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發生於北京的學生運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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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1919年5月4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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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敦促当时的北洋政府不可签约，要求惩处相关官员。事情的缘由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本期望“公理战胜强权”[6]，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胶东的权益，但参会各国决定把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民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积蓄的民族情绪爆发，学生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7]，上街游行，并发展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一般还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国性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参与的六三运动，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官员被免职，最后中国代表团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8]。
关于“五四运动”跟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不同看法[9]，一种意见认为二者基本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阶段，可以统称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10]；另外一些意见认为二者有联系但应该区分开：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是文化运动，一个是政治运动[11][12][13]；或者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救亡[14]；蒋介石认为一个是崇洋媚外[15]，一个是爱国运动[1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一个是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17]。
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基本达成既定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思想和政治热情。五四运动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运动对学生思想和组织的预备，又反过来帮助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广[18][19]，但也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人积极投入政治活动[20][21]，胡适等少数人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文化运动[22][23]。非政治化的新文化运动广度扩大了，深度却停滞了[11][13]，许多政治思想则被引入[24]。五四激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统治。青年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助成了北伐[25]，但国民党掌权以后自身也被学生运动所困扰[26]。外来政治思潮加剧涌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扩大[27][28]，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成为共产党领袖[29]。五四运动大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从1939年起，国共两党都各自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国民政府于1944年改为文艺节。[30]
对五四运动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周策纵大致区分了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共产党三大类立场，每一类里面还有不同看法和历史变迁[31]。大致而言，自由主义者肯定新文化运动，肯定五四运动本身[18]，但否定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和革命浪潮，认为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1][13][32][33]；中国国民党方面，孙中山、蒋介石都提倡传统文化，否定新文化运动[34][35]，孙中山肯定五四[36]，蒋介石对五四运动态度很微妙，明着还是褒奖，强调其民族情绪，不谈其反传统的一面[37][38]，暗中尽量疏远[39][40]；共产党对二者都肯定，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大提高，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17][20]。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41]，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42][43]。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1919年3月爆发三一运动，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外来思想和影响交织影响下，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而五四之前很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都为运动带来催化剂作用[44][45]。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后发展，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组织纷纷建立，出现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打下社会政治动员的基础。而同时间革命风潮导致政局一直极不稳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北洋政府就曾试图恢复帝制，失败后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地军阀相继各自对峙，期间爆发三次革命。而社会在曲折进步的同时，社会民众也日益不满持续动荡的时局[46][47][48]。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国会中段祺瑞操纵的“安福系”亲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亲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后一直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49]
此时南方另有一政府，源于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展三次革命，又称护法运动，誓师北伐，但1918年孙中山在内部矛盾中离职，广州军政府由桂系军阀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经试图和谈，但并无结果。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五人中有一人为南方政府代表。孙中山寓居上海，那里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并与在福建的陈炯明来往密切。而同时其他军阀都有参与角力，除了控制国会的皖系段祺瑞以外，还有直系冯囯璋，奉系张作霖，山西阎锡山，桂系陆荣廷等等，虽非独立，但都各自为政，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错综复杂的派系在五四前后都有很多的运作，为运动推波助澜。周策纵认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够成功，在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军事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实力均衡”[50]。
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国内时呈现还有一个角力战，是介于安徽派军阀掌握的北京政府势力，和希望介入中国支配权的日本帝国势力间。由此于后显见“运动”性质，非如表面单纯反帝反封建，也暗内含反日、反安徽派的意图。[51]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近代以来，排外与开放两个思潮不断斗争，甲午战争震动中国，一方面开始有更多的人重视思想的引进[52]，另一方面也激发排外情绪，义和团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绪大爆发，但此后转入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新政、宪政、基督教、进化论[53][54]、德先生、赛先生[55][56]，无政府主义[57][58]、马克思主义[43][59][27]、实用主义[60]，等等，各种外来思想纷纷进入中国。
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白话运动[61]，反儒家思潮[62][63]、整理国故[64][65]。
1915年以来，这些对内对外的思想运动到了一个新高度，称为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55][66]。
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以来，日本就在中国不断扩张势力。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台湾等地，使中国藩属国朝鲜王朝朝鲜独立，此后逐渐控制大韩帝国的内政，并于1910年吞并韩国。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意志帝国宣战，旨在夺取德国在东亚的殖民地，包括胶州湾。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属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但除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关系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国一直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1868年签订蒲安臣条约，承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1899年，美国发表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中外关系的大倒退，但此后美国带头，各国主动放弃部分庚子赔款，中外关系大大缓和。1907年到1917年间，中英合作最终禁止了鸦片进口[67][68]，1912年12个国家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基本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协约国一方向同盟国阵营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在跟法英美一同成了获胜的协约国后，中国民众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和民间观感可以说都在一个空前友好的阶段[69][70]。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71]
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为战后国际和平而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包含了十四条原则，连同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共同促成世界各地独立运动的快速发展。受苏维埃革命影响，在中国、朝鲜和台湾等地，同时都注意到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亚洲的各国民族运动者便开始相互交流意见或彼此支援[72]。
在五四爆发前两个月，日属朝鲜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73][74]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思想动力[75][76][77]。三一运动被认为是加速了五四进程[75][78]，成为五四的行为楷模[76][79]。
1919年1月18日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美国总统在会前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受到各国广泛欢迎，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80]。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正式提交请求《山东问题说贴》，经双方多轮陈述，几经曲折，最后美国支持中国，英法倾向于日本，日本以退出国联相威胁，美国妥协。大会4月30日决定支持日本立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81]。代表团向政府直接报告结果的同时，代表团顾问梁启超则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和林长民：“对德国事, 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 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为所动, 吾若认此, 不啻加绳自缚, 请警告政府及国民, 严查各全权, 万勿署名, 以示决心”[82][83]。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84]。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Quote|text=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 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 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 则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 今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 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 交由五国商量处置, 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 我国所要求者, 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 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 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 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 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 尚未正式订定, 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82][85][86]
5月2日晚，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议论巴黎和会事，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87]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北大一千多人几乎全体出席，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应邀有代表参加，北大校长蔡元培亦有知晓和私下支持。同学们争相发言，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并要求严惩曹汝霖（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经手签订者）、章宗祥（驻日公使，签订胶济铁路协议）、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驻日公使，向日借款经手人）。最后定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87]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的学生代表召开碰头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88]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劝阻未果。下午1点许，诸院校共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广场，预备进行示威活动：最早到达的学生来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紧接的学生是来自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最晚到达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因为在上午11时左右，教育部代表在几名军官警官陪同下到达北京大学，当着蔡元培的面（当时也有报说蔡不在现场），劝说学生放弃游行，双方经过长时间对话和辩论未有达成一致。[88]教育部代表也随同北京大学校生，抵达诸校学生分组列队集合的现场，北大学生当场介绍该代表及前涉论辩事由。后教育部代表向学生询问集会用意，学生便递上传单给他作答复，而该代表也继续劝告学生解散集会，建议他们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馆交涉；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相继到场，劝告放弃游行。学生们没有接受劝告，段时间集会经几名参与者大略阐述了集会意义后，至下午两点左右，学生们开始有序地从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88]队伍在游行过程中，四处分送传单，手执白布制成之旗，上书“力争山东问题”、“排除卖国汉奸”及“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89]，还有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标语、口号。
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印刷了5万份，广泛散发：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队伍经过中华门到棋槃街向东转，到了东交民巷的西口。学生们事先曾打电话与美、英、法三国公使馆沟通，他们都表示欢迎，而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在学生们抵达时放行了，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然而东交民巷的捕房拒绝学生队伍继续通过，说除非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得准许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据《每周评论》引述当时情景：“大家只好在美使馆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88]
而后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至美国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因为是星期天，并未见到各国公使本人。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让学生很懊恼，临时决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二号曹汝霖住宅，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让学生后退。学生非常激动，翻墙打开大门涌入。藏匿起来的曹汝霖未被学生寻见，适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宅有所商议，被众瞥见攒殴，受伤甚重。[89]闯入者并捣毁家具，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闻警前来救火。奉召到场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警队及步军游击队，强迫解散剩余人群，[90]并在街上捕去32名学生。章在警员护送下入医院调治，据称脑筋震动，遍体鳞伤。[90]
北京政府方面态度严厉。5月6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复秩序，“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5月7日驱散社会团体的国耻日纪念活动。5月8日，训诫教育部，要其整饬学校。5月10日，学生提讯。5月14日，下令将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胁。5月23日取消多种学生及社会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学生3日内复课。
学生方面寸步不让，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也与政府对立。5月5日，北京各校开会，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长开会，着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告学生保持冷静。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学生向法庭提交言辞激烈之声明。罢课开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5月21日，总理钱能训回复，模棱两可地表示会“郑重进行”之意，随后有更多高压手段。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设立义勇团、讲演团、各校自治十人团。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转向多样化小型街头集会，发表演讲，鼓励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得到全国各界支持，影响了22个以上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学生迅速响应，游行、示威、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的报纸、社会团体、工商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南方政府、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康有为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发上海罢市罢工浪潮，进而扩展到全国，运动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这既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称作六三运动。
6月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北京戒严，2号逮捕7名学生，学生非常愤怒，出动更多的人上街，3号逮捕400余人，4号逮捕700余人，政府不得不征用校舍作为拘留所，学生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教师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去监狱慰问，送去食物。6月11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来9月16日方获保释出狱。
5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使得运动的参与面扩大了，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为在5月7日因伤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有10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并一家一家地走访商店，恳请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罢市开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统统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估计6万到10万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此后罢工罢市浪潮扩散到全国。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后退。6月5日，军警从校园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但没有被接受，6月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12号，各地的罢工罢市开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签约。全国各界各方前后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对德《凡尔赛条约》中也包括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的条款，这是中国想要的。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注明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不允许，一直抗争到最后无果。最后，6月28日签约日，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91]。
中国没有签署对德《凡尔赛条约》，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布终止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后来与德国单独谈判，于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德国共和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个一战战胜国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等等[92]。2月6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93]。
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至此，山东问题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94]。
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95]
- 出版：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新书和翻译大幅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翻了一番，从1919年的602种到1920年的1284种。
-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出现平民夜校。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分化。五四运动刚结束，7月份，胡适和李大钊就因为“问题和主义”而辩论起来[32][96]，陈独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为是否谈政治产生分歧[97]，最后陈独秀把《新青年》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等人另办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识分子们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又有一次争论。此后各人愈行愈远。大致上，一派是坚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民主、自由，如胡适、傅斯年，这是少数派；另一派是参与政治的左倾人士[注 1]，这里面又大致分两派，一派后来转向共产党，如陈独秀、李大钊，另一派转向国民党，如吴稚晖[98]。
五四运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杜威在1921年这么评论说：“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99]。但相对坚持传统的思想仍然还是存在，比如蒋介石、梁启超、梁漱溟。
五四以后，学潮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和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难以枚举。一项调查表明，1922年中国发生125次教育界大骚乱。学生也成立了很多学生组织，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化、政治化。自由主义者表达希望学生回校学习[100][101]，左倾主义者则积极鼓励学生运动[102]。
五四以后，现代工会开始发展起来，罢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发展为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参与工人的运动。
五四以后，大城市中的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比如在上海，他们建立起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势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下台，直系上台。
后来的国民党[103]、共产党都积极吸纳参加过五四的学生，毛泽东这么评价五四与北伐：“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104]
五四之前，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少[105]，比如无政府主义[106][107]、马克思主义[43][27]、基尔特社会主义[108]，五四以后成为一股热潮。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成员，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时候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渐渐被排挤、衰落。[109]
五四运动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认为这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10]，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日，马林来到中国，他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参加过五四的青年学生成为共产党成员的重要来源。
在五四之后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中，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苏联带领中国共产党策划并发动了这两项运动，许多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
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一次大爆发，但此后进入一个比较宽容发展的时期，孙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内地会等发展很快，国语的和合本圣经1919年翻译出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于1922年4月4日在北京举行。
五四之后共产国际带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得到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应。时任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俄国人利金，拟定了反对基督教运动之计划[111]。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于3月9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期发表特刊，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通电，号召全国学生，起来反对将于4月4日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112]。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许多对宗教持温和与学术性的批评态度，如陈独秀[113][114]，李大钊[115]、蔡元培[116]。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受苏联影响，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发起严厉的批判，与几年前的温和批评相去甚远。1922年3月21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77人发表《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117]，4月4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12人发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则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118]，此后双方公开辩论若干回合[注 2]。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广义的反帝[119][120]。反对帝国主义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部分[121]，五四以后在苏联的推动下，国内左倾政治思想[122][123]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学同盟宣言》，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帮助“资本主义”“掠夺我国经济”，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此后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少数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并不认同将西方国家都归为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124]。
- 毛泽东：[125]
-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的革命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126]
- 蒋介石：
-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127]
- 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128]
-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28]
- 胡适：[129]
-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
-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 顾颉刚：[130]
- 李泽厚：[14]
-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极密切联系而视为一体。
-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即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 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
- 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 五四之后，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革命这条道路以外，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
- 四人帮倒台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北京
- 方豪，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 段锡朋，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 王自治，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 许德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 匡互生，湖南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 夏秀峰，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 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学学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 高君宇，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 罗隆基，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 王造时，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 陈长桐，清华学校学生。
- 何浩若，清华学校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 闻一多，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学校学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被暗杀于昆明。
-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 郑振铎，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 耿济之，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 于方舟，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 马骏，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 孙越崎，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 周恩来，南开中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 谌志笃
- 沙主培
山东省
- 张文英，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运动时期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留日学生救国团领袖，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担任天津永大和久利执行与总务主任二十三年，立项并支持研发出了侯氏碱法。
上海
武昌
北京
- 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会员朱家骅、胡适等。
-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锺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 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五四活动
- 中华民国纪念五四活动
- 纪念五四大事
- 2005年，两岸四地大学生汇聚澳门纪念“五四”运动
- 五四青年节：1949年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
- 文艺节 （中华民国）
- 五四精神：继承五四运动及其思想的内在精神
- 五四事件：五四运动别称，特指五四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
- 五四纪念
- 五四主义：五四泛化精神
- 五四派：以五四为指导思想的青年派别
- 五四文学
- 五四艺术
- 五四美术
- 五四音乐
- 青岛五四广场
- 五四中学
- 五四街
- 五四路
- 五四纪念馆：北京、天津、上海均有设立实地纪念馆，同时亦有设立网上纪念馆
- 五四青年奖：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于1997年1月23日设立
- 五九国耻：五四运动的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所妥协的“二十一条”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当时称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华民国的新党所提出的新五四运动，以发扬五四精神、捍卫民主与法治为号召，呼吁国人手持国旗走上凯达格兰大道，一同谴责近日来太阳花运动以及426凯道反核的行动。[133]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截至当日下午2点20分左右，约有1万余人参与。[134]张安乐、王炳忠[135]以及正逢母丧的马以南、马冰如[136]皆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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