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利后采取的自救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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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治维新，是清朝后期时，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基础，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口号和目标先后分别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此运动自1861年—1895年，持续30余年，历经同治光绪二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所主导推动，在皇权之背景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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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全国规模之西方工业运动；自强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则带来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有助中国走上工业发展和科技发展之路。尽管该运动在清军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中彻底失败，事实上洋务运动受到了不少保守派的阻力以至于沦为形式，但是对清朝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与科学近代化，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1]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令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清朝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欧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时太平天国运动民变掀起，动摇政府统治根基。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执掌大权的两宫太后、奕䜣等人，认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世派”提出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摹习列强之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之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此等人因此被称为“洋务派”。
清咸丰十一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之，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在1861年3月11日设置中国首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后来成为推动自强运动的主要机构。另为了应对外通商事务，于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当地的对洋通商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后，总理衙门的作用渐减，几乎所有外交事务都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处理。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少有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3]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䜣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4]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5]
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6]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7]
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8]
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军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军和太平军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9]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话可以证明：[10]
“据吴健彰（上海道道尹）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11]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枪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 [12] [13]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
“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14]“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鲍超）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
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于湘乡于办团练于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于、 岳州于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15]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16]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的，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17]
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18]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船政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馀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副监督的容闳负责选召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19][20]电报开通后，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
洋务运动维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其重点项目北洋舰队覆没，洋务运动就此结束，最终失败。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21]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其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近代化。洋务派官员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学生在外国留学，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再加上经费受到皇室活动影响，进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例如光绪帝亲政后，帝师翁同龢（守旧人士）就相当反对洋务运动，对洋务经费更是苛刻，并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期间皇室活动的花费也很可观，例如同治帝、光绪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丧；慈禧皇太后寿辰修建颐和园等。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迳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付之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帐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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