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德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理論家和新聞從業者(1818-1883)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卡尔·马克思 FRSA(德语:Karl Marx[注 1];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注 2],是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理论家、新闻从业员、历史学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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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FRS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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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摄于伦敦(图片经后人上色) | |
出生 | (1818-05-05)1818年5月5日 普鲁士王国特里尔 |
逝世 | 1883年3月14日(1883岁—03—14)(64岁) 英国英格兰伦敦 |
国籍 | 普鲁士王国(1818年-1845年) 无国籍[1](1845年之后) |
教育程度 | 波恩大学(1835年-1836年)[2] 柏林洪堡大学(1836年-1841年) 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41年4月)[3] |
知名作品 | 《共产党宣言》[4]、《资本论》[5] |
信仰 | 无神论 |
配偶 | 燕妮·马克思(1843年结婚) |
儿女 | 珍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爱琳娜·马克思 |
父母 | 海因里希·马克思(父亲)、亨丽埃塔·普莱斯堡(母亲) |
时代 | 19世纪哲学 |
地区 | 西方哲学和德国哲学 |
学派 | 马克思主义(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创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
主要领域 | 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劳动关系(英语:Labor relations)、历史学、阶级斗争、伦理学、自然科学 |
著名思想 | 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异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
签名 | |
马克思的工作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关系,而这一工作为后来诸多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10][11][12][13]。马克思亦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鼻祖之一[14],一生出版过大量理论著作,包括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4]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5]。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特里尔的一个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和耶拿大学学习法律系和哲学系,并于1841年获取哲学博士学位。在柏林时,他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产生兴趣。[15]大学毕业以后,马克思开始为科隆的一家报社撰稿[16],与此同时,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思想亦开始萌芽,并逐渐成形。
1843年马克思结婚并移居巴黎,继续在其他报社从事专栏写作;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成为他往后余生重要的朋友和合作者。后来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并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盟。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的理论中发现一些端倪,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来猛烈地抨击黑格尔学说。在1848年,同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由于其政治思想与当地政府不合而惨遭多次驱逐的马克思于1849年又被普鲁士政府驱逐,被迫与妻儿迁居到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但马克思依然坚持写作,并开始构建他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并很快在第一国际中成为重要人物。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理论被统称为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社会是在控制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以及提供劳动生产的劳动阶级间不断阶级斗争中发展而成的。他认为国家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运转,而这一点又常常被视为大众的公共意志[17],并预言国家必然会走向消亡[18]。他同时也预言如之前存在过的社会经济体系一样,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并会被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将会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得到终结,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英语:Free association (communism and anarchism))所管理、形成无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19][20][21]。马克思积极地实践他的理论,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有组织地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改变社会经济体制[22]。
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创始人,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方面的赞美和批评,他也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3]:卡尔·马克思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并列为新哲学学说的奠基者;他还与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者[24]。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下莱茵省的小城特里尔,父亲是当地律师海因里希·马克思(1777年至1838年),母亲名为亨丽埃塔·普莱斯堡(Henrietta Pressburg,1788年至1863年)[26][27][28]。马克思的祖先为犹太人,他的外祖父是一名荷兰拉比;而他的父系家族从172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特里尔当地的拉比职务,一直延续到其祖父梅尔·哈勒维·马克思(Meier Halevi Marx)[29][30][31]。
马克思的父亲原本名叫赫歇尔(Herschel),是家族里首个取得世俗学位的人。后来赫歇尔成为一名律师而过着比较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家里也因此拥有一大片摩泽尔河的葡萄园。在儿子马克思出生之前,他为了逃避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而决定舍弃犹太教,改信当时德国普遍信仰的新教信义宗。与此同时,他也将名字从意第绪语称呼“赫歇尔”改成德国常用的称呼“海因里希”(Heinrich)[32][33]。
不太笃信宗教的海因里希本身是启蒙主义者,对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十分感兴趣。同时他也支持古典自由主义论点,进而参与要求君主专制的普鲁士王国推动宪政改革的运动[34][35][36][37]。
1815年他开始从事律师的工作,1819年全家便搬到了靠近尼格拉城门的一栋10间居室的住处[26][38][39]。后来他娶了荷兰犹太妇女亨丽埃塔·普莱斯堡为妻,后者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庭事务和清洁工作上[40][41][42]。她本人具有些许识字能力,但是与丈夫不同的是其选择继续维持犹太教信仰[42]。亨丽埃塔来自从事商业、后来创建飞利浦公司的富有家庭,也因此她与安东·飞利浦、赫拉德·飞利浦(英语:Gerard Philips)与弗里兹·飞利浦有着血缘关系。她的弟弟本杰明·飞利浦(Benjamin Philips)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以至于后来马克思和妻子燕妮·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期间还常依靠他的借款以维持生计[43]。
后人对于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所知不多[44][45],马克思本来是家中9个孩子中的第三个;1819年他的哥哥莫里茨(Moritz)死去后,马克思成了家中长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苏菲)[39]。马克思在1824年8月接受了信义宗的洗礼,其他幸存的姐弟妹苏菲(Sophie)、赫尔曼(Hermann)、亨列特(Henriette)、路易斯(Louise)、艾米莉(Emilie)和卡罗琳(Karoline)亦洗礼为信义宗[42][46]。马克思小时候接受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的家庭教育,1830年则进入特里尔中学就读,当时校长胡戈·维滕巴赫(Hugo Wyttenbach)还是马克思父亲的朋友。由于聘用了诸多人文主义人士来中学担任老师,维滕巴赫招致了保守的当地政府不满。随后警方在1832年对这所学校进行突击检查,并发现声援政治自由的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政府将这些作品的流通视为严重的煽动行为,因而在马克思就读的这段期间内学校里的许多职员都被撤换[47][48][49]。
1835年10月,17岁的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旅行,并萌生在此学习哲学和文学的想法。可是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学习法律对马克思而言是个更加实际的选择[50][51][52],而由于某种胸闷疾病使得马克思18岁时被允许免去兵役[53]。在就读波恩大学期间,马克思加入为警察严密监控的激进政治社团诗人俱乐部[54][55]。同时马克思还是饮酒俱乐部“特里尔客栈”(Landsmannschaft der Treveraner)的一员,甚至还一度担任该组织的副会长[55][56]。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多次参与争论,并且逐渐激进;甚至在1836年8月,在大学和一名普鲁士军人决斗[55][57]。尽管马克思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成绩不错,但是后来成绩迅速下滑,为此他的父亲强行要他转学到学术风气更好的柏林洪堡大学[48][55][58]。
在特里尔度过了夏秋两季之后,1836年马克思开始严肃地思考他的学术与生活发展。同一时间他与从小结识、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订婚了。燕妮出生于1814年的贵族家庭中,本身是普鲁士统治阶层的女男爵。但由于燕妮是取消与另一名年轻贵族的订婚关系后才与马克思订婚,以及两人无论在民族还是所属阶层上都存在差异,使得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备受社会争论。但马克思则与燕妮的父亲、同时是开明贵族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英语:Ludwig von Westphalen)成为了朋友,后来马克思也会提交自己的博士论文给燕妮的父亲查看[59][60][61][62]。
到了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订婚7年之久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的新教教堂上正式结为夫妻[63][64][65][66]。
1836年10月,马克思抵达柏林并就读于柏林洪堡大学法律系,还在当地的中央大街租了一间房间[62][67]。尽管马克思所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事务,但他依旧着迷於哲学并试图把哲学与法学结合。对此他认为“要是没有哲学,什么也做不到”[68][69],并对才刚逝世不久、在欧陆哲学圈引起广泛争论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思想深感兴趣[70][71][72]。
1837年时,马克思在柏林-施特拉劳康(英语:Berlin-Stralau)康复期间加入了主要探讨黑格尔思想的学生团体“博士俱乐部”(Doktorklub),团体成员后来成为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主要围绕在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周围,同时马克思与阿道夫·弗里德里希·鲁腾贝格(英语:Adolf Friedrich Rutenberg)发展出亲密的友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们对于黑格尔在形而上学的论点抱有批判态度,但也接纳他的辩证法观点,进而从左派的观点出发评论既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体系[73][74][75]。1838年5月马克思的父亲逝世,这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许多[76][77],而马克思和父亲的情感联系紧密,并且在父亲逝世后也经常怀念[78]。自1837年开始,马克思撰写了数篇小说和文章。这其中包括有短篇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戏剧《奥兰尼姆(英语:Oulanem)》,以及一些专门写给燕妮的情诗,不过这些早期的作品都没有在马克思生前获得出版[注 3][68][80]。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小说的写作工作,并且舍弃包括英语和意大利语、美术史研究和拉丁语典籍的翻译工作[68][81]。
1840年时,他和鲍威尔开始合作编整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演录(英语: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随后鲍威尔更帮助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注 4]。同一年由于普鲁士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除了迫害异议份子外,新国王还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这使得大学失去了学术自由。其中由新国王任命的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谢林将审沙马赫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很难被反对黑格尔的保守派教授所接受[83],所以马克思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用以审查博士资格[66],最后于1841年4月由该学校教授授予哲学博士学位[84][85][86][87]。马克思和鲍威尔都是无神论者,1841年3月两人开始计划创办杂志《无神论档案》(Archiv des Atheismus),但是最终没有实际行动。同年7月,马克思和鲍威尔从柏林前往波恩。借由喝醉嘲笑教会人士,还骑着驴子在街上飞奔以表达反对自身阶级[74][88][89][90]。
毕业后的马克思曾经考虑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但是随着政府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日益增长而最终放弃[87][91]。1842年马克思搬到科隆并且成为《莱茵报》的主编,他在报纸上发表多篇自己早年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的文章,并且逐渐对于经济发展问题感到兴趣[66]。在这期间他强烈批评右翼的欧洲政府、自由主义人士和社会主义运动,并且认为三者常常失去功效或者适得其反[92][93][94]。该份报纸随即吸引了普鲁士政府的注意,并且开始在报纸印刷前针对所有煽动性的话语与议题实施内容审查,对此马克思感叹说:“我们的报纸必须提交给负责审查的警方,如果被警方闻到任何非基督教或者反普鲁士的内容,报纸就不允许出版。[95][96][97]”不过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篇强烈批评俄罗斯沙皇的文章后,引起尼古拉一世的不满并且要求普鲁士政府予以取缔。1843年,普鲁士国王在接到俄罗斯帝国方面的抗议后下令查禁《莱茵报》并且撤销发行许可,马克思也因而失去工作[66][98][99][100]。
1843年,马克思和德国社会主义人士阿尔诺德·卢格(英语:Arnold Ruge)共同在法国巴黎创办新的左派期刊《德法年鉴(英语: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并且集结了当时德国和法国的左派成员担任作者[101][102][103][104]。为此年轻的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在同年10月移居巴黎,刚开始夫妻两人与卢格一家共同居住在瓦尼乌街(英语:Rue Vaneau)10号[66]。不过两人发现该社区生活条件困难,因此在1844年女儿珍妮出生后便搬到其他寓所[105][106][107][108]。尽管《德法年鉴》原本希望能够吸引来自法国和德国各州的作家参与,但最后刊物的主导力量仍然以德国作家为首,而唯一的非德国籍作家是流亡俄罗斯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克山德罗维奇·巴枯宁[102][109][110]。马克思亦为这份期刊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民族问题(英语:On the Jewish Question)》2篇文章草稿[111][112],其中在《论犹太民族问题》中介绍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内容主张无产阶级将是革命的力量[113][114]。
但是《德法年鉴》在出版一期刊物并且获得关注后,因为刊载了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为讽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所写的颂歌,导致德国各州禁止期刊贩售以及复制影印。之后更由于卢格拒绝进一步为期刊提供赞助、以及他与马克思的友谊决裂,使得《德法年鉴》停止出版[115][116][117]。之后马克思开始为总部设在巴黎且唯一一个未经审查的德语左派杂志《前进周刊(英语:Vorwärts!)》从事写作工作,而该份报纸又与由劳工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空想社会主义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有着密切关联。马克思因而出席过数次正义者同盟的会议,但是并没有决定加入[118][119][120]。在《前进周刊》中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参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而逐步完善其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他也批评自由主义人士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者[121]。
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在凯皇咖啡馆(英语:Café de la Régence)与到访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会面,开始两人深厚的友谊[66][122][123]。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他在同一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语: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24][125],说服马克思承认工人阶级将是历史上最后的革命和组成成员[126][127]。恩格斯之后于9月时前往巴黎居住,并且和马克思两人一同开始对社会主义展开研究。其中在1845年发表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对其以前朋友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思想给予批判[128][129]。虽然鲍威尔对于促成马克思与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亲近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仍舍弃费尔巴哈的思想[注 5]。在居住在巴黎瓦尼乌街38号的这段时间[131],马克思开始着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132])、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克劳德·昂列·圣西蒙和夏尔·傅立叶等人[133])及法国历史,并因此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学者[66][134]。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来成为马克思的研究主轴[135],并且促成其后来出版重要的经济著作《资本论》[136][137][138]。
在1844年秋季时,马克思在巴黎逐渐架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架构以及理解资本主义的内部运作[134];其中马克思主义受到其早年对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很大程度上结合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经济学理论[139]。马克思在其书房从事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同样继续担任激进派刊物的编辑,后来更协助组织和指导主张发起公民起义的政党,不过马克思仍然尽可能花费时间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上。在1844年下半年马克思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大致上已经完成后,许多针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非常详细地陆续提出[140]。然而马克思为了记录自己的经济世界观细节以进一步明确自己设想的新的经济理论,因此马克思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1]。1844年4月至8月期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逐渐完工,但这份手稿一直到1933年才被发现并发表。这些手稿涉及许多主题并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142],然而1845年春天时马克思开始认为对于政治经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领域仍必须继续研究,这使得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必须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发展观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经济理论[143]。
1845年马克思在《前进周刊》中对德国的专制主义发表尖锐的批评,对此普鲁士政府感到非常不满。其中普鲁士国王要求法国政府查禁《前进周刊》,并且要求法国外交部部长弗朗索瓦·基佐驱逐马克思[66][121]。随后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所派遣的流氓殴打,最终在4月遭到驱逐出境的马克思被迫从巴黎搬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不过马克思继续从事他的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此马克思承认《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已经受到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其许多不一致的想法影响,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自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哲学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突破,因此马克思从巴黎搬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后开始撰写了总共11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4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包含了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的思考、理想主义理论与实践理念的关系、以及抽象现实凌驾于物理世界的批判等[142],其中在11条中更提出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论点[142][145]。在此马克思首次提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认为世界的改变并非基于想法概念,而是透过实际的、物理的、物质性的活动和实践进行[142][146]。
1845年2月,马克思移民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他承诺在比利时将不针对当代政治主题发表相关意见[121]。很快地,他便与德国哲学家莫塞斯·赫斯、德国作家卡尔·海因岑(英语:Karl Heinzen)、普鲁士新闻工作者约瑟夫·魏德迈等来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会面。
1845年4月,恩格斯从德国巴门(英语:Barmen)搬到布鲁塞尔,并与马克思会面,同时,正义者同盟内部也越来越多干部成员前往布鲁塞尔并且以此为据点[121][147]。
1845年7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英国访问宪章运动领导人。马克思则趁着这次旅行的契机,大量研究收藏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各种经济相关资料文献[148]。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为了研究社会主义运动而共同前往英格兰考察,在这之前,恩格斯从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便花了2年的时间住在曼彻斯特[149][150]。这使得恩格斯不仅已经懂得英语[151],并且曾与许多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有着密切关系[151]。事实上恩格斯过去作为英语报刊的记者,曾经发表许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51]。
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着手撰写新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66],这本书籍也常常被视为其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重要著作[152]。其中马克思打破过去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如德国记者卡尔·格律恩(英语:Karl Grün)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部分“理想主义”理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从而首次系统地阐述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认为唯物主义是历史上唯一的动力,并且明确提出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进而为社会主义从原本的理想奠定初步理论基础[153]。《德意志意识形态》大体上是以幽默讽刺的形式撰写,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获得审查机关通过。就像马克思许多早期著作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生前始终没有获得发表,并且一直到1932年才首次出版[142][154][155]。
《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马克思开始将自己的工作主轴从原本的科学唯物主义理念的确定,转向至以此角度澄清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真正的理论和策略,而其目的在于区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156]。其中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必须要说服过去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愿意在同一时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然而马克思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权益而有所行动。因此马克思计划在新的著作中针对以劳工为首的阶级撰写具庞大吸引力的论述,透过该阶级所重视的物质利益提供动员大量群众之能量,进而发展成为变革和改变社会的最佳方式。不过为了使手稿得以通过政府机关的审查,马克思透过这本书回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于1840年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批评其“小资产阶级哲学”并且将书命名为《哲学的贫困(英语: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57],这本书后来更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著名的作品《共产党宣言》之基础[158]。
1846年,居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继续与秘密激进组织正义者同盟有所交流[159]。其中马克思认为正义者同盟作为激进组织,应当促进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发起群众运动,进而扩大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160];然而如果要组织工人阶级并且扩展成为群众运动,意味着正义者同盟不得不放弃“秘密”或“地下”性质,并且作为政党开始从事相关行动[161]。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成员最终则被两人的主张所说服。在1847年6月举行成员改组会议,正式公开组织并且呼吁工人阶级投入社会政治运动[162],而该新成立的政治团体则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63]。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规章制定和组织架构建立,并且在从1847年12月至1848年两人则开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共同行动纲领[66][164]。1848年2月21日由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内容中确立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主要信念[165]。其中不再是秘密社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该如过去正义者同盟继续隐藏其信念,相反地应当把目的和方针明确朝向广大的市民[166]。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开头便是由马克思所提出的“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之后马克思则描述资产阶级(富有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产生对立[167]。同时在宣言中还认为相较于其他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和团体,仅有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的主张才真正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并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65]。
1848年时,欧洲经历一系列的抗议和暴力动乱,后来被称为1848年革命[168]。其中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退位,从而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68]。马克思则在最近刚获得继承他父亲的6,000法郎[169](或5,000法郎[170]),并且以此支持相关活动[171]。据称他曾经使用这笔钱三度支援比利时工人筹备武装并且策划发起革命行动[171],不过相关指控的真实性仍有待商榷[169][172],随后马克思则遭到比利时政府驱逐[66]。最后,在同年3月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一家人被迫回到法国巴黎居住,并且认为已经建立新共和政府的法国将能够保障他的人身安全[171][173]。
暂时安顿在巴黎后,恩格斯也在不久跟着返回巴黎居住[66]。之后马克思向积极参与位于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行动总部活动,并且还与其他同样居住在法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German Workers' Club)[174]。由于希望看到革命能够蔓延至德国,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阶级支持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搬至科隆居住的马克思在那里开始发表名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Demand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Germany)之传单[175],在内容中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10项做法,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前,先行推翻当时的封建君主和贵族制度[176]。6月1日,马克思透过他近期从父亲继承来的财产创办日报《新莱茵报》[66]。其中发表的内容主要取材自欧洲各地的新闻事件以及马克思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而受到马克思同时担任主要作家和编辑的主导和影响,尽管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对于该份报纸有所贡献,不过恩格斯对此仍认为是“马克思的简单专政”[177][178][179]。
不过包括马克思和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由于担任报纸编辑而经常定期遭到警方骚扰,马克思本人便曾因侮辱首席检察官、报导违法新闻内容、涉嫌透过抵制税收煽动武装叛乱等指控而遭到审讯[180][181][182][183],不过每次他都获得无罪释放[181][183][184]。同时由普鲁士重要人士组成的弗兰克福国民议会遭到解散,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则提拔了原本反对改革措施的成员,并且排除普鲁士新内阁内部的左派成员和其他改革分子[180]。因此《新莱茵报》很快遭到注意,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陆陆续续遭到司法逮捕或者是遭驱逐出境[66]。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令而被勒令离开普鲁士[179][185]。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出版后,马克思在6月初时回到了巴黎[66]。然而当时巴黎则因为反革命运动和霍乱疫情爆发的影响,使得马克思很快被市政府认为是政治威胁而要求其驱逐出境,或者选择囚禁在法国布列塔尼[66]。在他的妻子燕妮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在不能够搬回德国或者比利时的情况下,1849年8月被法国政府驱逐的马克思一家流亡至英国伦敦[186][187]。
1849年8月马克思移居至英国伦敦并且在此度过余生,随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搬到了伦敦。然而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经常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而精神焦虑,并且受疾病所苦导致情绪不佳[188]。而原本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两人总共有7个孩子,但是因为伦敦生活条件过差使得全部只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189]。两人所生育的孩子包括有珍妮·龙格(英语:Jenny Longuet)(1844年至1883年)、珍妮·娜拉(英语:Laura Marx)(1845年至1911年)、爱伦(1847年至1855年)、亨利·爱德华·盖尔(1849年至1850年)、珍妮·伊夫琳·法兰西丝(1851年至1852年)以及珍妮·朱莉亚·爱莲诺(1855年至1898年)。另外在1857年7月时,则有一名男婴在马克思给他起名前便逝世。另外有传言指称马克思与女仆蘅琳·德穆斯(英语:Helene Demuth)在1851年时有一私生子弗雷迪·德穆斯(Frederick Demuth)[190],其中蘅琳在马克思被迫迁往布鲁塞尔前便跟着燕妮作为陪嫁女仆,之后才解除主仆关系[191][192][193][194]。
马克思在英国期间,仍然时常被普鲁士政府派往英国的密探所监视。而为了使其行踪难以被政府追踪,马克思经常使用假名租借房屋或公寓。在巴黎期间他用“蓝波先生”(Monsieur Ramboz),而在伦敦他签名时则以“A·威廉斯”(A. Williams)。他的朋友则因为马克思皮肤黝黑且黑色卷发,而且历史上的北非地区摩尔人称他为“摩尔”(Moors),而他鼓励他的孩子们叫他“老尼克”(Old Nick)和“查理”(Charley)[195]。马克思还为他的朋友和家人取昵称和假名,称呼恩格斯为“将军”(General)、他的管家海伦(Helene)为“小莉娜”(Lenchen)或“尼姆”(Nym)[195]。另外传记作者家西尔维雅·娜萨(英语:Sylvia Nasar)认为他从来没有学会正确的英语,并且在最后生活英国30年这期间也从未前往英国的工厂[196]。
在1849年至1850年,总部移往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其中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领导的一派主张立即起义。维利希与沙佩尔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起起义后,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将会自发性的跟进发起行动,因此在欧洲将能爆发革命。马克思与恩格斯则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反对这一想法,认为这样并未完善计划的起义是“冒险主义”,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者同盟自身毁灭[197]。他认为维利希与沙佩尔一群人主张的起义,很容易被欧洲保守政府之警、军队所压制,对此他认为如此进行将会造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覆灭。马克思认为社会改变并非少数人在一夜间便能实现,相反地则是对社会经济状况科学分析后,随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而发起革命[197]。
在1848年欧洲各地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鼓励工人阶级团结,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合作共同击败封建贵族,并且提出具有自由选举而成的议会、男性公民投票权的立宪共和国政府之改革要求;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合作才能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不过最终仍以工人阶级主导并且组织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经过长期内部斗争后,马克思主张将造成组织瓦解的观点占了上风,最终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离开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了同样支持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198],该协会主要在伦敦市中心的娱乐区伦敦苏荷区大风车街(英语:Great Windmill Street)举行会议[199][200]。然而就如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行动问题而发生内部分裂,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内部成员也分成支持马克思想法者以及跟随沙佩尔和维利希做法两派。最终在这次与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派的斗争中,马克思失去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内部成员的支持,并且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协会职务[198]。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为基础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01];在此他扩大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想法,并且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将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而获得胜利[202]。
在伦敦期间马克思投身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工作,而由于被许多国家驱逐而被迫到处流亡,他曾自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然而刚搬入英国的前几年,他和他的家人则面临极端贫困的生活困境[203][204]。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好友恩格斯的资助,当时恩格斯从他的家族生意获得庞大收入[203][205]。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英国、美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南非的6家报社撰写文章[206],其中马克思大多数的新闻写作主要是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地区记者[207]。过去马克思便透过担任自己报刊的编辑或者为其他支持其哲学论点的报纸撰写文章,来和广大的工人阶级民众得以进行沟通。然而前往英国伦敦后,马克思无法自费或者与其他人共同合资创办报纸,因此他试图借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等“资产阶级”报纸撰写文章并和公众交流。起初马克思的文章是由威廉·皮柏(Wilhelm Pieper)从德语翻译到英语,不过最后马克思具备英语写作能力后,就不再借由翻译写作发表文章[208]。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霍勒斯·格里利在1841年4月于纽约创办,而马克思则是透过该报编辑部的记者查尔斯·A·达纳(英语:Charles Anderson Dana)与《纽约每日论坛报》接触[209]。不过之后查尔斯·达纳则辞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工作,并且在1868年加入与之竞争的《纽约太阳报》团队而成为首席主编[210]。马克思的论点获得《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公开支持,同时他也把该报纸视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其中《纽约每日论坛报》自创办以来便定位为每份只需花费2分的廉价报纸[211],因此它本身很受美国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的欢迎,并且以每天出版50,000份的速度成为当时美国流传最广的报纸[212]。《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主要以格里利的反奴隶制主张为主,这使得该报广泛的读者群除了来自美国工人阶级外,读者也包括有支持工人阶级的社会大众[213]。1852年8月21日,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其第一篇介绍英国议会选举的文章[214]。
《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开始仅把马克思视为欧洲新闻之特派记者,然而在185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于奴隶制度的冲突加剧、以及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使得美国社会大众对于欧洲事务的关注程度下降[215]。因此马克思很早就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的议题讨论,特别是奴隶制度危机或者国家之间的战争等问题。原本马克思之所以愿意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该报编辑方针主张渐进改革。然而查尔斯·德纳于1861年年底离开总编辑工作后,改组过后的编辑部提出新的编辑政策[216]。《纽约每日论坛报》不再强烈支持废奴主义并且主张联邦应取得完全胜利,新编辑部转而支持联邦和美利坚邦联达成直接和平以结束内战,同时位于美国南部的邦联则继续维持奴隶制度。马克思强烈反对这种新的政治立场,并在1863年被辞去《纽约每日论坛报》作家的工作[217]。
结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者主张从1850年代至1860年代期间[218],马克思的论点从原本的唯心主义、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思想的青年马克思(英语:Young Marx)主义,在著作内容上转换成科学精神较为成熟的后期马克思[218][219][220][221],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段期间有思想改变存在[221][222]。1848年至1849年的系列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维的重要出发点,他们认为其经济历史发展观点是唯一能够充分解释如1848年一连串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有效论证。1848年过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时间开始试想整个革命完全爆发的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认为除非将会发生另一次经济衰退,否则新的大规模革命将不会发生。然而马克思和其他革命成员对于是否必须在经济衰退后,社会开始出现革命形势后才能够发动革命产生争论;马克思指责主张革命不必在经济衰退时发起的革命成员为“冒险家”,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可能是革命群众的纯粹“意志力”凭空生成,而不须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之现实。
1852年美国经济陷入低迷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怀疑革命风潮即将出现。然而美国经济由于仍然在快速成长使得革命无法如设想的爆发,而美国西部边疆仍然能够让许多遭到打压的民众前往发展,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则会由于无法发泄而引发社会动荡。也因此自美国爆发的任何经济危机将不会导致革命爆发,除非欧洲的古老经济体系因为美国经济而受到打击。当时马克思将世界经济仍视为单个国家系统,并且相隔着各个国家的国界而紧密相连。1857年经济大恐慌则打破过去对于世界经济的思维模式,该次经济恐慌从在美国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上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223]。这时从1844年离开学术研究并且忙于其他工作的马克思,开始渴望回到自己的经济研究计划上。对此他认为透过重新回到经济学的研究中,他将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
由于工人革命和相关运动的多次失败和挫折,马克思也试图透过学术研究了解资本主义;其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研究,并且重新反思先前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和搜集到的经济数据[224]。到了1857年,马克思已经积累了超过800页的笔记和短文,内容则包括有资本、不在地主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些工作整理出版,直到1939年才经他人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225][226][227]。
1859年时马克思则出版了自己首本较为严肃的经济研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本著作原本是打算仅作为后来才发表的3卷《资本论》的序言[22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接受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倡导的劳动价值理论,但尽管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有所区分,但一直未能确定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则在这本著作中明确界定了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实际关系[229],他也提出了金钱和货币流通的资本主义经济之科学理论[230]。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式对社会大众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这本书的许多版本也很快便销售完毕[231]。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181],并且获选进入领导委员会中[232]。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便为第一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66],并且曾经与无政府主义者重要人物米哈伊尔·亚历克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发生斗争[203]。尽管马克思在这次争论中获得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但是在马克思支持下领导委员会将总部从原本的英国伦敦转移至美国纽约后,反而使得第一国际的重要性下滑[233]。而在当时国际社会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巴黎的公民反抗法国政府并且自行接管市镇长达2个月,但是最终则遭到镇压结束。针对这次流血叛乱行动,马克思则撰写其最著名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以为巴黎公社辩护[234][235]。另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销售成功,促使得马克思在186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研究并撰写大型著作[66]。
其中在后来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英语: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著作中,马克思讨论了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政治经济理论家[203]。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该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活动[236]。同时在书本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而该理论则深深受到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吉斯金(英语:Thomas Hodgskin)的影响;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特别评论霍吉斯金的著作《反对资方的要求而为劳方辩护》(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237]。事实上马克思引述霍吉斯金所提出的,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使得劳动发生异化,进而出现“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问题所在。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的情况[238]。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概述了他对于剩余价值和自然资源开发的构想,他认为这最终会导致利润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崩溃[239]。《资本论》第一卷也引来社会大量讨论,1871年秋天时德语版本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刷版本即将销售完毕时,第二版随即投入印刷并且贩售。而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需求,使得3,000多本俄语版的书籍很快便于1872年3月27日出版并发表。马克思之后生活仍然继续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需要的资料,但是在他逝世以后相关的内容仍然仅有草稿,因此最后在恩格斯对于后2卷手稿编整后才获得出版[203]。1885年时《资本论》第二卷经由恩格斯整理后发表,1893年7月又以“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Capital II: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一名再度出版[137]。隔年10月,《资本论》第三卷则是命名为“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Capital II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后正式对外发表[240]。
1870年10月,马克思与移居伦敦的恩格斯再度相聚并且持续合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常常被称作《资本论》第四卷,并成为马克思对于经济思想史首个全面的论文[241]。其中主要以马克思在1861年至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汇编而成[242][243][244]。其中1905年和1910年时,德语版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节选版才正式发表,到了1951年该删减部分内容的版本在翻译成英语后在英国伦敦出版。不过收录完整内容而未删减的《剩余价值理论》版本,则一直到1963年和1971年才在苏联莫斯科视为《资本论》第四卷发行[245]。另外对于数学有所兴趣的马克思在伦敦撰写《资本论》期间,曾经为了工作需要而复习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学等数学概念,其中他特别关心微积分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1968年时,苏联数学史家索非亚·雅诺夫斯卡娅(英语:Sofya Yanovskaya)在将手稿汇整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英语: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of Karl Marx)》[246]。
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10年健康每况愈下,这使得他不能继续把过往许多工作计划接续完成[203]。此时他则经常对于当代政治撰写评论和整理意见,特别是针对德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发展发表看法。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反对他的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态度,认为两人不应当为统一社会主义派系的观点、而与斐迪南·拉萨尔提出的国有社会主义做出妥协[203],而在这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其著名的名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47]”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写给俄罗斯社会主义作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到如何在俄罗斯直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现有村庄土地采取共同所有权制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村社[203][248]。虽然马克思在信中承认从俄罗斯农村建立的组织公社是俄罗斯社会复兴的出发点,但是他也表示在未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转移至社会主义阶段时,应当以和平行动方式作为主要手段[249]。其中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消除各方可能对于组织公社的质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全面解决负面影响后马克思所提到的组织公社自行正常发展的情况才可能存在[249]。
不过在同一封寄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所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249]”而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则表达其对于人类学发展的热情,并且认为这将能够激励未来的共产主义成立,并且相较于过去的共产主义模式有更高的水平。对此他写道:
“ |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是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正出现致命的危机,在它已经达到最高峰时将会导致危机爆发而终结,现代社会因而回归到更高形式、最古老的集体生产和所有权关系……原始社会的生命力远比犹太人、希腊、罗马等社会还要无比的高尚,更不用说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250] | ” |
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逝世,而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15个月则因为罹患粘膜炎(英语:Catarrh)而健康欠佳。然而粘膜炎随后引发支气管炎和胸膜炎,最终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时于伦敦寓所逝世[66]。当时马克思为无国籍者,他的家人和朋友把他的遗体与燕妮合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251]。在1883年3月17日举办其葬礼时共有9名至11名亲友参与葬礼[252],除了他2个女儿爱莲诺·马克思和娜拉·马克思(英语:Laura Marx)以及好友恩格斯外,马克思的2名女婿、同时也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沙尔·龙格与保尔·拉法格参与了这次葬礼[252][253]。其中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还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这包括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等人。其中恩格斯在演说中提到:
“ | 3月14日下午二时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254] | ” |
在葬礼中除了恩格斯的讲话外,也发表其他来自各地的声明内容[252]。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暨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用德语演说,另外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龙格也用法文发表简短声明[252],而法国和西班牙的2个工人政党也发表致敬电报[252]。其他参与马克思葬礼、但并非其熟识亲友者还包括有共产主义的3名支持人士,包括曾经支持共产主义(英语:Cologne Communist Trial),1852年遭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被恩格斯视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资深成员的G·洛赫奈(G. Lochner);以及本身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曾经参与德意志1848年革命的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英语:Carl Schorlemmer)[252]。在葬礼中另一名参与者是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他后来因为无脊椎动物与演化等研究而闻名[252]。
马克思的墓碑上雕刻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且注记了由恩格斯主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3]”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将自己留下的价值约30,000英镑(约合2011年的4,800,000美元)的遗产的四分之三转交给了马克思2名幸存的女儿[190][255][256]。原本马克思的坟墓仅有简陋的装饰,不过在1954年大不列颠共产党邀请英国雕塑家劳伦斯·布拉德索(英语:Laurence Bradshaw)为马克思立下马克思半身肖像[43]。而在1970年,则发生有人尝试以自制炸弹破坏该纪念碑[257]。已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尽管马克思没有在英国有大批追随者,但是不能因此说马克思逝世后的人生面临失败,因为实际上马克思的作品后来对德国和俄罗斯左翼运动有所影响。同时在他逝世后25年,在欧洲各国陆续出现公开承认受过马克思影响自身政治观点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代议民主制的选举中赢得15%至47%的得票率[258]。
马克思经常对于过去的思想家予以批判,他也因此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批评第一人”[259][260]。其中马克思曾经批评具有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261],并试图透过这一作法让思想得以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分离[260],这使他与许多当代哲学家有所不同[22]。不过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这包括有:
-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259]。
-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260]。
- 以让-雅克·卢梭、克劳德·昂列·圣西蒙、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夏尔·傅立叶等社会主义人士为主的法国左派(英语:French Left)思想[260][262][263]。
- 早期德国以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唯物主义之青年黑格尔派,和18世纪后期以德尼·狄德罗、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和保尔·霍尔巴赫为首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130]。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的分析[126],同时早期还受到弗朗索瓦·基佐和奥古斯丁·蒂埃里(英语:Augustin Thierry)等法国自由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影响。
历史学者经常把马克思的观点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不过一些批评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将其哲学改编成辩证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说法,认为应当对于作为现实的历史影响力透过辩证法验证[259]。然而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而把思想列为最重要之物,而本人是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改变原本辩证法的前提,主张物质观念的首要地位[142][259]。其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存在掌握了历史进程,不过马克思则认为此举是不必要的神秘化,试图模糊人类和其物理行为改变世界的现实[259]。对此他写道黑格尔颠倒了原本现实中的行动,因此需要重新订立基础建构之。尽管马克思不喜欢在一些著作中使用哥德小说式的神秘术语,不过在《资本论》中他仍然指称资本主义为“劳动产品拜物教”[264]。
虽然马克思的灵感来自法国社会主义和社会学思想,但是他也批判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支持者[260];其中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青睐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就导致其被边缘化并且面临贫困问题,对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大规模变革经济体系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变化[263]。另外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语: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也大大影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诠释,从而导致马克思透过历史辩证法而设想出阶级斗争冲突,并且认为现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最为进步的力量[126]。马克思认为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后将能够洞悉历史发展,进而发现推动发展结果的社会矛盾因素;也因此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做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必定会发生。但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提到他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名言,仍然认为必须要实际付出行动以改变世界[2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