许多人，例如欧仁妮皇后，也希望通过一场胜利的战争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问题，恢复法国在欧洲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并确保波拿巴家族的长期存续。1870年5月8日举行的全国公民投票结果压倒性地支持了皇帝的国内议程，给人的印像是该政权在政治上很受欢迎，并且有能力对抗普鲁士。在公民投票的几天内，法国的和平主义外交部长拿破仑，达鲁伯爵被普鲁士的激烈反对者阿格诺尔取代，他于1866年担任法国驻奥地利大使，广告主张与普鲁士建立奥法军事联盟。拿破仑三世日益恶化的健康问题使他越来越无法控制欧仁妮皇后、格拉蒙和其他被统称为“马穆鲁克”的鹰派成员。对于俾斯麦来说，格拉蒙的提名被视为“一种高度好战的症状”[26]。
1870年7月13日的埃姆斯电报对法国公众舆论产生的影响正是俾斯麦所期望的。俾斯麦后来写道：“这段文字在高卢公牛身上产生了一面红旗的效果”。法国外交部长格拉蒙宣称，他觉得“自己刚刚挨了一记耳光”。议会中的君主主义者领袖阿道夫·梯也尔发表了温和的言论，认为法国已赢得了外交战，没有战争的理由。但他被称为叛徒和普鲁士人的呼声淹没了。拿破仑的新任总理埃米尔·奥利维尔宣布，法国已尽其所能以人道和光荣的方式阻止战争，他“以轻松的心情”接受了责任。15,000-20,000人手持旗帜和爱国旗帜，在巴黎街头游行，要求战争。法国于7月15日早些时候下令动员。在收到法国动员的消息后，北德意志邦联在7月15日至16日晚上进行了动员[27]，巴伐利亚和巴登在7月16日和符腾堡在7月17日也进行了动员[27]。1870年7月19日，法国人向普鲁士政府发出战争宣言[28]，德国南部各州立即站在普鲁士一边[24]。 因为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没有与其他列强结盟的记录，几乎没有盟友在普法的冲突中参战。法国高层原本的预估只有胜利，正如法国外交部长格拉蒙所说，这是“法国引诱警惕的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和丹麦人加入法方阵营的唯一途径”。他根本没有考虑拉拢俄罗斯站在法国一边，因为俄罗斯意图取消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根据1856年签订的《巴黎条约》中对俄罗斯黑海建造海军的限制作为其帮助法国的先决条件。但法国还没有准备好同意这一请求，“波拿巴不敢侵犯《巴黎条约》：现在发生的事情越糟糕，过去的遗产就越珍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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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由大约426,000名士兵组成，其中一些是正规军，另一些是应征入伍者，他们在1869年3月之前通过投票选出并服役了相对较长的七年。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征服阿尔及利亚、法奥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中的退伍军人。然而在四年前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七周战争之后，据计算，由于需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殖民地驻军，法国军队只能派出288,000人来对抗普鲁士军队，而打完整场战争可能需要100万人[30]。在阿道夫·尼埃尔元帅的领导下，进行了紧急改革。普遍征兵和更短的服役期增加了预备役人员的数量，他们将把军队扩大到计划动员的800,000人。那些因任何原因没有被征召入伍的人将被编入流动役（Garde Mobile），这批部队名义兵力为400,000人。然而这些改革尚未完全实施，普法战争就爆发了。预备役人员的动员混乱，导致大量散兵游勇，而前卫机动部队通常未经训练且经常叛变[31]。
法国步兵配备了后膛装填的沙塞波特步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枪支之一，法国库存中有1,037,555支。使用橡胶密封圈和较小的子弹，沙塞波特步枪的最大有效射程约为1,500米（4,900英尺），并且重新装弹时间很短[32]。法国的战术强调在堑壕战风格的战斗中使用沙塞波特步枪进行防御——即所谓的feu de bataillon[33]。火炮装备有膛线、前膛装的拉赫特炮 （La Hitte）[34]。军队还拥有机关枪的前身：米特留斯排放枪，它可以释放强大的集中火力，但射程不足，而且相对固定，因此很容易被反制。米特留斯排放枪安装在炮架上，并以与大炮类似的方式分组在弹药箱中[32]。
这支军队名义上由拿破仑三世领导，实际由元帅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和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指挥[35]。但是这支部队并没有事先安排好的战争计划[19]。
德国军队由普鲁士王国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和南德意志各州组成，根据1866年7月26日尼科尔斯堡和约的初步设置秘密条款[36]，并在1866年8月23日的布拉格条约中正式化[37]。
各个军队的招募和组织几乎相同，并且基于每年征兵的概念，这些人然后在常规团中服役一段固定期限，然后被转移到预备队[38]。这一过程得出的理论和平时期兵力为382,000人，战时兵力约为1,189,000人[39]。
德国的战术强调像坎尼这样的包围战，并尽可能使用火炮进攻。普鲁士步兵不是以纵队或线队形式前进，而是以更难被炮兵或法国防御火力瞄准的小团体移动[39]。可用的士兵数量之多使得大规模包围和摧毁法国编队相对容易[40]。
军队配备了德赖斯针枪，该枪因其在克尼格里茨战役中的使用而闻名，此时距离其最早投入使用已超过25年[32]。步枪的射程只有600m，并且缺少允许瞄准射击的橡胶后膛密封件[41]。著名的克虏伯6磅炮（尽管枪被称为6磅炮，但实际为6公斤，膛线技术使火炮能够以相同口径发射两倍重量的弹丸）的钢后膛弥补了针枪的不足，普鲁士炮兵得以连发射、装载大炮[42]。克虏伯火炮发射接触引爆的炮弹，其射程比法国青铜炮口装填炮的射程更远，射速更高，而后者依赖于错误的时间引信[43]。
普鲁士军队由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领导的总参谋部指挥。总参谋部自1810年代的军事改革开始设立，普鲁士军队是欧洲唯一拥有此类组织的军队，其目的是在和平时期制定整体战争战略，在战时指导作战行动并组织后勤和通信[44]。总参谋部的军官是从普鲁士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中挑选出来的。毛奇积极采用新技术，特别是铁路和电报，以协调和加速大规模部队的动员[45]。
1870年7月28日，拿破仑三世离开巴黎前往梅斯，并担任新命名的莱茵集团军的指挥官，该集团军约有202,448人，人员预计将随着法国动员的进展而增长[46]。麦克马洪元帅在维桑堡附近指挥第一军（4个步兵师），弗朗索瓦·坎罗贝尔元帅将第六军（4个步兵师）带到法国北部的马恩河畔沙隆作为预备队，以防止普鲁士通过比利时推进[47]。
已故的尼埃尔元帅制定的战前计划要求法军从蒂永维尔向特里尔和普鲁士莱茵兰发起猛烈进攻。该计划被夏尔·弗罗萨德将军和巴特勒米·勒布伦将军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一项防御计划，该计划要求莱茵集团军在德国边境附近保持防御态势并击退普鲁士的任何进攻。由于奥地利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预计将加入对普鲁士的复仇战争，第一集团军将入侵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并与奥匈帝国军队一起“解放”德国南部的四个邦国。第六集团军将根据需要增援任何一支军队[48]。
不幸的是，对于弗罗萨德的计划，普鲁士军队的动员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奥匈帝国在普奥战争中被普鲁士击败后仍然感到不安，他们小心翼翼地表示，只有在南德人积极看待法国人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站在法国一边。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四个德国南部国家已经向普鲁士伸出援手，并正在动员他们的军队对抗法国[49]。
| “ | 〔法军〕泰然自若地进城，仿佛在沙隆的营地里训练。 | ” |
| ——杰弗里·瓦罗，《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征服法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 ||
拿破仑三世承受着巨大的国内压力，要求在毛奇的全部力量动员和部署之前发动进攻。弗罗萨德部队的侦察只发现了守卫边境城镇萨尔布吕肯的普鲁士第16步兵师，就在整个莱茵集团军之前。因此7月31日，陆军向萨尔河进发，占领了萨尔布吕肯[50]。
弗罗萨德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和巴赞元帅的第三集团军于8月2日越过德国边境，开始从萨尔布吕肯镇迫使普鲁士第16步兵师的第40团进行一系列直接攻击。沙塞波特步枪证明了它对针管步枪的价值，法国步枪兵在萨尔布吕肯周围的小规模冲突中经常超过他们的普鲁士对手。然而普鲁士人顽强抵抗，法军伤亡86人，而普鲁士人伤亡83人。萨尔布吕肯也被证明是物流方面的主要障碍。那里只有一条铁路通往德国腹地，但可以很容易地由一支部队防守，该地区唯一的河流系统沿着边境而不是内陆流动[51]。虽然法国人称赞入侵是向莱茵兰和后来的柏林迈出的第一步，但埃德蒙·勒伯夫将军和拿破仑三世却从外国新闻来源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报告，即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军队除了北部的部队外，有东南方向的部队集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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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确实在该地区集结了三支军队，编制如下[53]：
| “ | 边境上征服的大军不会因雄辩而止步。 | ” |
| ——奥托·冯·俾斯麦，1867年9月24日在北德意志邦联议会的演讲 | ||
从被俘的普鲁士士兵和当地警察局长那里得知，普鲁士王储的第三集团军距离莱茵河小镇维桑堡附近的萨尔布吕肯以北仅30英里（48公里），勒伯夫将军和拿破仑三世决定撤退到防御阵地。弗罗萨德将军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匆忙将他在萨尔布吕肯的莱茵集团军部队撤回河对岸的斯皮什伦和福尔巴赫[54]。
现在离维桑堡最近的麦克马洪元帅将他的四个师展开20英里（32公里）以应对任何普鲁士-巴伐利亚军队的入侵。这个组织是由于缺乏补给，迫使每个师从农村和本应为他们提供给养的军队供应部门的代表那里寻找食物和草料。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第一师指挥官奥古斯特-亚历山大杜克罗将军的行为。他在8月1日告诉第2师指挥官阿贝尔·杜埃将军，“我收到的消息让我认为，敌人在他的前哨附近没有可观的兵力，并且没有发动进攻的意愿”。两天后，他告诉麦克马洪，他没有找到“一个敌方哨所……在我看来，巴伐利亚人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55]。尽管杜克罗对德军进攻的可能性不以为然，麦克马洪还是试图警告他的其他三名师长，但没有成功[56]。
普法战争的第一次行动发生在1870年8月4日。在这场战斗中，杜埃率领的第一军将在无人支援的部队和一些被派驻守望边界的附属骑兵部队驻扎在维桑堡。德国第三集团军以压倒性的兵力和不协调的方式向发动了进攻。一个巴伐利亚军和两个普鲁士军进行冲锋，并得到普鲁士炮兵的协助，他们在城市防御上炸开了一个洞。阿贝尔·杜埃最初占据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位置，这要归功于沙塞波特步枪精确的远程快速射击，但他的兵力太薄弱了，无法保持住优势。杜埃在傍晚时分因为身边的一个师连队炮台的沉箱爆炸而被炸死。普鲁士人对该镇的包围随后威胁了法国撤退的道路[57]。
镇内的战斗变得异常激烈，变成了挨家挨户的生存之战。尽管普鲁士步兵不断进攻，第2师的士兵仍坚守阵地。维桑堡的民众终于向德国人投降了。没有投降的法军向西撤退，留下了1000名死伤者和1000名俘虏以及所有剩余弹药[58]。普鲁士军队的最后一次进攻也导致了约1000人伤亡。德国骑兵随后未能追击法国人并与他们失去联系。进攻方最初在人数上占优势，部署范围广泛，很有可能被包围，但法国沙塞波特步枪的火力对步兵的攻击造成了巨大损失，直到法国步兵遭到普鲁士火炮的广泛轰炸局势才得以逆转[59]。
8月5日的斯皮什伦战役是法国三场重大失败中的第二场。毛奇原本计划将巴赞的军队留在萨尔河上，直到他可以用第二集团军在前面，第一集团军在左翼进攻，而第三集团军向后方靠近。年迈的冯·施泰恩梅茨将军采取了一个过分热心的、计划外的行动，带领第一集团军从他在摩泽尔河的阵地向南。他直奔斯皮切伦镇，在此过程中将腓特烈·卡尔与他的前锋骑兵部队隔开[60]。
在法国方面，维桑堡灾难后的计划变得至关重要。勒伯夫将军气得通红，打算对萨尔发动攻势，以弥补他们的损失。然而下一次遭遇的计划更多地基于正在展开的事件的现实，而不是情感或自豪感，因为沃尔夫警长告诉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萨尔之外的补给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国军队将采取防御阵地，以防御所有可能的攻击点，但这也使军队无法相互支持[61]。
当麦克马洪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在沃尔特战役中与德国第三集团军交战时，施泰恩梅茨领导的德国第一集团军从萨尔布吕肯向西推进。普鲁士的腓特烈·卡尔亲王率领的德国第2集团军群巡逻队在斯皮什伦镇以南的一个遥远高原上发现了附近的诱饵火力和弗罗萨德的军队，并将其视为弗罗萨德撤退的迹象。再次无视毛奇的计划，两支德国军队袭击了弗罗萨德的法国第二集团军，该集团军设在斯皮什伦和福尔巴赫之间[62]。
在战斗开始时，法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德国的数量优势，因为德国第二集团军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弗罗萨德将迎面而来的攻击仅仅视为小规模冲突，并没有要求其他部队提供额外支援。等到他意识到自己在对抗什么样的势力时，已经太迟了。弗罗萨德和巴赞下的预备队之间的通信严重缺陷，以至于当预备队接到命令转移到斯皮什伦时，来自第1和第2集团军的德国士兵已经冲上高地。由于预备队尚未到达，弗罗萨德错误地认为他处于被包抄的严重危险中，因为在福尔巴赫发现了冯·格鲁姆将军率领的德国士兵[63]。他没有继续守住高地，而是在黄昏后的战斗结束时向南撤退。由于沙塞波特步枪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德国人的伤亡人数相对较高。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时，他们大吃一惊——弗罗萨德已经放弃了他在高地的位置[64]。
8月6日，两军在距离维桑堡约16公里的弗勒什维莱尔镇的沃尔特附近再次发生冲突，沃尔特战役开始。普鲁士王储的第三集团军在其参谋长冯·布卢门塔尔将军的迅速反应下，召集了增援部队，使其兵力达到140,000人。法军逐渐得到增援，他们的兵力只有35,000人。尽管人数远远超过法国人，但法国人在弗勒什维莱尔城外捍卫了自己的阵地。到下午，德国人遭受了约10,500人死亡或受伤，法国人损失了相似数量的伤亡人数，另外还有一个俘虏9200人，损失约50%。德国人占领了位于法国防线中心山顶上的弗罗施维勒。由于失去了胜利的希望并面临一场大屠杀，法军脱离接触，向西向比奇和萨维尔撤退，希望在孚日山脉的另一边与法军会合。德军第三集团军没有追击法军，而是留在阿尔萨斯，缓慢向南移动，攻击并摧毁了附近的法军驻军部队[65]。
在边境战败后，大约160,000名法国士兵被围困在梅斯要塞。8月15日下令从梅斯撤退以在沙隆与法国军队会合，并被奥斯卡·冯·布卢门撒尔少校领导的普鲁士骑兵巡逻队发现[66]。第二天，一支由康斯坦丁·冯·阿尔文斯莱本将军率领的第3军（隶属第二集团军）的30,000人组成的普鲁士军队在马斯拉图尔以东的维永维尔附近发现了法国军队。尽管敌我交换比是四比一，第三集团军还是发起了一次冒险的进攻。法军被击溃，第3军占领了维翁维尔，阻止了任何进一步向西逃跑的企图。一旦被阻止撤退，梅斯要塞的法国人别无选择，只能进行一场战斗，这将是西欧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交战。战斗很快爆发，普鲁士第3军被不断的骑兵冲锋击溃，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士兵。德国官方历史记录了15,780人伤亡，法国人伤亡13,761人，事后德军指挥官康斯坦丁·冯·阿尔文斯莱本将军后因过高的伤亡比而受到了批评[67]。
8月16日，法国人有机会扫除普鲁士的关键防御并逃脱。两个普鲁士集团军袭击了法国前卫，认为这是法国默兹军队撤退的后卫。尽管有这个误判，普鲁士的两个集团军一整天都控制了整个法国军队。普鲁士人以5比1的优势战胜了法国人的优柔寡断，法国人失去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68]。
格拉沃洛特战役（8月18日），是普法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战役。它在梅斯以西约6英里（9.7公里）处进行了战斗，前一天，普鲁士人在马尔拉图尔战役中拦截了法国军队向西撤退，现在正在逼近以完成对法国军队。在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毛奇伯爵的领导下，德军联合部队是北德意志联邦的普鲁士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约有210个步兵营、133个骑兵中队和732门重炮，共计188,332名官兵。由弗朗索瓦-阿奇尔·巴赞元帅指挥的法军莱茵集团军，约有183个步兵营、104个骑兵中队，由520门重炮支持，共计112,800名官兵，沿高地开挖，南侧左翼在罗泽里约勒，北右翼在圣普里瓦。
8月18日，战斗在08:00时开始，毛奇命令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向法国阵地发起进攻。法国人在战壕和步枪坑中挖掘，他们的大炮和他们的米特留斯排放枪在隐蔽的位置。在炮火的支持下，施泰恩梅茨的第7和8军在曼斯峡谷发动了攻击，所有这些都被法国步枪和米特留斯排放枪火力击败，迫使两个德国军撤退到雷松维尔。普鲁士近卫第1步兵师袭击了法军控制的圣普里瓦，并被来自步枪坑和战壕的法军火力压制。腓特烈·卡尔亲王领导下的第二集团军用它的火炮粉碎了法国在圣普里瓦的阵地。他的第12军攻占了朗库尔镇，并帮助卫队征服了圣普里瓦，而爱德华·冯·弗兰塞基的第2军则挺进了摩泽尔河河谷。战斗于22:00平息。
第二天早上，莱茵河的法国军队撤退到梅斯，在那里他们被围困并在两个月后被迫投降。在8月18日的战斗中，共有20,163名德军士兵在行动中阵亡、受伤或失踪。法军阵亡和受伤人数为7,855人，还有4,420名被俘（其中一半受伤），共计12,2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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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巴赞元帅的莱茵集团军在格拉维洛特被击败，法国人撤退到梅斯，在那里他们被德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150,000多名士兵包围。巴赞指挥下的军队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历史学家对其指挥官的无数批评。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的做的是出台关于卫生和纪律的命令，以及玩多米诺骨牌[69]。巴赞出人意料的不作为让毛奇松了一口气，他现在有时间改善他在梅斯周围的补给并加强对麦克马洪的追捕[70]。此时，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组成了新的法国沙隆集团军，前往梅斯营救巴赞。拿破仑三世亲自率领军队，麦克马洪元帅同时参加。沙隆军向东北进军比利时边境以避开普鲁士人，然后向南进攻与巴赞会合。毛奇离开了包围梅斯的普鲁士第一和第二集团军，除了三个集团军在萨克森王储领导下组成默兹集团军。8月30日，毛奇带着这支军队和普鲁士第三集团军向北进军，在博蒙特追上了法国人。经过一场激战，令法国人损失了5000人和40门大炮，法国人向色当撤退。在镇上进行改革后，沙隆军立即被汇合的普鲁士军队孤立了。拿破仑三世命令军队立即突围。由于麦克马洪在前一天受伤，奥古斯特·杜克罗将军在战场上指挥了法国军队。
1870年9月1日，拥有202个步兵营、80个骑兵中队和564门火炮的沙隆集团军开始进攻，和默兹集团军攻击周围的普鲁士第三集团军，共计222个步兵营、186个骑兵中队和774门火炮。法国第五军预备役指挥官德温普芬将军希望对普鲁士第11军发起步兵和骑兵联合攻击。但是到了11:00，普鲁士大炮对法军造成了伤亡，同时更多的普鲁士军队抵达战场。事实证明，在包围条件下的战斗对法国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的前线被三边的炮火贯穿始终。由让-奥古斯特·玛格丽特将军指挥的法国骑兵对附近的普鲁士第11军集中的弗洛因村发动了三场绝望的袭击。玛格丽特在第一次冲锋时受了致命伤，4天后死亡，另外两次冲锋只造成了重大损失。到一天结束时，拿破仑三世看到没有取胜的希望，取消了袭击。法军阵亡或受伤超过17,000人，其中21,000人被俘。普鲁士人报告他们的损失为2,320人被杀，5,980人受伤，700人被俘或失踪。次日，即9月2日，拿破仑三世投降并与他的104,000名士兵被俘。这对普鲁士人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因为他们不仅俘虏了整个法国军队，而且还俘虏了法国的领导人。法国人在色当的战败决定了战争对普鲁士有利。一支法国军队现在被困在梅斯并被围攻，没有其他部队驻扎在法国领土上以防止德国入侵。尽管如此战争仍将继续[71]。
巴赞，一位著名的波拿巴主义者，此时让自己被幻想在法国担任政治角色的计划所迷惑。提出了非常规的军事计划，德国人将允许巴赞指挥下的军队从梅斯要塞撤退到法国南部[72]，直到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消灭政治篡位者并取得在巴赞军队的支持下，为合法的帝国当局腾出空间。即使忽略道德问题和潜在的公众抗议，这个计划似乎也完全不现实。俾斯麦和毛奇对巴赞提出的“合作”反对“共和主义威胁”的提议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德国媒体无疑是在俾斯麦的怂恿下广泛报道了这个话题，并报道了巴赞谈判的细节。法国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只能保持沉默。巴赞与谁谈判-仍然引起历史学家的质疑。“十年来，法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是俾斯麦的代理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小丑更有道理”[73]。毫无疑问，巴赞指挥官出于政治动机的行动导致了梅斯被包围的军队的被动，不仅导致了这支军队的失败，而且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失败。巴赞的军队于10月26日投降。整个军团一共142,000人投降，普鲁士人由此缴获了位于梅斯的大量军事装备。战后，巴赞元帅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定有罪。
| “ | 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德国的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 | ” |
|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1871） | ||
当拿破仑三世和80,000人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时，第二帝国在巴黎的一场民众起义中被推翻，这迫使路易·朱尔·特罗胥、朱尔·法夫尔和莱昂·甘必大于9月4日在巴黎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和第三共和国，新政府自称为国防政府[74]。德国在色当获胜后，大部分法国常备军要么被围困在梅斯，要么被德国人俘虏，他们希望停战并结束战争。俾斯麦希望早日实现和平，但很难找到一个合法的法国当局进行谈判。国防政府没有选举权，皇帝被俘虏，皇后被流放，但在法律上没有退位，军队仍受效忠于已解散的帝国政权的誓言约束[75]。
显然，普鲁士的意图是削弱法国在国外的政治地位。法国新当局的防御立场，向德国提供了光荣和平和战争费用的报销，普鲁士认为它具有侵略性，拒绝了兼并法国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的一部分的要求。这一政策对俾斯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法国当局的合法性问题在欧洲媒体上得到了积极的讨论，普鲁士为了吞并和赔偿而继续战争的侵略立场对一些人来说是程度了解。只有美国和西班牙在宣布后立即承认新的国防政府，其他国家有一段时间拒绝这样做。在1851年政变之后，合法性问题对法国来说相当奇怪。
简而言之，俾斯麦将这位臃肿、疲惫的皇帝吊在共和国头上，称拿破仑三世为“法国的合法统治者”，并将甘必大的新共和国斥为“un coup de parti”——“党派政变”，以此来削弱国防政府的合法性[71]。
德国人希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当共和政府愿意接受战争赔偿或将非洲或东南亚的殖民地割让给普鲁士时，法夫尔代表国防政府于9月6日宣布法国不会“放弃其领土的一寸，也不会放弃其堡垒的石头”[76]。共和国随后再次宣战，呼吁在全国各地招募新兵，并承诺以一种反抗的方式将德国军队赶出法国[77]。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不得不继续战争，但无法在其附近压制任何适当的军事反对力量。由于大部分剩余的法国军队正在巴黎附近进行挖掘，德国领导人决定通过攻击巴黎来向敌人施加压力。到9月15日，德军抵达巴黎郊区，毛奇下令对该市进行封锁。9月19日，德国人包围了巴黎，并在梅斯建立了封锁，于9月20日完成了包围。俾斯麦于9月18日在费里耶尔城堡会见了法夫尔，并要求新的边界不受法国未来报复性战争的影响，其中包括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部分摩泽尔省，其中梅斯是首府。作为法国人选举国民议会的停战协议的回报，俾斯麦要求斯特拉斯堡和要塞城市图尔投降。为了让物资进入巴黎，必须移交其中一个外围堡垒。法夫尔不知道俾斯麦提出这种勒索要求的真正目的是在德国西部新边境建立持久和平，最好是在法国公众舆论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与友好政府达成和平。一个坚不可摧的军事边界是他的次要选择，只有德国方面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才会青睐[78]。
战争开始时，欧洲舆论非常认可德国人；许多意大利人试图在普鲁士驻佛罗伦萨大使馆报名成为志愿者，一名普鲁士外交官访问了卡普雷拉的朱塞佩·加里波第。俾斯麦要求法国放弃对阿尔萨斯的主权，这在意大利引起了这种情绪的巨大转变，加里波第在巴黎革命后不久的反应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在1870年9月7日对热那亚的《运动》（Movimento）杂志说：“昨天我说过你：向波拿巴开战。今天我要对你说：用一切手段拯救法兰西共和国。”[79]加里波第前往法国并担任孚日军团的指挥官，他在第戎周围作战直到最后的战争。在共和党人物甘必大的领导下，部分政府（代表团）在图尔的积极行动导致了形式上的重大成功组建一支新军。成立了11个新集团军——第16-26号。“这些兵团中的3个直到1月底才准备好，当时休战已经结束，但是8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在前线的持续战斗中，一支新的群众军队被创建。编队的平均成功相当于每天6000名步兵。尽管军事工业和仓库主要集中在巴黎，而且该省的一切都必须重新进行即兴创作，但还是取得了成功。该省重新建立了许多军事工业部门，补给了法军的武器、营地、制服、弹药、设备、辎重。与国外市场的自由交流带来了显著的好处：可以在国外市场上进行大量采购-主要是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市场，甘必大在4个月内制造的火炮——238个炮台——比法国的火炮大一倍半，技术上更加先进[80]。
普法战争帝国时期（开战至拿破仑投降）的战斗是在德国人的军力双倍优势下进行的，而共和时期的战斗是在法国人的双倍甚至三倍优势下进行的。虽然法国人在战争期间将兵力增加了两倍多，但德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兵力。北德意志邦联在8月动员的888,000人的数量在3.5个月后仅增加了2%，而到战争结束时，也即六个月后仅增加了15%，这甚至无法弥补所遭受的损失。1870年的普鲁士完全没有意识到永久动员的狂热活动。法方的兵力增加了200%，而他们的部队数量则保持不变，在前线造成了一场危机（1870年11月）[81]。只有转移大量参与围攻梅斯要塞的德军，德国人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普鲁士军队于1870年9月19日开始围攻巴黎。面对封锁，法国新政府呼吁在法国各省建立数支大型军队。这些新的部队将向巴黎进发，同时从各个方向攻击那里的德军。武装的法国平民将组建一支游击队——所谓的流动役——以攻击德国补给线。
俾斯麦是轰炸这座城市的积极支持者。他试图尽快结束战争，非常担心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因为他自己称之为“中立国的干预”。因此，俾斯麦不顾军事指挥部的所有反对，不断积极地坚持早日开始轰炸。指挥围攻的冯·布卢门塔尔出于道德原因反对轰炸。在这方面，他得到了王储和毛奇等其他高级军事人物的支持。然而在1月份，德国人还是向这座城市发射了大约12,000发炮弹（每天300-400发）[82]。
作为共和政府特使从巴黎派出的莱昂·甘贝大驾驶着一个气球飞越德国防线，气球里装满了该市煤气厂的煤气，并组织了卢瓦尔集团军的招募工作。关于所谓的德国“灭绝”计划的谣言激怒了法国，并加强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几周之内，五支总兵力超过500,000人的新军队被征召入伍[83]。
德国人将部分部队派往法国各省，以在新的法国军队成为威胁之前发现、攻击和驱散他们。德国人没有准备好占领整个法国。10月10日，德国和法国共和军在奥尔良附近开始了敌对行动。起初德国人取得了胜利，但法国人在11月9日的库尔米耶尔战役中吸引了增援部队并击败了巴伐利亚军队。梅斯投降后，10万多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德军加入了德国“南方军”。法军于12月4日被迫放弃奥尔良，并最终在勒芒战役（1月10日至12日）中被击败。在巴黎北部作战的第二支法国军队在亚眠战役（11月27日）、巴波姆战役（1871年1月3日）和圣康坦战役（1月13日）中被击退[84]。
在卢瓦尔集团军战败后，甘必大转向费代尔贝将军的北方集团军[85]。军队在汉姆、拉哈卢和亚眠等城镇取得了几次小胜利，并受到法国北部要塞带的保护，使法德赫贝的人能够对孤立的普鲁士部队发动快速攻击，然后撤退到要塞后面。尽管进入了里尔的军备工厂，北方军却遭遇了严重的补给困难，士气低落。1871年1月，甘必大强迫法德赫贝将他的军队开出要塞，与普鲁士人展开公开战斗。由于士气低落、补给问题、恶劣的冬季天气和部队素质低下，军队被严重削弱，而费德赫贝将军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指挥，这是他在西非数十年征战疆场的结果。在圣康坦战役中，北方集团军大败而散，数以千计的士兵被普鲁士押解到东方[86]。
在卢瓦尔河的法国军队被摧毁后，卢瓦尔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聚集在法国东部，组建了由查尔斯-丹尼斯布尔巴基将军指挥的东方军队。在最后一次尝试切断法国东北部的德国补给线时，布尔巴基的军队向北进军，攻击普鲁士对贝尔福的围攻并解救守军。
法国军队具有显著优势（11万士兵对4万人）。法军的攻势出乎德军的意料，而且开始得相当成功。到1871年1月中旬，法国人已经到达了距离被围困的贝尔福要塞仅几公里的利塞纳河。
在利萨因河战役中，布尔巴基的手下未能突破由奥古斯特·冯·韦德尔将军指挥的德军防线。冯·曼托菲尔将军率领德国“南方军”，随后将布尔巴基的军队驱赶到瑞士边境附近的山区。布尔巴基试图自杀，但未能造成致命伤[87]。面对全军覆没，最后一支完整的87,000名法国军队（现在由贾斯汀·克林尚将军指挥）[88]越过边界，在蓬塔利耶附近被中立的瑞士人解除武装并拘留（2月1日）。
被围困的贝尔福要塞继续抵抗，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击退了德国人在1月27日夺取要塞的企图，这在这场顽固而不幸的战役中为法国人提供了一些安慰。
战争开始时，法国政府下令封锁北德海岸，只有五艘铁甲舰和各种小型船只的小型北德邦联海军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最大的三艘铁甲舰因发动机故障而停止服役。只有炮塔船阿米尼乌斯号（SMS Arminius）可以进行操作。当发动机维修完成时，法国舰队已经出发了[89]。由于巴黎规划者的重大疏忽，封锁被证明只是部分成功。本应为战争做好准备的预备役人员正在纽芬兰渔业或苏格兰工作。7月24日，只有470艘法国海军的一部分出海。不久之后，法国海军的煤炭短缺，每天需要200短吨（180吨），而舰队的燃料舱容量仅为250短吨（230吨）。对威廉港的封锁失败，关于在波罗的海行动或返回法国的命令相互矛盾，使法国海军的努力徒劳无功。由于ducharbon的问题，发现一个封锁跑者变得不受欢迎；追击普鲁士舰船很快耗尽了法国舰船的煤炭储备[90][91]。但海军行动仅部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法国指挥部冒着与英国发生政治纠纷的风险。这阻止了法国指挥部试图中断在英国国旗下的德国贸易[92]。尽管封锁措施有限，但仍给德国贸易造成了明显困难。“实际俘获的德国船只有八十艘”[93]。
为了减轻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预期攻击压力，拿破仑三世和法国高级指挥部计划在战争开始后立即从海上入侵德国北部。法国人预计这次入侵会转移德国军队，并鼓励丹麦以其50,000人的军队和丹麦皇家海军参战。他们发现普鲁士最近在德国北部的大港口周围建立了防御工事，包括配备克虏伯重型火炮的海岸炮台，其射程为4,000码（3,700米），其射程是法国海军舰炮的两倍。法国海军缺乏重型火炮来参与海岸防御，而普鲁士海岸的地形使得对德国北部的海上入侵成为不可能[94]。
打算入侵德国北部的法国海军陆战队被派去增援沙隆的法国军队，并与拿破仑三世一起被俘虏在色当。在梅斯围城战和色当战役中俘获了大部分专业的法国军队后，军官短缺，导致海军军官从他们的船上被派去指挥匆忙集结的前卫机动预备役人员[95]。随着北海秋季风暴迫使更多法国船只返回，对德国北部港口的封锁减少，1870年9月，法国海军放弃了冬季封锁。其余的海军撤退到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并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留在港口[95]。
在欧洲以外，法国护卫舰杜布雷号（Dupleix）在日本长崎封锁了德国护卫舰赫尔塔号（SMS Hertha），1870年11月，普鲁士炮舰流星号（SMS Meteor）和法国舰只在古巴哈瓦那附近发生了哈瓦那海战[96][97]。
1871年1月26日，设在巴黎的国防政府与普鲁士人谈判停战。巴黎饥肠辘辘，甘必大的军队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中挣扎，法国外交部长法夫尔于1月24日前往凡尔赛与俾斯麦讨论和平条款。俾斯麦同意结束围攻并允许食品车队立即进入巴黎（包括载有数百万德国军队口粮的火车），条件是国防政府将巴黎以外的几个关键堡垒交给普鲁士人。没有堡垒，法国军队将无法再保卫巴黎。
尽管巴黎的舆论强烈反对向普鲁士人投降或让步，但政府意识到它无法再控制这座城市，而且甘必大的省军可能永远不会突破以解救巴黎。特罗胥总统于1月25日辞职，由法夫尔接任，两天后他在凡尔赛签署投降书，停战协定于午夜生效。
1月28日，在粮食和燃料供应耗尽后，巴黎守军投降，国民警卫队保留了武器，而德军占领了巴黎的部分堡垒，以防止恢复敌对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在该国东部的布尔巴基军队的作战地区，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法方在没有关于斗争结果的可靠消息的情况下，坚持将这一地区排除在停战之外，以期斗争取得圆满成功[98]。德国人没有阻止法国人。
多位消息人士称，在返回巴黎的马车上，法夫尔泪流满面，当巴黎周围的枪声在午夜寂静无声时，倒在女儿的怀里。在波尔多，甘必大于1月29日收到来自巴黎的消息，称政府已投降。愤怒的他拒绝投降。政府成员朱尔斯·西蒙于2月1日乘火车从巴黎抵达，与甘必大进行谈判。另一个由三名部长组成的小组于2月5日抵达波尔多，第二天甘必大下台，将省级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了国防政府，国防政府立即下令在法国全境停火。
| “ | 战略是权宜之计，它不仅仅是一门学术的学科。它是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生活的技能，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改进原有计划的思想模式。 | ” |
|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战略论》（Über Strategie，1871） | ||
德国对法国的快速胜利令中立的观察家们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预计法国会取得胜利，其中大多数人预计会打一场漫长的战争。直到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德国人所拥有的战略优势才在德国以外得到体现。其他国家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军事系统给德国人带来的优势，并采用了他们的许多创新，特别是总参谋部、普遍征兵和高度详细的动员系统[99]。
与传统的法国学派相比，毛奇开发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成立是为了研究普鲁士以前的行动并学会避免错误。该部还极大地增强了毛奇控制分布很广的超大阵型的能力[100]。总参谋长，实际上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独立于战争部长，只对君主负责[101]。法国总参谋部——以及其他所有欧洲军队的总参谋部——只不过是一线指挥官的助手集合[102]。这种混乱阻碍了法国指挥官控制其部队的能力。此外，普鲁士的军事教育体系优于法国模式；普鲁士参谋人员接受了训练，表现出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事实上这是正式毛奇所期望的。与此同时，法国人受到阻碍智力发展的教育和晋升制度的影响。根据军事历史学家达拉斯欧文的说法，
该系统几乎完全有效地将军队的脑力排除在参谋和高级指挥部之外。由此导致的高层缺乏情报可以归咎于法国军事政策的所有不可原谅的缺陷。[101]
1859年至1873年担任普鲁士战争部长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在1860年代对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有两项重大改革大大增强了德国的军事实力。第一个是整合正规军和国土防卫军预备队的军队重组。第二项规定是在动员时征召所有达到军龄的男性普鲁士人[103]。因此，尽管法国的人口比所有参加战争的德国北部国家的人口都多，但德国人却动员了更多的士兵参战。
在普法战争开始时，462,000名德国士兵集中在法国边境，而只能调动270,000名法国士兵面对他们，由于计划和管理不善，法国军队在开枪前损失了100,000名脱队者[31]。这部分是由于军队的和平时期组织。每个普鲁士集团军都驻扎在一个地区主要城市周围的军区（kreis，字面意思是“圆圈”）内[31]。预备役人员很少从他们的团的仓库住超过一天的路程。相比之下，法国集团军通常在远离他们的仓库的地方服役，而仓库又不在他们的士兵所在的法国地区。预备役人员经常面临几天的旅程向他们的仓库报到，然后再长途跋涉加入他们的团。大量预备役人员堵住火车站，徒劳地寻求口粮和命令[104]。
和平时期的准备工作加剧了这些差异的影响。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制定了详细的铁路系统动员计划，而这些计划又部分地根据总参谋部铁路部门的建议而制定。法国铁路系统与竞争公司完全是在商业压力下发展起来的，许多前往阿尔萨斯和洛林前线的旅程都涉及长途改道和列车之间的频繁换乘。没有对铁路进行军事控制的系统，军官们只是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征用了火车。铁路侧线和编组场挤满了满载的货车，没有人负责卸下它们或将它们引导到目的地[105]。
法国也遭受了过时的战术体系的困扰。尽管被称为“拿破仑战术”，但该系统是由安托万-亨利·若米尼在征俄期间发明的。被具有“神圣社会秩序”心态的死板贵族包围，乔米尼的制度同样僵化和僵化。他的系统以营为基石，简化了适用于整个军队的几种编队。他的系统很简单，但也只是强大到可以单向攻击。波旁王朝采用该系统是为了防止重蹈拿破仑一世返回法国的覆辙，而拿破仑三世在他上台后保留了该系统（因此它们与他的姓氏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普鲁士人并没有将营作为他们的基本战术单位，而且他们的系统更加灵活。连被编成纵队以并行攻击，而不仅只是作为一个同质的营大小的区块。并行攻击允许每个连选择自己的前进轴并充分利用本地掩护。它还允许普鲁士人以斜角射击，用步枪扫射法军战线。因此尽管普鲁士人的有较差的步枪，但他们用步枪射击造成的伤亡仍然比法国人多，德雷塞枪杀死了53,900名法国人（占他们战争伤亡人数的70%），而沙塞波特枪杀死了25,475名德国人（占他们战争伤亡人数的96%）。
应征入伍者二十岁入伍，如果属于步兵部队，则在此待三年，如果在炮兵或骑兵部队服役，则待四年。自 1858 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的德国总参谋长冯·毛奇元帅能够依靠一群他希望以高度专业精神和始终如一的技术准备为特征的军官，由此而产生了闻名后世的普鲁士军官团。毛奇努力确保这个精英团体（在普鲁士军队中以“半神”的定义而闻名）能够立即动员的需要的人员，并因此建立了一个单独的铁路部门，以便实现更多部队在各自的阵地尽可能容易地进行。
普鲁士军队的基地由陆军军团构成，该军团约有30,000人的武装，装备和组织起来，在需要时还可以作为一支小型军队作战。普鲁士军队由这些军中的13个军组成，每个军又分为两个步兵师。一个师由两个旅组成，分为两个团，每个团三个营，外加一个来自猎兵营、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例外的是普鲁士近卫军，它也有三个骑兵旅，第12萨克森皇家军，包括第12骑兵师和第25亚西亚师，它是第9军的一部分，也有不同的师结构（四个团和每个营两个营，外加火炮）。
国土防卫军（landwehr）也是普鲁士军队的一部分，它 1813年创建的境内民兵，随着1868年的改革，它实际上已成为军队的延伸，其部队的干部主要由正规军人员组成；在现有的147个营中，有121个在冲突期间投入了战斗。制服差异很大，许多士兵穿着典型的深蓝色束腰外衣，普鲁士人则戴着独特的钉状头盔。巴伐利亚以两个军为战争做出了贡献，符腾堡和巴登以独立的部队参加了战争。
尽管奥匈帝国和丹麦都希望为最近对普鲁士的军事失败报仇，但由于对法国缺乏信心，他们选择不干预战争。这些国家与法国没有记录在案的联盟，他们发动战争为时已晚。在普鲁士取得迅速而惊人的胜利之后，他们宁愿放弃任何完全干预战争的计划。拿破仑三世也未能与俄罗斯帝国和英国建立联盟，部分原因是普鲁士总理奥托·冯·俾斯麦的外交努力。俾斯麦通过承诺帮助恢复他的海军进入黑海和地中海的通道（被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条约切断）来收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同谋，而其他大国则不太受人追捧[106]。“抓住普法战争的干扰，俄罗斯于1870年11月开始重建其在黑海的海军基地，这明显违反了14年前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条约”[107]。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签署后，法国和俄罗斯开始了和解。“俾斯麦的错误估计没有在东方与俄罗斯建立联系，在西方进一步削弱法国，而是为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未来关系打开了大门。这种新关系的高潮最终将是1894年的法俄联盟，一个明确提到德国的感知威胁及其军事反应的联盟”[108]。
英国认为普鲁士在欧洲大陆的强大并没有错，但面对法国，英国却将其视为国际事务中的传统对手。1865年英国内阁首脑帕默斯顿勋爵写道：“当前的普鲁士太弱了，不真正和独立地采取行动。”
普法战争事件对未来四十年的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包括对总参谋部系统的需求、未来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以及炮兵和骑兵的战术使用。普鲁士人大胆使用火炮，在远距离压制法军火炮，然后在近距离直接支援步兵攻击，证明优于法国炮手采用的防御学说。同样，战争表明后膛装填加农炮优于前膛装填加农炮，正如1866年普奥战争对步枪所展示的那样。普鲁士的战术和设计在1914年被欧洲军队采用，以法国75炮为例，这是一种经过优化的火炮，可为前进的步兵提供直接火力支援。大多数欧洲军队忽视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证据，这表明装备新型无烟火药步枪的步兵可以在公开场合有效地与炮手交战。这迫使炮手使用间接火力在更远的范围内射击，通常是从掩体位置[109]。日俄战争中防御工事和防空洞的大量使用也极大地削弱了野战火炮的实用性，而野战火炮并不是为间接射击而设计的。
在马尔斯拉图尔战役中，由阿达尔伯特·冯·布雷多将军指挥的普鲁士第12骑兵旅对法国炮兵阵地进行了冲锋。这次袭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被称为“冯·布雷多的死亡之旅”，但仍然证明骑兵冲锋仍然可以在战场上占上风。由于精确的远程步枪射击、机枪和大炮，在1914年的战场上使用传统骑兵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布雷多的进攻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在冲锋前进行了一次异常有效的炮击[110]，以及掩盖了他接近的有利地形[111]。
第三个影响是对战壕概念及其局限性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内战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涉及到了战壕，而普鲁士的体系却压倒了法国使用类似战术的尝试。由于普鲁士的战术似乎使壕沟和长期进攻行动无效，美国内战的经历被视为一场滑膛枪战争（musket war），而不是步枪战争（rifle war）。许多欧洲军队因此相信进攻崇拜的可行性，并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步兵火力上的侵略性刺刀冲锋上。在1914年，这些将不必要地让人们暴露在炮火之下，而战壕将卷土重来。
德军总共向法国部署了33,101名军官和1,113,254名士兵，其中有1,046名军官和16,539名士兵阵亡。另有671名军官和10,050名士兵因伤死亡，战斗总死亡人数为28,306人。疾病导致207名军官和11,940名士兵死亡，伤寒占6,965人。4,009人失踪并被推定死亡；290人死于事故，29人自杀。失踪和被俘人员中有103名军官和10,026名男子。受伤人数为3,725名军官和86,007名男子[112]。
法国战斗死亡人数为77,000，其中41,000在行动中丧生，36,000因受伤而死亡。超过45,000人死于疾病。总死亡人数为138,871人，其中陆军136,540人，海军2,331人。伤者共计137,626人；陆军131,000人，海军6,526人。法国战俘人数为383,860人。此外90,192名法国士兵在瑞士被拘禁，6,300人在比利时被拘禁[112]。
普法战争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垮台而告结束，法国逾千年的君主制亦宣告结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建立由国民议会主导的议会共和政治。
普法停战的和约法兰克福条约极其苛刻：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省予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113][113]。而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登基成为德意志皇帝，宣告建立德意志帝国，他本人成为首任皇帝。遂告德意志统一，成为欧陆第一大国。
而在法国，则产生了强烈的复仇主义氛围。与过去在拿破仑战争和七年战争后，英国即使要求法国签订战败条约仍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除了失去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外，法国仍然可以在欧洲大陆维持主导地位。此条约中德国对法国极具羞辱，导致此后的共和政府一直希望再通过一场战争来重夺阿尔萨斯-洛林。[114][115]德法两国于这次战争中结怨，为日后两次世界大战埋下最初的伏笔。
根据停战协议，普鲁士军队于3月1日在巴黎举行了短暂的胜利阅兵式；这座城市一片寂静，笼罩着黑色，德国人迅速撤退。俾斯麦遵守停战协议，允许火车装载食物进入巴黎，并在法国同意支付50亿法郎战争赔款后全面撤军之前将普鲁士军队撤回到城市东部。根据人口比例，赔款与拿破仑在1807年对普鲁士施加的赔款完全相等。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集中在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大约200,000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因为此役离开了巴黎，流向乡村。
由于法国皇帝的投降导致法国一时间失去统一的政府，在短时间的混乱后成立的第三共和决定罢黜拿破仑三世继续抗战试图改变战局，因此拿破仑三世的投降失去代表性与军事意义，普军遂继续朝巴黎进攻。在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为了保卫巴黎，由资产阶级和保皇派联合组成的“国防政府”，巴黎市民也建立了194个营的国民自卫军，决定继续与普鲁士王国作战。人数达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这是一支与第三共和国对立的政治力量。1871年1月28日，法国第三共和国与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草签法兰克福条约。
3月18日，巴黎市民发动起义，仅仅一天占领了市政厅。法国政府迁往巴黎城郊的凡尔赛宫。3月26日，巴黎人民进行投票，选举产生了巴黎公社。5月10日，法国政府与普鲁士签署法兰克福条约，以割让与普鲁士接壤洛林和阿尔萨斯两省，并允许普鲁士占领法国东北部直到1873年9月。法国赔款50亿法郎的代价，换取普军从巴黎撤军和释放战争中被俘的十万法国战俘，这些战俘随即用于镇压巴黎公社。最后巴黎公社被法国政府消灭，成员大多被处决[116][117]。
法属阿尔及利亚发生了莫克拉尼起义，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该起义于1872年被镇压。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马提尼克岛也发生了奴隶后裔针对欧洲土地拥有者精英的骚乱，骚乱很快被驻扎在那里的武装部队镇压下去。战争的后果还包括驱逐。甚至在色当战役之前，法国政府就要求曾在巴黎和塞纳河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德国人在三天内离开法国。法律学者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Johann Caspar Bluntschli）尖锐批评了驱逐行动，因为从法律上讲，这场战争只是“国家及其军队之间的战斗”。据估计有80,000名德国人离开了法国。
普法战争期间宣布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是否继续存在，直到1875年似乎仍然不确定。巴黎公社遭到暴力镇压后，共和党左翼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继续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奥尔良派希望让波旁王朝的年轻血统重新夺回王位，而正统派则青睐老血统。 1871年8月31日，议会选举在镇压巴黎公社中发挥关键政治作用的阿道夫梯也尔为法国总统。然而，他与共和军的和解并没有受到保皇派阵营的欢迎。此外，梯也尔拒绝为恢复教皇国而运动。这让他在保守派圈子中赢得了更多的同情。1873年5月24日，他被议会多数票投票下台。随着总统的辞职，对于共和政体的反对者来说，道路似乎已经畅通无阻。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对查理十世的孙子亨利·德阿图瓦达成了一致。然而他公开反对保留三色旗，并希望恢复波旁王朝的白旗，但遭到议会拒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共和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终1875年1月30日，议会以353票对352票投票决定政体为共和制，由此彻底宣告君主制走下法国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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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奥地利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扰乱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权力平衡。德国已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专业的军队。尽管英国总体上仍然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但英国在19世纪后期对欧洲事务的参与有限，因为它专注于建立殖民帝国，这使得德国能够对欧洲大陆施加巨大的影响。德国的迅速崛起在世界范围内都引发了震撼，成为了后发国家希望效法的榜样，杨度在爱国救亡的《湖南少年歌》中写道：
区区小国普鲁士，
倏忽成为德意志。
儿童女子尽知兵，
一战巴黎遂称帝。
内合诸省成联邦，
外与群雄争领地。
普法战争导致民间社会对军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德国，军队现在被视为民族团结的得力助手。正如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所表达的对战争期间行动的批评未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许多军事规范和行为被纳入日常生活。甚至在学校里也培养了军事精神。与此同时，军方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级将领经常向政府提出进一步武装军队和预防性战争的要求。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每年9月2日的所谓色当日，以纪念色当战役和拿破仑三世的被俘。
法国的巨额赔款是威廉时代德国繁荣的触发因素之一。法国的付款给德国资本市场带来了额外的动力，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投资意愿。1871年至1873年间，德国大约创建了928家股份公司。铁路以及钢铁、煤炭和机械工程行业尤其受益。
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两个大国之间的几个重要关系而有所缓解[118]，例如王储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和腓特烈三世的婚姻。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德意志帝国变成了“一个披着带有封建成分的议会形式的军事专制政权，受资产阶级影响，以官僚为装饰，由警察守卫。[119]”事实上，许多历史学家会认为德国在1914年“逃入战争”是逃避俾斯麦在1870年秋天在凡尔赛宫制造的所有内部政治矛盾[120]。
在1866年的第三次独立战争后，意大利已整合除了罗马以外的所有领土。但是由于教宗在国际天主教世界中的地位，以及西欧其他天主教国家的阻挠，意大利政府对于罗马问题格外谨慎。由于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社会情况以及历史上长期和教宗的密切关系，法国以及拿破仑三世坚决反对意大利对教宗国的吞并，自1849年来法国就在罗马驻有一支数千人的军队。由于忌惮和法国交恶，意大利始终不敢收复罗马。1870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将驻守意大利的军队调回国，此时意大利舆论强烈要求政府收复罗马。9月，当色当战役法国惨败的消息传来后，意大利军队旋即围困了罗马，并在最后通牒被教宗庇护九世拒绝后攻入了城中。持续千年的教宗国最终被世俗化，教宗本人也沦为了“梵蒂冈囚徒”，罗马取代都灵成为了新国家的首都，意大利全境遂告统一。
战后法国国力衰弱。随着阿尔萨斯-洛林的割让，它遭受了数十万人的死伤，丢失了大部分以前的铁矿石供应，并失去了200万居民。 对于法国东部来说，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立即恢复正常。根据《凡尔赛条约》的约定，德国占领军暂时驻扎在19个省，直至支付所需的赔款。
法国军队的重建进展迅速：早在1871年12月，梯也尔总统就宣布他正在努力将军队规模增至60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毛奇于1872年开始准备对法国发动可能的预防性战争。然而俾斯麦拒绝了这样的计划，并坚持他在联盟政治上孤立法国的新方针。普法战争的失败导致了复仇主义在法国的诞生，其特点是对德国怀有深刻的苦毒、仇恨和报复的要求。这尤其体现在与德国进行另一场战争以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漫谈中[121][122]。它还导致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强调“在战争的必要性中受过戒备、自我参照的国家的理想”，这种意识形态在1880年代乔治·欧内斯特·布朗热将军等人物中得到了体现。强调失败的屈辱的画作需求量很大，例如阿尔方斯·德·诺伊维尔（Alphonse de Neuville）的画作[123]。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强制割让在多大程度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这个问题颇有争议。克里斯托夫·诺恩认为，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阻碍了1870/1871年战争反对者之间和解的可能性”。根据布雷姆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法国试图通过殖民夺取来补偿这两个省份的损失，俾斯麦也间接鼓励法国这样做。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又导致与英国的冲突加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莱昂·甘必大的口号“永远记得它，永远不要谈论它”（“Pensons-y toujours, n'en parlons jamais”）塑造了第三共和国与失去省份之间的关系。德国的吞并从未被完全忘记，因为许多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反抗德国人的统治，移民到巴黎，并于1871年8月在那里成立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协会。据朱莉娅·施罗达（Julia Schroda）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知名人士设法将收复失地重新纳入官方政治议程。法国政府高度重视收复失去的学校省份的努力。
失败的记忆和复仇的追求（révanchisme）是该国文学和政治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对实际的政治决策影响不大。复仇主义不是1914年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在1880年后就消失了。凯格说：“到1880年代，法德关系相对良好。[124]”法国公众对外交事务兴趣不大，法国精英舆论强烈反对与其更强大的邻国开战。精英们现在很平静，认为这是一个小问题。1880年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仍然是一个次要主题，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系统地淡化了这个问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使两地回归才成为法国的战争目标[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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