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注 1]（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罗马化：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发音：[ɐlʲɪkˈsandr ɪˈsajɪvʲɪtɕ səlʐɨˈnʲitsɨn]；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2]），苏联及俄罗斯哲学家、历史学家、短篇小说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索尔仁尼琴不加掩饰地批评苏联和共产主义，定居美国后又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价值观，其立场让左右两派都无法与之相处。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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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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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尔仁尼琴，摄于1974年 | |
| 出生 | 1918年12月11日 苏维埃俄国基斯洛瓦尔兹克 |
| 逝世 | 2008年8月3日（89岁） 俄罗斯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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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 俄乌混血 |
| 公民权 | 苏维埃俄国（1918–1922） 苏联（1922–1974）无国籍（1974–1990）[1]  苏联（1990–1991） 俄罗斯（1991–2008） |
| 母校 | 罗斯托夫国立大学 |
| 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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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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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 |  |
| 常见中文译名 | |
| 原文名 | Солженицын |
| 中国大陆 | 索尔仁尼琴 |
| 台湾 | 索忍尼辛 |
| 香港 | 索赞尼辛 |
| 官方网站 | |
| www | |
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后，他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评斯大林而被判在劳教所度过八年，然后被流放。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于1956年将他从流放中解放出来，他只有一部作品被允许在苏联出版，即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但在苏联以外的地区出版了《癌症病房》（1968年），《一九一四年八月》（1971年）和《古拉格群岛》（1973年），激怒了布列茲涅夫，索尔仁尼琴失去了苏联公民身份。1974年他飞往西德，并于1976年与家人搬到美国，在那里他继续写作，并转而批评美国。于1990年，临近苏联解体时，他的国籍得到恢复，四年后他返回俄罗斯，并对耶尔辛执政下的俄罗斯糟糕的社会局面进行批判直到2008年去世。
他因追求俄国文学的传统的道德力量而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所著的《古拉格群岛》是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对苏联提出了正面挑战”，发行了数千万册。部分人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身为永远的反对派，在民众眼中他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
生平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日生于高加索基斯洛瓦尔兹克，是一个遗腹子，自小由担任中学老师的乌克兰裔母亲独立抚养长大，担任炮兵军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就已去世。1939年索尔仁尼琴考入罗斯托夫国立大学（现改名为南部联邦大学）物理和数学系，同时又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学，在学期间成绩优异，曾获斯大林奖学金。1941年毕业后随即应征入伍，1942年官拜中尉连长赴前线作战，1944年因勇敢作战获得一枚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一枚红星勋章并晋升为大尉。
1945年，索尔仁尼琴因私人信函被截获，因信中戏称斯大林为“留着小胡子的人”，在东普鲁士前线被逮捕，遭苏联当局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为罪名判刑8年。 后于1953年3月获释，改为流放至哈萨克进行劳改，斯大林同月去世。索尔仁尼琴先后在位于哈萨克的数个劳改营劳动，在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别”劳改营，他从事矿工、砖匠、铸造工等多个工种。在“特别”劳改营劳动期间，索尔仁尼琴切除一个肿瘤，但未意识到自己身患癌症。开始在哈萨克南部的流放生活后，他的癌症出现扩散。1953年年底，他濒临死亡边缘。1954年获准转移到位于乌兹别克塔什干的医院接受治疗。在位于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他的第一个劳动果实诞生——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956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中学白天当数学老师，夜间在秘密写作。在他的诺奖获奖感言中，他写道：“直到1961年，我几乎不敢让我的任何熟人相识阅读我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担心这会为人所知。”
1962年，索尔仁尼琴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稿至《新世界》杂志，深受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赏识和帮助，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关系，得到了赫鲁晓夫的鼓励和亲笔批准，小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一时之间，“一个籍籍无名为劳狱与绝症折磨几死的索尔仁尼琴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文坛的新彗星”。官方为了拉拢一夕成名的索尔仁尼琴，吸收他加入了势力庞大的“苏联作家协会”。
索尔仁尼琴还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使他的小说《癌症病房》在苏联合法出版。这需要作家联盟的批准。尽管那里的一些人对此表示赞赏，但该作品最终被拒绝发表，除非对其进行修改并清除可疑言论和反苏联的暗示。
1964年赫鲁晓夫被撤职后，文化氛围再次变得更加压抑。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出版很快就停止了。作为一名作家，他被非人化。但手抄式文稿仍然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并且流向了国外。
在1967年，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作家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8年《癌症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索尔仁尼琴声名大噪，但却因此遭到苏联官方和御用文人的批判。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这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该年4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
19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7月，世界艺术与进步协会的50余名活动家联名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索尔仁尼琴申报诺贝尔文学奖。苏共中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通过官方渠道向瑞典政府施加了外交压力。诺贝尔奖金评奖委员会不顾苏联的干扰，于1970年10月8日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尽管索尔仁尼琴有前去领奖的意愿，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承诺他领奖后还能返回苏联，他的瑞典领奖之旅未能成行。在此前后，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长篇历史小说《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73年，揭露苏联整个劳改营内幕的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但这一作品彻底触怒了苏联当局，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以叛国罪名被逮捕，苏共总书记布列茲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但索尔仁尼琴不服，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
政治局在讨论对索尔仁尼琴的选择时，考虑了三个选项，逮捕、软禁、以及将他驱逐到愿意接受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在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指挥下，并在西德总理勃兰特声明索尔仁尼琴可以在西德自由生活和工作后，索尔仁尼琴被直接驱逐到该国。
1974年2月13日，他被强行押上飞机，驱逐出境到西德。10月，他联合一些在西方流亡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写了发刊词。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是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12月10日，瑞典国王和多位亲王出席了瑞典皇家科学院为索尔仁尼琴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索尔仁尼琴在颁奖仪式上说：“在这个大厅里曾经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颁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 美国政府以为他只是不喜欢极权主义，而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且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顺利地揶揄苏联。 1975年定居美国，此后在美国佛蒙特州乡下居住了18年。他尽可能保持俄式生活方式，交际圈有限，自己练习母语，拒绝学习英文。他想方设法获得国内的消息，对美国社会不闻不问[3]。
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流亡期间，他还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甚至批评美国音乐使人难以忍受，并批评新闻媒体不加节制地对个人隐私的侵害[4]。
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巨著《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名为《红轮》。他在这一三部曲中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1982年10月，索尔仁尼琴应吴三连的邀请访问台湾，曾以《致自由中国》为题在台北中山堂发表演说，称“在这里三十三年来不断地向全世界显示着，如果中国大陆不沦入共党之手，整个中国都会达到像台湾一样高度发展的水平。““你们也有一个更大更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被奴役国家的人民，不会无限度的忍耐下去，当他们的统治者们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来推翻暴政。”[5][6]
历经20年的深度缄默和隐居，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国时，索尔仁尼琴刻意使用了苏联护照而非俄罗斯护照[3]）实现了20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从美国的佛蒙特州回到了俄罗斯。但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责耶尔辛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也缺乏民主。在此之前，索尔仁尼琴早已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并再次预言俄罗斯的私有化政策必将失败。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很多人把索尔仁尼琴视为回归祖国的先知。但是波兰流亡作家康布罗维奇直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生命。
199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中称赞斯大林是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但是其原文是“发动了加速度”而从上下文来看专指军事科技的内容。他没有像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那样的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他应该到一个旧时的修道院里去，在石板上跪下来进行忏悔，乞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浮之经验传诸子孙，将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199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度过了他80岁生日，为了表示庆贺，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OPT)播出了描述索尔仁尼琴一生的电视影片，“独立电视台”(HTB)连续四天播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专题影片。然而，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改他“天生异议者”的本色，就在80大寿当天，他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要颁给他的、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索尔仁尼琴总是如此令当局尴尬，正如叶利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其实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笔是以人类之爱为汁墨的”。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除了不改他文学悲悯和“天生反对”的性格之外，在这段晚年的回归之中，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新社会”的反叛者，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唠叨不休的批判[7]。
2001年，索尔仁尼琴的新作《同行两百年》（200 лет вместе）出版，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支持者认为，这本书描写了俄罗斯一直没被提起的俄罗斯犹太人历史，反对声音认为，索尔仁尼琴在这本书里表现出了反犹倾向[8][9]。
历史和政治观点
索尔仁尼琴批评盟军没有在二战初期在西方组织对纳粹德国的新战线。索尔仁尼琴称，西方国家显然对在东方丧生的人数并不关心，只要西方为自己迅速无痛地结束战争。
索尔仁尼琴不止一次在他的公开演讲中抱怨说，在美国社会中，有着只谈论俄罗斯民族坏话的悠久传统。并提醒世人“那个邪恶的俄罗斯并没有笼罩欧洲，更不用说美国和非洲。她出口的是面包和黄油，而不是武器或恐怖分子的教官”。[11]
索尔仁尼琴一直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存在妖魔化和蔑视，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俄症”。他的这些行为后来被普京认可，并在其纪念雕像落成仪式演讲上提及[12]。
索尔仁尼琴强调指出，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帝国相比，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压迫性要大得多。他断言俄罗斯帝国没有按照苏联格拉夫利特的风格进行任何真正的审查，政治犯通常不会被强迫进入劳教所，并且政治犯和流亡者的数量仅为苏联的万分之一。他指出，沙皇的秘密警察仅存在于最大的三个城市。
返回俄国前不久，索尔仁尼琴在布洛涅河畔吕克发表演讲，以纪念旺代战争200周年。在演讲中索尔仁尼琴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党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比较。他还把旺代起义者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乌克兰和哥萨克农民进行了比较，称这两者都被革命专制主义无情地摧毁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苏联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所有俄国种族的文化都受到压迫。俄国文化比苏联任何其他文化受到的压制都更多。因此，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方正教不应被西方视为威胁，而应被视为反抗苏联的盟友。
根据丹尼尔·J·马奥尼的说法，“如果打开20世纪末索尔仁尼琴1994年的文章《俄罗斯问题》的几乎任何一页，就会发现索尔仁尼琴在指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公正现象。此外，他还攻击了泛斯拉夫主义。
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
2002年，索尔仁尼琴批评普京在打击寡头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不过，两人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两人的观点在很多方面相同。一方面，普京赞同索尔仁尼琴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批评以及俄罗斯文化应自立于西方的观点，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也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努力。
他描述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建立的制度如何导致大饥荒：“这个制度在和平时期人为地制造了饥荒，在1932年和1933年在乌克兰造成600万人死亡。此后，他说：“他们死于欧洲的边缘。欧洲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全世界也没有注意到它—600万人！”但2008年，俄罗斯真理报采访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虽然认为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一场灾难，但他也认为，那不是种族灭绝，种族灭绝的观点只是乌克兰的反俄主义者为反俄找的借口[13]。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索尔仁尼琴就开始发表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苏联之后出版的《倾塌的俄罗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尔仁尼琴返国前后对俄罗斯情势的忧心与不满。索尔仁尼琴坚信，一切的改革必须以人民的生活是否获得改善来评断。据此，他强烈反对前苏联总理、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盖达尔的改革计划─“休克疗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激进市场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贫济富”的掠夺主义。
索尔仁尼琴提出了一种类似“农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观点，试图扭转俄罗斯人民生产意愿低落和极度贫穷的状态。1994年10月28日，索尔仁尼琴对“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议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指出俄罗斯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通过最曲折、最病态、最荒谬的方式以摆脱共产主义的道路。鉴于长期以来苏联中央集权的无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流毒，他主张恢复一种“地方自治会”，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彻底放给人民自治管理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从根本上否认改革中的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制度”，因为只要下层民众不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俄罗斯就依然沉陷在寡头制度下。
1999年俄罗斯制作了长达200分钟的纪录片 “对话索尔仁尼琴”。由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执导。2006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以完整的形式搬上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银幕。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2000年索尔仁尼琴猛烈批判耶尔辛时称：“耶尔辛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14]
在逝世前一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在采访中对戈尔巴乔夫、耶尔辛和普京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缺乏经验，他推行的政治路线惊人地幼稚和不负责任；而耶尔辛政权对俄罗斯人民同样地不负责任，急切草率地推行私有化，结果造成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此外，耶尔辛为了换取地方政权对联邦中央的支持，默许或鼓励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瓦解了俄罗斯国。
索尔仁尼琴虽然批判苏联极权统治下的罪行，但并不是真正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而是基于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维护，自始至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索尔仁尼琴极力强调东正教传统、大俄罗斯的国土、俄罗斯祖国三位一体，作为一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拒绝承认乌克兰人、哈萨克人为独立民族，支持历史上俄罗斯对波兰的侵略，并持反犹主义立场，还认为中国是对俄罗斯民族的威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傲慢好斗的无神论国家”[15][16][17]。他强力主张恢复俄罗斯帝国时代的版图，无视历史上俄罗斯民族对周边各族的压迫。认为苏联解体使得“大俄罗斯主义”破灭，其仅仅不过是“西方阴谋”，只是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下跪”的结果。索尔仁尼琴信奉斯拉夫文化优越论，推崇17世纪尼康改革之前的俄罗斯旧东正教，旧东正教一直宣扬个体要服从于国家，以此加强专制统治及自身的世俗权力，它构成了爱国、团结、稳定、和谐等文化元素，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8][19][20]，认为现代工业化和西方文化都会导致腐朽堕落，忧虑俄罗斯人被其侵蚀。他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但并非基于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立场，而是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违背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农村公社的集体主义。主张回到传统农业社会，放弃扩张性政策、放弃建立大帝国的梦想，并开发俄罗斯东部地区，防范中国。此外，不应一味地追求先进，那不是社会进步的特征；不应追求经济不断发展，而应保持稳定的经济，经济增长甚至是有害的；应该拒绝现代科技，而发展手工工艺；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东正教的博爱基础之上；而专制制度、村社、地方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的光明前景。他还主张赋予市政机关强大的权力[15][16][19][20][21][22]。
此外他的主张里虽然有“建立议会”，但他拒绝西式民主，而是希望建立类似缙绅会议的机构，他高度评价米哈伊尔时代的体制：“这整个俄罗斯国家体制绝对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没有模仿任何人”；而批评彼得一世的最大失误在于“没能意识到，个别的文明和文化成果是无法脱离其成熟的心理环境被(从西方)移植过来的”[23]。
他甚至拒绝使用“圣彼得堡”这个词，他一直坚持使用“彼得格勒（当然他也拒绝“列宁格勒”这个词）”来称呼这座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他觉得“圣彼得堡”这个词是日耳曼的象征[24]。
他甚至主张直接兼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或者至少恢复苏联北部领土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着不少俄罗斯人。此外他对俄罗斯攻打车臣造成的平民伤亡不管不顾，没有发出谴责的声音[25]。
同时在乌克兰问题上，索尔仁尼琴更是直截了当的批判耶尔辛：“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的拥抱。”他认为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26]他还在1990年的著作《重建俄罗斯：反思与初步建言》中称：“将乌克兰视为一个从大约九世纪起就存在，并拥有其自身非俄罗斯语言的民族，所有这样的说辞都是近来发明的谎言。”在这本著作里，索尔仁尼琴也提到了波兰在历史上对俄罗斯的扩张和俄罗斯的反抗，也提及了索尔仁尼琴为何仇视波兰[27][28]。他还认为乌克兰东部的领土是“历史上从未属于乌克兰”的，包括克里米亚，新罗西亚等地。并认为耶尔辛彻底放弃塞瓦斯托波尔是对整个俄罗斯19到20世纪成果的彻底背叛[29]。
索尔仁尼琴也不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他明确指出，其大部分领土在历史上属于俄罗斯。他在其文章中写道：“哈萨克斯坦目前广大的领土系由共产主义者以完全随意的方式拾掇而成：季节性迁居的牧人一年到头走到哪里，哪里就可能被称作哈萨克斯坦。”“今天，在哈萨克斯坦过于广漠的全部领土上，哈萨克族人的构成不到一半，这是很明显的一点。”[27]
索尔仁尼琴支持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尤其是第二次车臣战争），并表示他的国家应坚定对恐怖主义分子的立场、不应屈服于西方压力。他认为第二次车臣战争与1994年-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性质截然不同。他还指出是当时克里姆林宫官员的贪婪、腐败和自以为是引发了那次战争，那次车臣之战是俄罗斯人的耻辱和失败。对于第二次车臣战争他解释说“不是我们去攻打别人，而是别人先攻击我们。”他还认为莫斯科当局攻击的是驻扎在车臣的伊斯兰叛军，他们常常从事绑架和恐怖活动[30]。
不过，对于日俄之间的争议领土北方四岛，索尔仁尼琴则建议耶尔辛可以还给日本人，在《废墟中的俄罗斯》一书中称：“连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都放弃了，为何却要继续占据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四个岛屿？这不过是虚伪的爱国主义而已。”更表示：“对于国土狭小的日本来说，四岛具有重大意义，归还北方四岛对赢得日本人民好感，实现日俄关系的突破将有重大意义。”不过他觉得要多问日本人要些钱，最终耶尔辛没有采纳他的意见[31][21]。
索尔仁尼琴不仅否定十月革命，也否定二月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很糟糕，都是破坏俄罗斯民族根基的外来文化，只有沙皇统治时期的俄国才是最好的[15][16][19]。索尔仁尼琴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反民主”的指责，以及关于“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说法，他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没有感到什么压力”。索尔仁尼琴极力为普京辩护，赞赏普京“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的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极力赞赏普京的统治，否认普京时期存在选举舞弊和对反对派的镇压，其原因在于普京崇尚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奉行俄式沙文主义满足了索尔仁尼琴的需求[20]。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时，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对总统的意外到访非常激动，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并受宠若惊地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么能脱身来到我这儿”。普京后来披露，他们主要谈了“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的世界地位”等，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权力[32]。
索尔仁尼琴支持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并认为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是兄弟民族。索尔仁尼琴认为塞尔维亚不能放弃科索沃，同时谴责北约干涉塞尔维亚[33]。
家庭
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维特洛娃亚与索尔仁尼琴结婚前育有一子德米特里·都灵，德米特里于1994年3月18日在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享年32岁。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与娜塔莉亚育有三子
大儿子叶尔莫莱·索尔仁尼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为麦肯锡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34]
二儿子伊格纳特·索尔仁尼琴是一位音乐家，钢琴家，现居美国[35]
三儿子斯捷潘·索尔仁尼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曾任麦肯锡莫斯科办公室高级合伙人，以及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CEO[36][37]
作品
评价和影响
索尔仁尼琴比苏联多活了17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超级系统，已于1991年宣告解体。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
很多西方人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在他们眼中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总统福特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会影响与苏联的谈判，并于备忘录上写道：“索尔仁尼琴是个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件令追随他的异见者都觉得尴尬难堪的事。接见他不仅会得罪苏联，还会因其政治主张在美国及各盟国中引起论战。”[4]
作品出版
- 陈立进/译，《集中营里的一日》，晨钟，1970年。
- 李清俊/译，《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文源，1971年。
- 马春英/译，《克齐托卡车站》，晨钟，1971年。
- 徐冠祥/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又名“集中营里的一日”)，水牛，1971年。
- 黄导群/译，《悲怆的灵魂》，志文，1970、1973、1982、1985年。
- 黄文范/译，《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文物，1973年。
- 霍志如/译，《克齐托卡车站》，正文，1973年。
- 译者不详，《共产主义破产宣告书》，出版者不详，1974年。
- 楚卿/译，《癌症病房》，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1974年。
- 翁廷枢/译，《为人类而艺术：索氏诺贝尔文学奖讲辞》，地球，1974年。
- 高原/译，《集中营的一天》，黎明文化，1974年。
- 楚卿/译，《癌症病房》，天下，1975年。
- 翁廷枢/译，《致俄共领袖书》，地球，1974年。
- 联合报摘译，《古拉格群岛》，联合报社，1974年。
- 翁廷枢、吴富炰/译，《古拉格群岛》，地球，1974年。
- 颜元叔/选译，《索尔仁尼琴杰作选》，地球，1974年。
- 勾纯端/译，《索盛尼金致苏俄领袖们的信》，中华杂志社，1975年。
- 严彩绣、曾永莉/合译，《古拉格群岛》，道声，1975年。
- 陈克环、周增祥/合译，《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及散文诗集》，道声，1976年。
- 丁源炳/译，《索尔仁尼琴杰作选译》，王家，1977年。
- 译者不详，《挽救人类的浩劫》，高雄市委员会，1978年。
- 黄文范/译，《古拉格群岛》，远景，1975年、1976年、1980年。
- 王兆徽/译，《索尔仁尼琴回忆录》，中华日报社，1976、1978、1980年。
-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编译委员会/编译，《索尔仁尼琴》，1981年。
- 楚卿/译，《癌症病房》，黎明文化，1981年。
- 译者不详，《克齐托卡车站》，文言出版，1982年。
- 编译者不详，《索尔仁尼琴的声音与回响》，黎明文化，1982年。
- 杨耐冬/译，《索尔仁尼琴短篇杰作集：六个短篇及十六个极短篇》，志文，1983年、1989年。
- 杨耐冬/译，《索尔仁尼琴短篇杰作集》，志文，1989年。
- 黄文范/译，《第一层地狱》，远景出版，1992年。
- 李魁贤/译，《普鲁士之夜》，桂冠，2000年。
- 斯人/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家出版社，1963年。
- 荣如德/译，《癌症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 田大畏/译，《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96年。
- 陈淑贤等/译，《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 姜明河/译，《癌症病房》，译林出版社，2007年。
- 何茂正、李万、胡真真、朱宝寰、武学善、张达明、夏广智、林全胜、李青/译，《红轮（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
- 何茂正、李万、胡真真、朱宝寰、武学善、张达明、夏广智、林全胜、李青/译，《红轮（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
- 何茂正等/译，《红轮（第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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