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生于桂林府临桂县西乡村，一级上将[2]，中国国民党党员。新桂系首领，曾任行宪后首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理总统[1]。
| 李宗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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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1935年式陆军一级上将礼服的李宗仁 | |
 中华民国第1任总统 | |
| 代理任期 1949年1月21日—1949年11月20日出国 阎锡山代行：1949年11月20日－1950年3月1日 | |
| 前任 | 蒋介石（中华民国首任总统） |
| 继任 | 阎锡山（代行） 蒋介石（1950年复行视事） |
| 中华民国第1任副总统 | |
| 任期 1948年5月20日—1954年3月10日罢免解职 | |
| 总统 | 蒋介石 |
| 前任 | 首任 |
| 继任 | 陈诚 |
| 多数票 | 国大代表1,438票（52.62%） |
| 第10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8年1月26日—1938年9月29日 | |
| 前任 | 蒋作宾 |
| 继任 | 廖磊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光绪十七年（1891年）7月9日 大清广西省桂林府临桂县 |
| 逝世 | 1969年1月30日（77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
| 籍贯 | 广西桂林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 配偶 | 元配：李秀文（1891－1992） 妾室：郭德洁（1906－1966） 继配：胡友松（1939－2008） |
| 学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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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桂军 |
| 军衔 |  一级上将 |
| 参战 | 中原大战 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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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9年1月21日任代总统至同年11月20日，并未赴台。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代理李宗仁职务直至蒋介石复行视事。 | |
李宗仁在家中排行老二，幼年家贫务农，18岁入广西陆军小学[1]。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支部，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改组，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
李宗仁以实力军人之姿，在广州加入孙中山阵营。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全省，并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南京十年，屡次发动和参与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等内战，亦苦心经营大本营广西。抗日战争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会战中名震一时。
1948年行宪，李宗仁经国民大会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1月，李宗仁接替引退的蒋介石代行总统职权。1949年11月20日，政府自陪都重庆西撤至成都，李宗仁作为代理总统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乘机到香港宣布进入医院治疗胃病，并将军政大权交由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全权处理。蒋介石复出接替李宗仁之出缺，带领中国国民党继续对抗中国共产党。李宗仁在香港守候两周，之后和家人一道出走美国[3]。李宗仁未赴台继续担任副总统，1954年遭监察院弹劾、国民大会决议罢免解职（然而李的任期仅剩两个多月，故国民大会的罢免决议实质意义并不大），1965年经瑞士回到中国大陆，1969年病逝于北京。
生平
1908年春，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4]:91。1912年，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秋毕业[4]:92。李宗仁只在将校讲习所见习3个月，当过队附，旋为桂林模范小学体操教员，月薪16元[4]:92。
1916年5月1日，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4]:93。1916年护国军兴复，李宗仁参军[1]。李宗仁在谢维德连中当中尉排长[4]:94。李宗仁再入湖南护法，负伤迁营长，隶林虎部[1]。1917年，林虎部周毅夫团入湖南境，交马济指挥，李宗仁升第一连连长；1919年春，李宗仁升第一营营长，回广东移驻东江淡水抵御陈炯明援闽粤军[4]:95-97。1920年底，李宗仁至玉林的兴业县驻防[4]:99。1921年，左翼粤军陈炯光发表李宗仁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4]:101。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旧桂系败绩，李宗仁部为陈炯明所收编[1]。广西省长马君武任李宗仁为广西陆军第五旅旅长[4]:106。李宗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军总司令[4]:108。1922年，李宗仁收编黄绍竑部[4]:109。
1923年10月，李宗仁与前陆小同学黄绍竑、白崇禧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定桂、讨贼两军合并编为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黄旭初为副参谋长[4]:112-113。1925年夏，李宗仁乃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
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
1929年2月，蒋介石即秘密以大批弹药军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6]:544。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恐慌[6]:544。何键查扣后，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6]:545。夏威、胡宗铎、陶钧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手[6]:545。2月21日早晨，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6]:545。三人未得李宗仁令便自作主张[6]:545。
李宗仁旋返广西自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图谋北上败绩；返广西自保[1]。
1931年5月28日，李宗仁抵广州，寓退思园[7]:3844。
1936年5月20日，李宗仁自南宁抵达广州[7]:5141。12月20日，李宗仁电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7]:5314。
1937年2月26日，国民政府特派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第五路总指挥，二级上将白崇禧兼第五路副总指挥，陆军中将李品仙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陆军中将张任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参谋长[7]:5373。抗战军兴，南京中央统帅部发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之防卫战[8]:118。
1943年底，蒋介石为防止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1]。194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特派王缵绪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原任刘峙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7]:7658。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7]:7809。12月28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会晤行营主任李宗仁，召集军政首长汇报[7]:7938。主政北平后，李宗仁为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解决了用地问题，徐感念此举，将校内一建筑命名为“德邻纪念堂”[9]。
1947年2月7日晚，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参谋长薛子正于北京饭店举行酒会与北平各界话别；李宗仁以次高级军政长官、各大学校长、民社党、民盟人士及美方高级军官等，均应邀出席[7]:8281。2月15日，李宗仁举行酒会，为军调部三方人员送行；叶剑英表示，决定2月17日离开北平，返回延安[7]:8287。2月28日，华北绥靖会议在北平举行，李宗仁、白崇禧、谷正纲与华北中国国民党高级官员研讨华北对共战略[7]:8297-8298。李宗仁令保障新闻自由，天津停止新闻检查[7]:8370。10月2日，陈诚向蒋介石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动攻势，请令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仁督促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迅速率部出关，协击北宁铁路附近之中共军队[7]:8427。
1948年4月3日夜，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对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10]:3-4李宗仁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10]:4李宗仁通过黄绍竑联系，与于右任、程潜联手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复兴派、三青团地方干部广泛支持[10]:4。三青团地方干部（大部分是复兴派）、蓝衣社、黄埔系一些骨干分子为对付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10]:4。4月13日，李宗仁招待国民大会代表，致词称：本人此次竞选副总统，即希望协助元首，推动革新运动，今后勿论当选与否，当本一贯精神，勇往迈进，以期不负亲朋国人之期望[7]:8570。4月15日，李宗仁致电北平党政负责人，指示对学潮“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7]:8572。4月16日，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居正[7]:8573。4月19日，副总统候选人孙科、李宗仁、莫德惠等分别招待各位之国大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7]:8576。4月20日，国民大会秘书处公布副总统候选人签署代表人数：孙科540票，于右任512票，李479票，程潜338票、莫德惠211票，徐傅霖132票；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会字第二号）》，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计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6人[7]:8577。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10]:6。4月24日，副总统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10]:7。4月28日，副总统第三次投票结果，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10]:8。4月29日，在第四轮“相对多数当选”；且只有两位候选人的这次副总统投票中，李宗仁获得1,438票，孙科则得到1,295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11]:1，当广播员报告李宗仁票数已超过半数当选时，蒋介石盛怒之下，把收音机踢翻[12]。
就职前夕，蒋介石手谕李宗仁在就职典礼上穿军常服[12]。5月19日，李宗仁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并称“希望全国上下今后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削平内乱”[7]:8605。5月20日，在就职典礼上，蒋介石穿长袍马褂[12]。李宗仁看来像是蒋介石的副官，李宗仁“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12]。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飞往南京前发表谈话，希望对中国共产党恢复“和谈”[13]:165。8月17日，李宗仁在南京否认其事[13]:165。12月，李宗仁、程潜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谈和，白崇禧发亥敬电促政府言和[5]:57。是月下旬，蒋介石与李宗仁经两次协商，就蒋介石下野问题协议；一、蒋介石主动下野，以便政府开始和谈；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宣布和平主张；三、与中共和谈事由行政院主持[7]:8764。并非正式协议准备和谈：甲、运用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10]:20。12月24日，立法院改选童冠贤为院长，刘健群为副院长；童后来推动李宗仁和谈[10]:12-13。同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对李宗仁说，蒋介石预定1949年元旦下野，由李宗仁接任[10]:21。平津战役爆发，12月28日蒋介石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12月29日蒋介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0]:22。12月31日，蒋介石拟好下野谋和文告，准备元旦发表；李宗仁称：“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蒋介石称：“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10]:23-24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5]:57。1月4日，蒋介石到傅厚岗拜访李宗仁，询问对时局之处置意见，要求李出面主持与中共谈判，表示自己五年内不干预政治[7]:8768。1月11日，张群同白崇禧在汉口继续会谈，张群称：“总裁强调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10]:321月19日，蒋约见李商谈时局，表示引退[14]:136。蒋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其已放弃总统职位[15][10]:43。
1949年1月21日，李宣布就代总统职[16]，声明愿就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即行开始商谈；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5]:58。
1月24日，李表示：“决促进和平实现。”[14]:142李又飭令行政院长孙科办理“七大和平措施”[14]:142：㈠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㈡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㈢裁撤“戡乱建国总队”；㈣释放政治犯；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㈥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㈦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10]:44。行政院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10]:44
1月27日，李亲电毛泽东，“促其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14]:144；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10]:44同日，李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次日，叶剑英向黄、刘讲述中国共产党自日本投降以来对防止内战，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所尽一切努力及蒋之倒行逆施；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项条件基础上愿意和国府及其他国府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9日，黄回南京覆命，刘暂留北平[7]:8793。李在中国国民党内未具有中央常务委员身份，又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孙科关系不洽，与党关系益加隔阂，进而引发“府院之争”、“党政之争”[17]:312。李为着结束内战，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以求和解[6]:831。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6]:831。1月29日，只有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前司法院长居正两位党老与李留在南京度过农历新年[10]:45。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要李宗仁使者刘仲华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和平条件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7]:8799。同日，李与程思远、甘介侯等飞上海挽留孙科内阁，内阁无人到机场迎接；李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10]:45。同日，参谋总长顾祝同覆函李：“德公代总统钧鉴：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覆，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 二月一日”[10]:46-47。
2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之覆电中指出，只要李、白崇禧“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仿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指傅作义）的态度对待他们”[7]:8804；李以代总统名义组织由颜惠庆任团长之“人民和平代表团”六人，准备赴北平洽商和平[7]:8805。2月8日，李命黄旭初访问广东[10]:52。2月9日，李自称“共党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14]:153。孙科率领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6]:836。
2月12日，黄旭初返桂林，长途电话报李：㈠孙科不返京；㈡由于张发奎热心联络，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均一致拥护代总统，团结两广；㈢广东首要均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㈣留粤立委受CC影响，主张在广州开会；㈤溪口经常以长途电话指挥广州党政机构[10]:52。同日，张发奎等派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陆匡文飞南京见李；李改任李汉魂为总统府参军长，与程思远、邱昌渭、甘介侯有“四大金刚”之目，李改提陈济棠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10]:52。同日，李请于右任、童冠贤飞广州，劝行政院返南京办公，次日于、童返南京覆命任务未成，2月14日李命令内阁回南京，孙科称病不应[10]:53。
2月17日，李令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中央银行存金他运[18]:515。
2月20日，李飞广州，与孙科、吴铁城会谈，经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施压，孙允将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10]:54。2月22日，李在广州谈话，如解放军强行渡江，只有打到底[18]:515；李乘自强号离开广州，经桂林、长沙、武汉[10]:55。
2月25日，李返回南京，立即准备换行政院长，强何应钦“继任”[14]:160。李希望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绝对不能强迫接受不体面条件；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接受所谓八条，只同在两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条[6]:842。孙科最后同意返回南京[6]:838。2月28日，孙科抵达南京[6]:838。孙科向李提出请辞[19]:838。
3月1日，李指派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起草和谈内容（3月9日，草案整理完成。）[18]:515。
3月7日，孙科复来见李[20]:838，请求批准辞职[10]:60。最后李接受他辞职[6]:838-839。
3月8日，孙科及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呈请辞职[18]:516。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广州称：蒋总裁无复总统职之意，其居住则有完全之自由[10]:58。
3月9日，李亲自拜访何应钦，最后接受担任行政院长[6]:838。3月12日，李提名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经立法院举行院会同意[10]:61。3月22日，李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14]:171。
3月24日，明告美国驻华大使，“谓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请求其谅解”[14]:172；李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5人组成和谈代表团，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10]:63。
3月28日，监察院财粮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向政府提交以下议案：促请救济告贷无门的迁穗公教人员；解救太原粮荒；改变征实办法；修正各机关办公费规定；裁撤台湾巡察团之烟酒公卖机构；纠正中央银行高价抛售金银作法[7]:8854。3月29日，潘公展等亦电李、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电谓：“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7]:88553月31日，李在办公室召开一个两小时军事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汤恩伯、王叔铭、总统府军务局长刘士毅、关麟征、宋希濂等十二人[21]。会议讨论：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二、将新疆驻军东调；三、分配十个美械师[21]。
4月，李以党政民意各方面皆反对“和谈条件”，上电声言请蒋复职，并以即日回桂为口实，其意盖一在迫使蒋曲听其“和谈”，一在胁逼蒋出国；蒋均不为所动[5]:59。4月，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商谈和平，周坚持以毛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5]:58。4月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李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告李、白：一、在和谈其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7]:8862。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黄启汉当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走。”；当天下午，黄启汉由北平飞南京，向李报告周恩来意见[7]:8862。
4月4日，李、白崇禧通过黄启汉及南京和谈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庆及再向长江靠近，“以利和谈，免生枝节”；中共中央是日致电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并告刘伯承及中原局邓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7]:8863。4月7日，毛泽东覆李电称：“根据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14]:179。4月10日，乘阎锡山至溪口晋见蒋之便利，李曾托其带书请示机宜[13]:169。同日，李电陈蒋谓：“万一和谈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退’以谢国人”[14]:181。4月12日，蒋戒其勿为胁迫而自馁[13]:169。4月17日，李乃致电蒋，请其复职，继续领导战争[13]:170。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反共决心[11]:1。
4月19日，中国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商《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拒绝解放军渡江和由中共负责整编国军两项，对于联合政府等项则提出修改意见，次日继续会商后推定张群、吴忠信赴溪口，吴铁城、黄绍竑赴广州，分向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李宗仁任命林伯森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仍兼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7]:8880。
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党和谈指导委员会通过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训令；晚，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蒋之乙种方案，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电文列举不能接受之理由，声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䦧墙之争论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风之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7]:8880。
4月21日，李、何应钦电召在北平南京和谈代表返回南京，要求电告“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和谈代表黄绍竑以“身体不适，为拟小作休息，不愿作任何政治活动”为由，向李、何应钦提出呈辞，并辞和谈代表职务，于上午9时自广州飞香港养病；李、何召集各院、部会议，决定各部门疏散转移：总统府及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各院、会、部分批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由行政院准备交通工具，规定于4月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行动；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7]:8883。
4月22日，蒋问李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答以“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以解放军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拒绝。李表示和谈使命既终，要求卸职。蒋鼓励其“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蒋主持下决定：一、宣告和谈破裂，对中共坚决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二、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四、加强中国国民党内团结及党与政府的联系。同时决定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重大决策，先提交该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南京政府各院、部、会撤迁广州，总统府迁往上海。撤迁前发表文告，声称坚决与中共作战到底。并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国外交使团迅即撤往广州[7]:8885。同日，李要求蒋复职；蒋说明只讨论时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变动”[14]:188。李于会后即回南京[14]:188。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在明故宫机场乘追云号[22]:82，“飞往桂林”[14]:18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立法、监察委员114人在广州开会，一致决议电请蒋、李宗仁到广州，继续领导中国国民党，顽抗到底[7]:8888。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撤销和谈指导委员会[7]:8889。李决定派程思远等分头去汉口、广州，与白崇禧、张发奎及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代办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机场下机时，对前来迎接的人表示：决不糜烂广西，绝不去广州[7]:8890。
4月24日，李自桂林分电于右任、童冠贤、居正，促请即日赴广州[7]:8891。4月27日，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并谓；“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7]:8894-8895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党员书》，号召中国国民党党员“救国护党”，“一致团结于本党中央领导之下，为保国保民而努力”[7]:8896。
4月30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大使衔代办克拉克到桂林与李宗仁会谈，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抵抗，美国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并称“美国政府今后不再援蒋”，希望李尽快赴广州，“在广州组织一个与蒋氏截然分开的政府，否则不易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并表示：“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势力”；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党员书，称中共向政府提出《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如果接受，则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从此消灭，当此党国危难之时，当各尽其在我，吾党应有自信，不必有丝毫之气馁[7]:8898。
5月1日，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他于4月30日在桂林与李长谈4个小时，相信李是真正决心与蒋摊牌，并自认有希望成功；李说蒋想复出掌权，但蒋觉得除非蒋到政府所在地广州，否则蒋不能复职，而蒋不能到广州，除非李也在广州；李提到蒋在考虑退休时，曾想住在台湾，当时省主席陈诚曾把此项可能性向美国总领事提起，美国总领事非正式提到台湾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对日和约签字才决定；据李说，美国总领事之评论转报给蒋，蒋才认定不能退休到一个中国主权可能被质疑之地方，因此才决定去奉化[23]:135-137。5月2日，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李宗仁赴广州坐镇[24]:870。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相偕飞桂林，促请李宗仁至广州主持政务，李宗仁对蒋以“不复即应出国”相要挟[5]:59。5月5日，李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25]:196。5月6日，阎锡山赴桂林劝李到广州，回到广州后告诉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李在获得全权主政之保证之前，仍拒绝回广州；阎说，蒋主张坚守沿海，李则主张退守内陆[23]:141。5月8日，李返广州，继续攻击蒋，更变本而加厉[13]:171。李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5月14日，李发布总统明令：兼任青岛市市长秦德纯呈请辞职，秦德纯准免兼职，任命孙继丁代理青岛市市长[7]:8913。5月15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机离开广州赴美国，携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7]:8915。5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财粮会议，5月22日结束；何应钦、张群、白崇禧、陈济棠、陈诚、张发奎、顾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参加，决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征收巨额军粮，仅四川一省“征借”数目即达1350万担[7]:8917-8918。5月25日，李代总统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着即废止；《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着即废止；同日颁令：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派黄旭初兼任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甘丽初为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7]:8926。5月26日，李宗仁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党内团结案及党务革新问题；李宗仁特派钱泰为出席国际电报电话行政会议首席代表，派卢有澄、孙从钧为代表；李宗仁令准云南龙武、德钦、宁蒗三设治局改为县[7]:8927。5月30日，何应钦率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职[18]:518。
6月1日上午，立法院举行会议，审查李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一案，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被否决[7]:8931。6月2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在广州举行，吴铁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经全体与会委员一致同意[7]:8932。6月6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辞准免，特任閰锡山为行政院院长；行政法院院长端木恺请辞，准免本职，特任王令希为行政法院院长；任命孙越崎兼经济部资委员会主任；派杨森、王缵绪、钱大钧、邓锡侯、孙震、贺国光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夏威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7]:8935。6月8日，李宗仁任命刘诚云为总统府参军[7]:8937。6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通过非常委员会名单，终于定案[17]:310。蒋与李、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等12人为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5]:60。6月13日，蒋致电郑彦棻，指示征询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阎锡山等对于副主席人选意见：“非常委员会名单既经过通过，对于副主席亦应即提名，请商诸礼卿、铁城、立夫等同志，如副主席祇可提一人，则提德邻，如提二人，则将哲生亦同时提出。究以一人抑二人，并与伯川院长切商速覆。如各同志以暂提一人，则由秘书处以中名义先提德邻为副主席。”[26]李在委员名单确定后，颇为关心非常委员会成立工作，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索取该会组织条例外，并致电蒋氏，推荐由吴忠信兼任秘书长、程思远出任副秘书长[27]。6月16日[14]:213，李、阎锡山联名上电请蒋莅临广州主持大局，盖李此时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5]:60。
7月30日，李由台北飞返广州[14]:230。8月1日，李在非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称，保卫广东，决战应积极，不可延误，但部队不听调度，即无法完成部署。今后大决策应请总裁指示，小的如军队调动等，应听国防部命令。总裁说过他领导党不问政事，曾见诸文告[28]。8月23日，蒋自台北飞抵广州，先行往访李、阎锡山，继召见刘安祺、顾祝同等，面询军事部署实情[29]。
9月12日，代总统李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部署湖南、江西军事，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白崇禧、余汉谋出席[7]:9008。9月14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与李长谈4小时[7]:9009。9月15日，李召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参加，商讨“反攻”计划[7]:9009。9月25日，李对记者表示，要用时间制胜，采取攻势防御，坚守华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费，美援一定会来[7]:9017。9月26日，蒋与李恳谈当前局势，蒋又与吴铁城、阎锡山、邱昌渭、叶公超、张群讨论外交问题[7]:9018。9月27日，总统府发言人声明，李不同意汤恩伯继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7]:9018。9月29日，总统府令免咨政宋庆龄，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之职[7]:9019。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5]:61。10月13日，李自广州出走桂林，国军撤离广州[5]:61-62。李发表谈话，重申反共决心[5]:62。11月1日，李由重庆飞往昆明，批准释放中国共产党份子；卢汉遂复萌异志[5]:62。11月14日，李飞南宁，11月17日李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30]。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托言就医经由桂林经南宁飞赴香港”[5]:62，住进香港半山养和医院[30]。
12月2日，朱家骅、洪兰友携李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须赴美，为期一个月）[18]:523。12月4日，李借口胃疾复发，须出国治疗，偕其妻及随员7人，乘包机一架，离港赴美[13]:176[31]:276-277。12月5日，李离职赴美[5]:62[14]:277[32]。
李自知不能去台，遂借口就医去美[11]:2。1949年11月29日，蒋再遣朱家骅、洪兰友赴港，仍未有结果[33][34][35]。
李抵美后，初组“第三势力”，反对台北政府[13]:176。
李不获得美支持，给蒋复职机会[36]:190。
1950年1月，李致电监察院，接洽美援遥领国事[5]:63。1月20日，监察院致电李，促请由美国返台视事[37]:587，李以身体有恙仍需调养为由复电婉拒[38]。监察院致电李返台，他回电不拟返国[39]:204-205。
1950年2月5日，国民大会代表胡钟吾、刘宜达等人再电李[40]。政府多次电请李回台主持政务，否则将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41]:309。李电覆监察委员，表示短期内不能返国[41]:309。2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联名致电李，劝其回国，并称若再不归国将请总裁复职[42]。李则覆电：“仁以病尚未痊，医嘱不宜远行”；同时李在电报中表示，基于宪法规定，总统暂由行政院长代理，并立刻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新总统[43]:42-51。2月17日，李主动与孔祥熙见面谈话；私人代表甘介侯2月18日又找上孔祥熙，孔于当天致电报告给宋美龄[44]:205。行政院长阎锡山与副院长朱家骅也提出辞呈，仍称“若无元首，中华民国就濒于亡国”[43]:50-51，以替蒋复职铺路[36]:190。2月22日，陶希圣及王世杰开始草拟文告，中国国民党中常会2月某日通过决议，以局势益加严重，请蒋尽速复职[45]:206。监察院大会决议函复李，斥其遥领国事，并提请国大弹劾[5]:63。2月26日，张群、黄少谷、王世杰、洪兰友等人分别就蒋复职事与桂系接洽[46]:207。2月28日，蒋邀集张群、陈立夫、陶希圣、谷正纲、黄少谷等讨论复职文告内容，决定3月1日视事[47]:207。当晚顾维钧自美国发来电报说，李约晤杜鲁门[48]:208。
1950年3月1日，蒋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复职）[5]:63[49]:209，不是重新就职[36]:190。因为蒋1949年下野并没有经过国民大会承认，李是“代行”而非继位[36]:190。李声称蒋此举违反宪法[50]:210-211。蒋于文告中称：“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同日，蒋致电李[51]:208-209，希望李早日康复，并请代表其访问美国朝野后，从速返回台湾[52]。3月2日，杜鲁门接见李并共进午餐[53]:209-210。3月2日，李接受美联社访问[54]:211。
1952年1月11日，“蒋把‘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交给监察院”[55]。监察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李违法失职案[5]:69。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蒋：“以宪法规定国大代表任期六年，用临定条款来延长代表任期是非法的。”[55]。3月，国民大会对监察院弹劾李违法失职案，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罢免其副总统职务[5]:76。李被免去副总统，成为平民[11]:2。
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1]:2周声明后，李异常高兴，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并于1955年8月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11]:2。他在建议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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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56]:292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以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和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使台湾和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背道而驰。”[11]:2-3 |
1955年5月，程思远到北京访问，与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会晤；程谈到李想回中国大陆；5月7日，李克农向周汇报，建议争取李回国[11]:5。
195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得知李决意归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11]:5。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11]:5。
李曾将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国，称花了11万美金购买[11]:6。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价格，顶多值3,000美金[11]:6。毛泽东得知此事，答应给他12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11]:6。他要11万，就给他12万[11]:6。李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11]:6
1963年11月，程向李讲明周提出“四不”：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和“过五关”：思想、政治、家族、社会、生活，李答应[11]:6。周提出李可回美国料理些事；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决心回国，欢迎[11]:6。李当即表态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1]:6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决意归来之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应欢迎李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11]:7。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11]:7。
1965年6月18日，程思远第五次来到北京[11]:7。领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等按照周意见，交代任务（当时周离开北京出访非洲14国）后，程即于第二天上飞机，前往瑞士迎接李[11]:7。
1965年7月12日11时，周和徐冰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党外人士举行一个谈话会，向党外通报李要到中国大陆之消息，并阐述有关方针政策[11]:8。据有关记载，参加此重要会议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李任仁、刘仲容、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杨东莼、覃异之等[11]:8。会议还通知蔡廷锴与刘仲华参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11]:8。7月13日，周对他们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看人，关键是看本人的表现和转变。李宗仁先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这次回来，还要对他讲四种出路。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李宗仁回来，我们欢迎。大家看形势应当高瞻远瞩，要看大的方面，不要尽看鸡毛蒜皮，心情就舒畅了。希望大家去迎接李宗仁，多同他谈谈。我工作虽多，也要抽时间见李宗仁。”[57]:44-4357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李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电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决定。”[11]:8发报之前，此电报稿送呈毛泽东审阅[11]:8。7月15日早上，毛泽东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11]:8。李回国，周应到机场欢迎[11]:8。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到北京[11]:8。7月17日，周根据毛泽东指示飞抵上海出迎李[11]:8。
7月19日，周与李在上海文化俱乐部长谈，李诚恳全部接受周之意见[11]:10。
7月20日，李和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终于回到北京[11]:10。在机场，周、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氏宣读声明[11]:10-11，说：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激动，尤难自己。谨借此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56]:330-331。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詧。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58]:940-941
7月20日晚，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隆重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洁[11]:11。
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李夫妇和程思远先生，交谈友好亲切[11]:11。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11]:11毛泽东同李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56]:333李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11]:11。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56]:334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56]:334接着李谈到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中国大陆，他们都渴望回到中国大陆[56]:334。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11]:11毛泽东建议李到全国各地去看看[56]:334。李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59]
7月31日晚，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李和郭德洁[11]:12。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及罗青长、刘仲容等人[11]:12。
9月26日下午3时，李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11]:12：“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一九五五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59]11月5日中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洁[59]。
1966年2月，李坚持要参观海南岛，很想了解[11]:19。当时，李很想了解具体战况与军事设施[11]:19。在海口时，李很注意战斗机不时在空中飞行，并问空军是否24小时在空中巡逻[11]:19？美机是否经常飞来[11]:19？解放军高射炮打多高[11]:19？在去榆林港途中问讯雷达设备，见到飞机就观察两边山头，当时接待李之军方人员十分尴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舰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见到一些军事设施[11]:19。2月28日，李偕郭德洁和程思远等，从湛江乘专机飞南宁，受到韦国清和夫人许其倩等热烈欢迎和宴请[11]:19。
1966年3月8日，广西医学院曾怀瑞大夫便向李和平副部长报告说，郭德洁病情随时可能突然恶化[11]:22。郭德洁陷于昏迷状态[56]:352。3月16日，李接到南宁来电，报告郭德洁病情恶化[11]:21。3月19日，郭德洁用专机送回北京[56]:352。于是，李决定中止参观，提前返回南宁[11]:21。郭德洁在北京医院继续抢救无效[56]:352。3月21日零时30分，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11]:22。在李同意下，将郭之美籍身份证拿去国务院办归宗手续[56]:352。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有周、彭真等人参加之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56]:352。
郭德洁遽然去世，使李触目伤心[11]:24。在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再三嘱咐李要节哀，保重身体[11]:24。同时，周还建议李之旧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转换环境，排遣情怀[11]:24。
郭德洁去世后，谁来照顾李晚年生活，成为实际问题[11]:25-26。经人介绍，李结识北京某医院护士胡友松[11]:26。经张成仁介绍，周同意，27岁之胡友松与76岁之李完婚[60]。7月25日，李与胡友松履行正式结婚手续[11]:26。婚后，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11]:26。
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随着“文革”的深入，有关单位的群众要到李宗仁家中批斗。周得知此事后，当即指示：不能进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里搞斗争[11]:26。9月15日，周亲自安排由国务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到三〇一医院贴身保护[11]:26。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应邀参加国庆典礼之李，特意与李热情握手[11]:26。毛泽东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11]:26随后，毛泽东请李来到休息室去吃茶[11]:26。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最后一次谈话，中心意思是谈“文化大革命”之事[11]:26。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之想法去做[56]:358。毛泽东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56]:358。接着毛泽东问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希望李坦率谈谈[56]:358；李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56]:359毛泽东说明当前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56]:359。毛泽东明确说：“红卫兵小将们向各民主党派限期取消民主党派组织，这是不对的。听说他们要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11]:26毛泽东讲完问李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56]:359李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56]:359接着，毛泽东对李说明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之必要[11]:26。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有人对郭德洁不轻易放过，并藉以攻击[11]:23。当时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一张大字报，说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负责人，负有中央情报局特殊使命来中国做特务工作，说该组织用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11]:23。还把当时被诬陷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和郭联系起来[11]:23。谣言借造反小报像雪片似飞遍全国[11]:23-24。其政治企图主要是抹黑周恩来[11]:24。
1968年8月以后，李身体每况愈下，晚年在美国已患肺气肿，经常患感冒发烧住院，同时发现有十二指肠癌[11]:26。9月30日，李扶病参加周恩来举行之国宴，但回家后即感身体难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医院，天安门城楼检阅观礼也未能出席[11]:26。李此次出席国宴，便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政治活动[11]:26。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医院报告到中共中央统战部[11]:26。周极度紧张工作，见到关于李病重之报告[11]:26。他立即做批示：要尽一切可能抢救[11]:26。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对在床边的尹冰彦和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56]:361李气喘吁吁，说话很困难，停了一会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56]:361-3621月30日，李病情恶化，医护人员用尽一切措施抢救，延续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帮助呼吸也无效[11]:27。午夜12时，李溘然长逝，享年78岁[11]:27[注 1]。
对于李去世，中共中央统战部立即写下治丧报告[11]:27。1月31日，周审阅李之治丧报告，亲自将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安排《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李病逝消息，同时刊登李照片；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名单上加上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57]:444。毛泽东批准报告[11]:27。2月1日[56]:362，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李举行一个简单骨灰安放仪式[11]:27。周参加李骨灰安放仪式，是最高之礼遇[11]:28。参加李骨灰安放仪式有10来个人，是有影响有分量人士[11]:28。周宣布李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大家分别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别[11]:28。周在仪式上说，李临终前写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一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56]:362随后，周走来握着胡友松之手说：“李先生逝世了，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国家会照顾你的。”[11]:28胡友松在骨灰盒上写着：李宗仁先生千古[11]:28。事后，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11]:2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56]:48、“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怪不得老蒋对广西也耿耿于怀。”[56]:49
李当年崇敬孙中山，响应孙主张，统一广西，促进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基础[11]:2。在北伐中，李之广西部队打到山海关，立下不少功劳[11]:2。“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血战台儿庄，并领导所辖战区部队积极作战，建立了一定的功勋。同时，李宗仁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犯有罪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缉的首要战犯之一。”[11]:2
李与蒋长期共事后，最后与蒋决裂，分道扬镳[11]:3。他对于美国怀有幻想，曾企图依靠美国政府，搞“第三势力”[11]:3。他开始转变政治立场[11]:3。
著作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李宗仁在美国时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
轶事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一行[59]。他们刚刚坐定，毛幽默地以浓重湖南乡音对李说[56]:333：“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59]程思远连忙替李答道[56]:333：“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59]彭真跟着说：“是的，登了彼岸。”[56]:333毛泽东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56]:333。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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