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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採集者（英語：hunter-gatherer）也稱漁獵採集者，是指過着所有或大部分食物都是通過野外覓食（捕殺野生動物、捕魚和摘采野生植物可被消化的果實和莖葉）獲取的生活方式的人。狩獵採集社會與後來興起的農業社會形成對比，後者主要依靠種植作物和飼養被馴化的家畜和家禽來生產食物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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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剛果盆地的俾格米人狩獵採集者

狩獵採集（或簡稱「採獵」）的生存方式在本質上和自然界野生動物之間的掠食和齧食沒有差別，是原始人類適應大自然最早也最普遍的方式，至少佔據了人類演化史90%的篇幅[1]。但隨着從大概12000年前新石器時代開始的農業的興起，以耕作土地和馴養動物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定居文明開始在大約6000年前的亞洲兩河流域和黃河中下游、中美洲、南美安第斯等地區成規模出現，那些沒有隨之而變的狩獵採集者被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農業或畜牧業社會所征服、同化[2]或被邊緣化驅趕到荒野地區。在當代除了少數與世隔絕的未接觸部落外，只有很少數的社會或群體可以被歸類為狩獵採集者，但這些採獵者們除了覓食活動大多還輔以園藝或畜牧[3]，因此也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狩獵採集者。

與一種常見的誤解相反，大多數狩獵採集者都能吃飽喝足，並非時常挨餓[4]，而且因為飲食結構更加平衡多樣、運動更頻繁更全面，身體素質也更健康強健。農業社會最終壓倒狩獵採集社會所真正依賴的優勢是能夠更好利用現有土地的潛能，可以生產多餘食物儲存起來以應對荒年，並可以將一部分人口從食材供給的活動中解放出來從事其它專業事務，實現勞動分工的組織協作，從而促進知識、技術和文明的發展，特別是在軍事技術和組織方面取得絕對的戰略優勢。

考古證據

20世紀70年代，劉易斯·賓福德（英語：Lewis Binford）提出，早期人類是通過食腐而不是狩獵來獲取食物的[5]。舊石器時代初期的人類生活在森林和疏林中，這使得他們在食腐以外還能夠採集海產、雞蛋、堅果和果實。根據這一觀點，他們並沒有為了獲得肉類而獵殺大型動物，他們只是食用這些動物的屍體，這些動物要麼是被獵食者殺死，要麼就是自然死亡[6]。考古學和遺傳學數據表明，舊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的原始人群生存在樹木稀少的地區，分散在初級生產力高的地區，避免茂密的森林覆蓋。[7]

根據耐力跑假說，長跑作為一種用於窮追狩獵的方式，很可能是導致人類某些特徵進化的動力。這一假說並不一定與食腐假說相矛盾：兩種生存策略可能是順序使用的，交替使用的，甚至是同時使用的。

狩獵（捕食）和採集作為在野生雜食動物中十分普遍的一種生存策略，大概從180萬年前起由直立人採用，到20萬年前智人出現後採用。史前的狩獵採集者生活在由幾個家庭組成的群體中，這樣就形成了幾十個人的規模[8]。直到大約一萬年前的中石器時代末期，它一直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而在那之後，隨着新石器革命的傳播，這種生活方式才逐漸被取代。

從大約8萬到7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到晚期的過渡時期開始，一些狩獵採集者部落開始專門從事狩獵活動，他們專注於選擇狩獵數量較少的（通常塊頭較大的）獵物，收集較小的食物。這項工作的專門化還包括製作專門的工具，如漁網、鈎子和骨魚叉[9]。向後來新石器時代的過渡主要是由新興農業的空前發展所決定的。農業最早起源於12000年前的中東，也獨立起源於許多其他地區，包括東南亞、非洲部分地區、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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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圖：覓食/捕魚/狩獵/採集在世界範圍內的逐漸衰落[2]

在此期間，森林園藝在世界各地也被用作糧食生產系統。森林園藝起源於史前時期，位於叢林密佈的河岸和雨季濕潤的丘陵地帶。在家庭改善其直接環境的漸進過程中，有用的喬木和藤本植物物種得到了識別、保護和改善，而不需要的物種則被淘汰。最終，優良的引進物種被選擇並納入花園[10]。

許多群體繼續他們的狩獵採集生活方式，儘管他們的數量不斷下降，部分原因是由於不斷增長的農耕和畜牧社區的壓力。他們中的許多人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的乾旱地區或熱帶森林。以前的狩獵-採集者可以獲得的地區，持續被農耕者定居點侵佔。在隨之而來的土地使用競爭中，狩獵採集社會要麼接受農業，要麼遷移到其他地區。此外，賈里德·戴蒙德將此歸咎於野生食物尤其是動物資源的減少。例如，在北美和南美，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物種在更新世末期已經滅絕——根據戴蒙德的說法，這是由於人類的過度開發[11]，這是對那裏第四紀滅絕事件的幾種解釋之一。

隨着農業社會的數量和規模的增加，它們擴展到傳統上由狩獵採集人使用的土地上。這種以農業為主導的擴張過程導致了農業中心的第一種形式的政府的發展，如新月沃土、古印度、古代中國、奧爾梅克、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小北文明。

由於現在人類幾乎普遍依賴農業，極少的現代狩獵採集文化通常生活在不適合農業的地區。

考古學家可以使用石器工具等證據來追蹤狩獵採集者活動，包括流動性[12]。

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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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來自納米比亞的桑人男子，許多桑人依然是狩獵採集者
更多資訊：普世文化通則

居住地和人口

大多數狩獵採集者是游居民族或半游居民族，居住在臨時定居點。流動社區通常使用非永久性建築材料建造住所，或者（如果條件允許的話）使用天然岩石充當住所。

一些狩獵採集者，例如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土著居民以及雅庫特人，生活在資源豐富的環境中，從而得以定居或半定居。約1.4到1.03萬年前的奧西波夫卡文化（Osipovka culture）是最早的永久定居點之一[13]，他們生活在魚類豐富的環境中，得以整年都住在同一地方[14]。在所有已知的狩獵和採集者社會中，丘馬什人的人口密度最高，估計每平方英里21.6人，或每平方公里8.34人[15]。

社會與經濟結構

狩獵採集者傾向於擁有平等主義的社會風氣[16]，儘管定居的狩獵採集者（如北美洲西北沿岸的族群）是例外[17][18]。幾乎所有非洲的狩獵採集社會都是平等主義的，女性和男性基本上有着同樣的影響和權力[19]，例如，非洲南部的桑人或布須曼人的社會習俗極大地阻礙囤積和展示權威，並通過食物和商品的分享來促進經濟上的平等[20]。馬克思將這種經濟社會體系定義為原始共產主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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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分享

靈長類動物里與人類最接近的兩種動物之一黑猩猩的社會裏絕無平等，它們形成了等級制，通常由一名社群首領主導。這與人類狩獵採集者的反差如此之大，以至於古人類學家普遍認為，對被統治的抵制是驅動人類意識、語言、親屬關係和社會組織出現的關鍵因素[22][23][24]。

人類學家認為，狩獵採集者沒有永久的領導者。相反，任何時候由誰來主動採取行動都取決於所執行的任務[25][26][27]。在狩獵採集社會中，除了社會和經濟平等外，往往還有性別平等，儘管並非總是如此[25]。狩獵採集者通常根據親屬關係和部落成員身份聚集在一起[28]。狩獵採集者夫妻婚後往往是住在女方家裏，至少最初是如此[29]。年輕的母親可以讓自己的母親照顧孩子，這些母親繼續住在同一營地附近[30]。儘管有證據表明人類早期的親屬關係總體上傾向於母系制度，但狩獵採集者的親屬關係和繼承系統相對靈活[31]。

性別分工是一種較常見的安排，女性負責大多數採集活動，而男性則專注於大型狩獵活動。在所有的狩獵採集社會中，女性都很感激男性帶回的肉。梅根·比塞勒（Megan Biesele）對非洲南部採集狩獵社會Ju /'hoan的研究作品Women Like Meat就是一個例證[32]。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性別分工是一種基礎的組織創新，使智人對尼安德特人佔了優勢，使我們的祖先從非洲移民並遍及全球[33]。

198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大多數狩獵採集者的勞動具有象徵性的性別分工[34]。但在少數情況下，女性與男性狩獵同類的獵物，有時也會與男性一起狩獵。納米比亞的Ju'/hoansi（英語：ǃKung_people）人，女性幫助男性追蹤獵物[35]，澳大利亞瑪圖族的女性還主要捕獵像蜥蜴這樣的小動物來餵養孩子並維持與其他婦女的關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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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描繪澳洲土著營地的版畫

在1966年的「狩獵之人」（Man the Hunter）會議上，人類學家Richard Borshay Lee和Irven DeVore提出，平等主義是非定居的狩獵採集社會的幾個主要特徵之一，因為頻繁的流動要求在整個人口中個人物質財產最小化，因此，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無法積累剩餘資源。他們提出其他特徵還有領土邊界和人口組成的變化。

同樣是這次會議上，馬歇爾·薩林斯發表了一篇題為「原始富裕社會（英語：Original_affluent_society）的筆記」的論文，挑戰了托馬斯·霍布斯1651年曾將狩獵採集者的生活視為「孤獨、貧窮、骯髒、野蠻和矮小」的流行觀點。薩林斯認為，根據人種學數據，與典型的工業社會成員相比，狩獵採集者的工作時間少得多，享受的休閒時間也長得多，他們仍然吃得很好。他們的「富裕」來自於他們擁有極少的物質便能滿足的想法[37]。後來在1996年，Ross Sackett進行了兩次不同的元分析，來對薩林斯的觀點進行經驗性的驗證。這些研究中的第一個進行了102個時間分配研究，第二個則分析了207個能量消耗研究。Sackette發現，覓食和園藝社會中的成年人平均每天工作6.5個小時，而農業和工業社會中的成年人平均每天工作8.8小時[38]。

兩位研究者Gurven和Kaplan估計大約有57％的狩獵採集者可活到15歲；在15歲以上的狩獵採集者中，有64％的人繼續活到45歲或以上。該研究將預期壽命定在21歲至37歲之間[39]他們進一步估計，有70％的死亡是由某種疾病引起的，20％的死亡是由暴力或事故引起的，而10％是由退化性疾病引起的。

資源的相互交換和共享在狩獵採集社會的經濟體系中很重要[28]。因此，可以說這些社會基於「禮物經濟」。

2010年的一篇論文認為，儘管狩獵採集者的不平等程度可能低於現代工業化社會，但這並不意味着不存在不平等現象。研究人員估計狩獵採集社會的平均堅尼系數為0.25，相當於2007年的丹麥。此外，世代相傳的財富也是狩獵採集社會的特徵，這意味着在社群內「富裕」的狩獵採集者，與較貧困的成員相比中，更有可能擁有與他們一樣富有的孩子；事實上，狩獵採集者社會顯示出對社會分層的理解。因此，儘管研究者一致認為狩獵採集社會比現代社會更平等，但此前將他們描述為生活在原始共產主義狀態下的說法是不準確且有誤導性的[40]。

差異

不同的狩獵採集社會之間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具體取決於所處的氣候、可用技術和社會結構。考古學家研究了狩獵採集工具，來衡量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 2005年，Collard等人發現，溫度是影響狩獵採集工具的唯一在統計學上顯著的因素[41]。Collard等人的結果表明，以溫度作為風險的指標，有極端溫度的環境對狩獵採集系統構成了嚴重威脅，足以增加工具的多變性。這些結果支持了Torrence的理論（1989），即失敗的風險確實是決定狩獵收集者工具結構的最重要因素[42]。

劃分狩獵採集群體的一種方法是通過他們的回報系統。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 Woodburn）將狩獵採集社會分為平均主義的「即時回報」和非平均主義的「延遲回報」兩個類別。即時回報的覓食者在獲得食物後的一兩天內就會食用它們；延遲回報的覓食者則會存儲剩餘食物[43]。

狩獵採集是整個舊石器時代人類普遍的生存方式，但對當今狩獵採集者的觀察並不一定反映舊石器時代的社會。今天研究的狩獵採集文化與現代文明有很多聯繫，並不代表在未接觸人群中發現的「原始」條件[44]。

從狩獵採集到農業的轉變不一定是一種單向的過程。有人認為，狩獵採集是一種適應性策略，當環境變化給農業工作者帶來嚴重的糧食壓力時，在必要時仍可利用該策略[45]。實際上，有時很難劃清農業社會和狩獵採集社會之間的界限，尤其是自從近一萬年前人類廣泛進入農業社會並由此傳播文化以來[46]。

如今，一些學者談到文化演化中的存在的所謂混合經濟或雙重經濟，即食物的獲取（採集和狩獵）與食物的生產相結合，或者覓食者與農民建立貿易關係[47]。

古代與近代的狩獵採集者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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