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1967年香港親共人士對抗英屬香港政府的暴動 / 維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英語: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當年的紅衛兵、親共團體及人民日報稱為香港反英抗暴鬥爭[5],是一場於1967年在英屬香港發生的反政府暴動。當年在香港的左派組織為響應於同期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6],在中共港澳工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策動下,香港親中共團體於1967年年初開始捕捉發起騷亂的機會。5月6日,部分被解僱的香港人造花廠工人在新蒲崗廠外聚集,企圖阻止製成品出廠,與到場的警察防暴隊衝突[7]。5月11日,約1,500名工人在香港人造花廠外聚集,防暴警察到場驅散人群,當晚東九龍宵禁[7]。香港工聯會領導層及左派團體領袖其後成立鬥委會,試圖以暴力鬥垮香港政府。由於左派的騷亂及罷工罷市得不到普羅市民的響應,7月起左派的示威集會大幅減少,左派份子卻於同月發動街頭炸彈襲擊浪潮,在5月至12月間於香港各區放置及投擲至少8,074個懷疑爆炸品[8],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9][10],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終導致在香港的中共組織及左派團體民心盡失,港府於同年12月基本平息這場導致多人死傷的暴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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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六七暴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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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及冷戰的一部分 | |||
左派人士在港督府外示威和張貼大字報 | |||
日期 | 1967年5月至12月 | ||
地點 | |||
起因 | 1960年代,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階級貧富矛盾加劇。1966年,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中國發起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中共團體試圖將文革引入到香港[1],新華社香港分社及香港的左派人士受到澳門一二·三事件的鼓舞,發起顛覆香港政府的暴動,企圖奪取香港政局的主導權。 | ||
目標 | 香港極左派在造反思想指導下試圖推翻港英殖民政府 | ||
方法 | 遊行、集會、罷工、縱火、炸彈襲擊、槍戰、濫殺平民及軍警 | ||
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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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方 | |||
傷亡 | |||
死亡 | 51人 | ||
受傷 | 832人 | ||
逮捕 | 1,936人 |
暴動期間,全體香港警察取消休假,多次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12],期間有1,936人被檢控,832人受傷(212名警務人員在內),51人死亡[註 1],當中有7名市民遭左派暴徒的炸彈炸死[註 2],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
其時正值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紅衛兵放火及搗毀,英國駐滬處理僑務專員辦事處也受到中國造反派群眾衝擊並被關閉。1967年8月20日北角清華街兩名年幼兒童被炸彈炸死[11];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譴責左派暴行後遭到《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等左派報章發文恐嚇[13],8月24日林彬與堂弟林光海在返回商業電台上班的途中遭埋伏及縱火燒死;《明報》創辦人兼小說家金庸因為發文抨擊左派暴動而被左派份子追殺,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同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這些恐嚇和恐襲均被認為是該次暴動的標誌性事件[14][15]。
二戰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親共人士開始成立工會及工聯會等組織[17]。
195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逃難南下來到香港活動[18],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動,造成香港左右兩派對立,左派即指香港親共人士,右派為香港親國民黨人士,左右兩派人士經常發生群毆等暴力衝突,香港政府因此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勢力,「兩派」均有不少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名義遞解出境,又在秧歌舞事件後將部分來港的親右派難民集中調遷到調景嶺安置,減少兩派群眾因混居及互相挑釁而引發打鬥的機會[19]。
1960年代,由於中國內地不斷有難民逃難來到香港,使得香港的人口短時間內急速上升,要在短時間內為這些急速膨脹的人口解決經濟問題,並不容易,於是在這幾年間不少市民經濟上遭受挫折,社會貧富懸殊,以及港英高層和香港基層市民缺乏溝通,導致市民對政府的怨氣加深。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的船票加價,引發九龍出現天星小輪加價事件,惟當時左派未介入,左派亦在報章撰文支持港府平亂。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內地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門左派發動連串騷亂及罷工,澳葡政府在1967年1月屈服並答應澳門左派提出的各項要求,不但要謝罪道歉,還要同意禁止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活動,青天白日旗亦不得在澳門繼續懸掛,左派自此支配澳門的政局。澳門左派大獲全勝後,香港左派分子紛紛到澳門祝賀,並且學習其鬥爭經驗,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受到鼓舞,要在香港發動類似騷亂[20],並得到在北京的中國內地政權支持及積極配合,而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又被紅衞兵奪權及批鬥,香港左派遂決定策動相較澳門左派更激烈的鬥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左派的鬥爭成果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左派陣營開始積極尋找挑起騷亂的機會[21]。
受澳門左派「一二·三事件」成功所影響,香港左派亦於1967年初藉勞資糾紛[22],製造多場「政治工潮」,試圖支配工廠之內部行政[23]。
南豐紗廠是當時香港最大型紗廠之一。1967年2月14日,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南豐總幹事黃劍雄等多人在廠內圍毆「左派」工人陳佛振、葉炳昌。廠方報警處理,後來更開除這兩名工人,左派工會迅即將此事政治化。3月16日,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選出10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並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胸前佩戴毛澤東頭章,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與資方交涉,要求廠長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分子」黃劍雄。這次工潮中,資方和警察都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使事件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24]。
1967年4月,多間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機發動怠工,威脅公司恢復聘用全數被開除的左派工人。其中在香港島的「中央的士」及「上海的士」兩間的士公司受到左派司機怠工影響,宣佈結業,並將車輛售予沒有怠工的非左派司機[25]。4月19日《工商日報》及《新生晚報》記者在灣仔景隆街的「中央的士」車廠門外採訪時,一度遭到左派人士包圍、恫嚇及強搶菲林[26]。事後香港報業公會發表聲明,對兩名記者遭受恫嚇一事,表示至感遺憾,期間多份左派報章對香港報業公會之聲明表示抗議[27]。
位於九龍的「中央的士」從4月初起同樣受到左派工人怠工的影響,左派工人要求資方復用於1月被解僱,名叫孫亮的左派司機。勞資雙方代表在勞工處調解下達成協議,資方同意復用該名司機,勞方的三名代表則答應遵守五項條件,包括準時上班等基本要求[28]。惟孫亮在4月27日復工不到一星期,便於5月1日遞交抗議書要求撤銷勞方答應的五項條件,左派工人再次怠工。「中央的士」董事局開會後,總經理胡應濱表示,由於孫亮單方面推翻協議,為免繼續有不如意的事件發生,董事局決定「中央的士」於5月5日結業,公司的70輛車大部分被出售予司機[29]。
青洲英坭在紅磡馬頭圍道的廠房早於1967年1月尾已發生工潮,事因青洲英坭廠取消原有的工人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發起罷工,在勞工處調解下,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於2月尾復工[30]。
可是到4月29日,該廠的澳洲籍工程師威廉臣與工人李邦疑因車輛停泊位置的問題發生爭執及糾纏,兩人被工友拉開,廠方報警後有工人發起包圍廠房,到警方抵達時人群散去。不過事件卻被左派人士利用,有左派工會人士向工人派發《毛語錄》。5月1日,紅磡廠房有百餘個左派工人罷工,並且手持《毛語錄》包圍廠內的寫字樓,又高呼《毛語錄》語句,要求廠長接見。左派工人代表提出五項條件,包括要求廠方解僱工程師威廉臣及永不錄用、要求威廉臣親自向工人及登報道歉、不准再有敵視工人的事件發生、廠方不得報復、賠償受傷工人李邦的醫藥費及損失[31]。
紅磡廠廠長在5月1日上午沒有上班,紅磡廠秘書梳利士表示他不能自行答覆工人的要求,提議左派工人派三名代表到香港島總部與公司管理層商談,工人則以事情發生在工廠為由,要求總經理到廠房商談,勞工處調解組主任徐添福於早上10時50分親自到達紅磡廠與工人會晤,但左派工人拒絕由勞工處調解,徐添福查詢罷工是否與福利問題有關時,左派工人拒絕向勞工處交代罷工的原因,並且堅持要廠長親自談判,勞工處當日未能調解糾紛,而左派工人則繼續罷工[32]。青洲英坭於5月14日發表聲明,因為業務競爭激烈,決定關閉紅磡廠房及遣散工人,並且呼籲員工領取工資及遣散費。一直罷工的左派工人拒絕資方遣散及領取遣散費,在廠房外扎營抗議,期間除了左派工會有人員到場,也有8名左派學生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持《毛語錄》,帶同茶點到埸慰問,左派演員朱虹、傅奇、鮑方等人亦曾到場慰問工人,並在現場帶領左派工人高呼《毛語錄》語句[33]。6月10日,雖有報導稱青洲英坭計劃重啟生產及願意聘用舊人,但不是全部舊有工人,罷工的左派工人最終失業,該廠至12月才正式復工及開始小量生產[34]。
1967年4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極為嚴苛的規定,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發放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4月13日,新蒲崗人造花廠頒布10項員工紀律及工資的新例,部分不滿的工人多次向資方交涉[7]。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射出機部[35]:26-38[36]。4月28日,香港人造花廠即時解僱92名香港總廠及新蒲崗分廠的員工,翌日資方更關閉兩間工廠的倒模部,再有566名工人遭辭退[7]。
工潮在5月4日開始升級,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17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梁乃發、林貴容)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因被警方認出曾參與騷亂而被捕[35]。事件中共有21名工人及左派工會人員被捕,警方落案控以非法集會、非法毆打及恐嚇孔標罪名。警方在5月6日晚上8時30分公布,這批人士被捕及落案起訴的原因是阻止工廠出貨,而當一隊22名的警察抵達時,這些人員立即發起工友包圍警察及要警察拘捕管工,至130名警察抵達時才能夠控制局面,警察在過程中只使用了警棍及有一名被捕工人受傷,警方強調當時工會人員的行為已經超出和平糾察的範圍[37]。
該21人於5月8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提堂,其中一人(鄭馬運)於庭上認罪,判罰港幣100元,其餘20人(彭輝、鄧洪、梁乃發、曾儉、賴漢林、鄒松勝、黃業都、王庚寧、蕭劍輝、羅振宏、林貴容、鍾玉芳、古玉琴、麥明、游火運、張金亮、李勝、歐陽進強、馮金水、吳炳明)否認控罪。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控訴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理事長楊光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戴磊華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38],而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35]。其後,親北京的報刊以「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為名,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5月11日早上,香港工聯會領導層認為應趁機將這次工潮升級為反政府騷亂,於是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膠料花廠慰問參加罷工的工人,向工人派發《毛語錄》,煽動工人在新蒲崗大有街一帶的街道聚集,堵塞新蒲崗工廠區的道路,阻止貨車上落貨,並且有左派工會人員混入工人人群之中,帶領工人高舉《毛語錄》在工廠區示威,並在街上貼大字報,警方最初仍是採取冷處理的手法,為避免讓左派工會藉機激化事態,警方在上午並沒有介入新蒲崗的左派示威[39],在現場戒備的警員亦驅車撤走,可是在午後事態惡化,約有千人聚集拿著《毛語錄》,示威工人開始走出新蒲崗工廠區外聚集及示威,並有工會人員帶領示威者包圍工廠及衝擊工廠大廈的大閘,工廠東主及管理人員報警救助,氣氛漸趨緊張。當日下午3時許,有數輛警車開抵爵祿街,約有40名警察下車,由一名督察帶領下走往大有街,並有一名警員拿著揚聲器勸籲現場的左派工人不要繼續阻塞道路,又稱示威者是時候回家了,但左派示威者沒有聽從勸告,繼續高舉《毛語錄》叫囂並辱罵警察。由於左派示威者不但沒有理會警方勸告,還在左派工會煽動下提升對抗姿態,警察訓練分遣隊約由150名防暴警察組成的一個連之後到達新蒲崗,分別沿大有街兩端推進,同時呼籲左派示威者可以從大有街兩旁的道路離開,這時大部分示威者逐漸從大有街散去,可是在八達街卻有左派工會帶領示威者繼續堵塞道路,防暴警察在街口停下來,雙方對峙,由於勸告無效,警方舉起「警告,催淚彈」的旗幟,一名警司繼續與左派工會人員理論,可是仍然勸告無效,警方於是施放催淚彈,左派示威者則使用木棍襲擊警察,又投擲石塊和玻璃瓶,現場棍石交加,警察和示威者發生扭打,又有左派示威者從大廈投擲磅碼、磚塊及玻璃瓶,警方於是發射木彈還擊,並拘捕在場發起騷亂的部分左派工會人員[39]。東頭新區有左派團體帶領示威者投擲石和玻璃瓶並圍毆兩名男子[39],防暴警察到場驅散滋事份子,至傍晚警方控制局面,新蒲崗工廠區的工廠員工開始清理左派示威者的大字報及收拾被破壞和搗亂的物品。鄰近新蒲崗的黃大仙仍然有左派示威者向路過的巴士和私家車投擲石塊,彩虹道有左派示威者向消防車投擲磚塊及放火燒車[39],東頭村約有600人聚集,並且有人縱火,有私家車及貨車被焚毀,又向趕到滅火的消防車掟石。當晚9時30分起,九龍東部的部分地區實施宵禁,範圍包括九龍城、新蒲崗、黃大仙、彩虹及牛池灣[40]。香港空軍輔助隊派出一架直升機到新蒲崗和黃大仙上空盤旋,警方一直戒備至深夜[39]。宵禁至5月14日才解除,共有391人被捕,32人受傷[7]。
5月12日傍晚6時,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佈立即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業鬥委會」或「鬥委會」[41],要在香港發起武鬥直至香港政府賠禮、認罪、賠償、釋放鬥爭被捕者及嚴懲「兇手」。當日新蒲崗仍然持續有騷亂,範圍和暴力亦有擴大傾向[42],有暴徒在街上推翻汽車及縱火燒巴士,警方於中午在東頭新區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5月12日,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暴徒,警方與暴徒在徙置區爆發衝突,在第26座二樓有一名14歲男童被騷亂者投擲的石塊擊斃,左派組織其後將死者的遇害日期及地點改為5月11日及新蒲崗大有街,訛稱男童是在人造花廠被防暴隊活活打死,試圖煽動民眾參與鬥爭,死因庭於同年10月5日根據法醫及目擊者供詞認為是被石塊等硬物擊中頭部致死,陪審團裁定死於橫禍。
5月13日,九龍的暴動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暴徒在街上放火燒巴士及其他車輛,搶劫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及縱火,又有暴徒闖入政府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及搗亂[43]。警察訓練分遣隊採取驅散行動,又將九龍東部指定地區的時間宵禁提前至傍晚6時開始,九龍的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44]:39-54。
5月16日,南九龍裁判署開審「5.6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非法集會案,及至5月17日續審當日,20名被告未依時到庭受審,被法庭下令通緝。部分被告於「6.23塑膠工會暴動」當日被捕。
5月18日,資方為緩和局勢,位於西環的總廠接受射出機部的罷工工人申請復工。
5月15日清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英語:Donald Hopson),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持香港左派團體的抗爭行動[7]。當日,有紅衛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4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暴動及召見英國駐華代辦抗議的舉動對香港的左派團體具有吶喊助威的作用,香港的左派報章包括《文匯報》及《大公報》均在頭版廣泛報道[45],驅使香港左派團體決意發起更大規模的騷亂。5月17日,中共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電香港工聯會表態支持香港左派工人以「毛澤東思想」鬥垮港英政府,並發動北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中國代辦處示威及舉行聲討港英政府的大會[46]。
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在5月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香港社會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44]。
5月16日,多個左派團體在土瓜灣的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決定立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又稱「各界鬥委會」[45]。值得注意的是5月12日成立的「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是產生「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組織,並由「各界鬥委會」接替「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統籌鬥爭工作,「各業工人」改為「各界同胞」代表招攬工人以外的成員,此後「鬥委會」的簡稱便是指「各界鬥委會」。各界鬥委會成員有104人,並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會上又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將鬥爭行動升級。同日,在中國政府組織下,北京市有40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但為免北京的遊行群眾失控,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47]。
5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舉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鬥爭的10萬人大會,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大會。由於副總理兼外長陳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委員會副主任謝富治發表講話。除了譴責香港政府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聲明中的幾條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學習,宣傳,運用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絕對的、神聖的、不侵犯的權利。香港英國當局沒有任何權利干預。」[48]
各界鬥委會成立翌日(5月17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前往港督府向港督戴麟趾抗議,要求其接收「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戴麟趾拒絕接見[7]。眾人在港督府大閘外揮動《毛語錄》及高呼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布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及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49]。當時除了電台和主流報章傾向支持港府,香港社會人士如陳子雋等人亦製作書刊反對左派團體在香港發動文革式鬥爭[50]。
5月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左派人士聚集示威的主要地點,港府最初對於左派示威者採取容忍態度,未有驅散在港督府外聚集的示威者,但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的人數,示威者需要分批前往及離開港督府,左派團體於是將支持者聚集到在港督府附近的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5月20日,近3,000人在督轅門外聚集示威[7]。港九各地陸續有左派集會及示威,參加者除左派組織的人士,亦有工人、學生及其他群眾。
左派人士在中區示威期間,鬥委會利用中國銀行大廈頂樓設置大型揚聲器連日播放政治宣傳及《毛語錄》口號,為左派示威者吶喊助威,而在一街之隔,警方在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安裝強力擴音器播放歐西流行曲,蓋過港共團體及左派示威者高呼的《毛語錄》口號[51]。5月21日,左派示威者堵塞中環的交通及在中區到處鬧事,局勢轉趨緊張[52],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驅散阻塞道路交通的示威者。除了港島中區,左派團體也在港九各區領導左派示威者以左派報館、中資銀行、國貨公司及左派學校等建築物作為據點,進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襲擊警察及破壞公共運輸設施等活動,當防暴警察到場採取驅散行動時,左派示威者便迅速退入左派團體設立的據點,當警察撤離後,左派示威者便從左派據點出來,再次阻塞道路及搗毀公共設施[52],讓警察疲於奔命,當局宣布在香港島的部分地區實施宵禁,這是香港島在二次大戰後的首次宵禁。
5月22日上午,前往花園道港督府抗議的左派群眾執意衝擊在花園道口的警方防線引發流血衝突[53],在域多利皇后街有左派份子駕駛巴士開足馬力衝撞在場戒備的警員[54]。中區花園道一帶集結的示威者與警察衝突,167人被捕,左派稱逾百人受傷,傍晚港島首次在戰後宵禁[7]。當日在中區的衝突有15名傷者送院[55],其中一名是警察,左派媒體卻宣稱有幾百人受傷,當中重傷者超過100人,另一方面有媒體稱左派示威者將紅汞故意潑到自己的身上製造警方粗暴鎮壓的證據[53]。為防左派份子在入夜後繼續製造事端,港府宣布香港島宵禁。當日港九各區有175人被警方逮捕,大部分在香港島的中區被捕,包括有8人在宵禁期間不聽勸喻而被拘。衝突發生後,港英政府頒布法令,凡派發「煽動性」傳單、張貼「煽動暴力,破壞警方忠誠性」字句的海報、散播反政府言論者,警方有權作出沒收、銷毀、拘控[56]。
5月23日起,鬥委會發動巴士、電車、天星小輪及煤氣等公用事業的左派工人定時罷工,而參與罷工的左派工人均獲左派工會發放鬥爭經費,作為生活津貼。
5月24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對港英政府的鬥爭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7]。
5月28日,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抵港,與駐港英軍軍事演習[7]。
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7]。
6月6日,《大公報》稱太古船塢3000多名左派工人宣佈罷工,抗議廠方破壞船廠內貼在小輪的大字報,總經理卡素等人在左派工人連續八小時的審問下簽署認罪書[57]。海陸理貨員也進行罷工,並舉行誓師大會,35艘海洋輪停止起卸貨物。與此同時,九龍倉有1,000多工人停工半天,並在倉內手持橫額遊行,抗議港英政府撕毀大字報。同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10日,《人民日報》再發表評論員文章,呼籲全國工農及解放軍,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7]。
至6月13日,港英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搜查筲箕灣、柴灣、銅鑼灣區多處樓宇,逮捕了六名參與暴動事件的船塢工人,同時向另外14名工人發出通緝令[58]。
7月16日,防暴警察搜查筲箕灣道169號的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福利部,發現藏有大批削尖的喉管、經改裝的利刀、匕首、汽油彈、塞滿爆竹火藥的玻璃瓶,使用鐵釘和木棍製作的狼牙棒,還有使用木板、鐵釘和皮帶製作的「釘手套」[59],於是拘捕在場的包括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在內的45名工人和學生。警方落案控告其中40人參與恐嚇性集會,該40人最終被裁定「參加非法集會」罪罪成,全部入獄兩年。
6月23日,警方派員前往廣東道左派塑膠工會會址外拍攝大字報,期間突被一群手持鐵通、玻璃瓶及三角銼的男子襲擊,警員自衛期間向施襲者開槍,其中一名施襲者(鄧自強)被當場擊斃,兩名警員在事件中受傷。施襲者後退守膠業工會會所,警方增援攻入會址,期間遇左派頑抗,行動中共拘捕53人,另有多名警員受傷。被捕人士當中,有三人(包括鄒松勝、羅進苟)傷重不治。[60]
6月7日,1967年香港市政局選舉如期舉行。同日晚上,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和九龍倉三個機構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同日廣州100,000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發群眾遊行[61]。
6月8日,防暴隊進入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鎮壓示威的工人。424個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後在警署拘留期間死亡,十二條肋骨斷裂,事後死因聆訊裁定他死於意外[62]。當日下午,防暴隊又到中華煤氣場,驅散示威工人,逮捕60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難。次日大公報發表社論,《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香港政府搜查左派據點銀都戲院。6月10日,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一萬多人加入罷工的隊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爵士,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
6月11日,接鄰華界的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700艘漁船,共6,000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兩萬漁民海上反暴遊行。防暴隊搜捕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6名工人,事後通緝7人。
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經中國銀行匯款一千萬港元到香港各界鬥委會[63],支持鬥委會津貼左派工人罷工及鬥爭。同日,港府吊銷銀都戲院的經營執照。
6月18日,中國試爆第一顆氫彈,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專學院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們在自己的學院裡散發傳單與標語。在英皇和皇仁兩著名的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同日左派工人各界為徐田波等三名遇難工人組成治喪委員會,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遺體[61]。
6月23日晚,軍警到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拘捕70餘人,工人鄧自強襲擊兩名探員,期間被探員開槍自衛射殺[64]。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送院治理期間死亡。
6月24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0,000名左派工會的工人參與,以九巴最受影響,其他交通工具亦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7]。工會發放鬥爭費,收買工人,政府及公共運輸工具公司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而不參與罷工的工友,往往會遭到左派機構恐嚇,甚至襲擊。同日尚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表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65]
6月24日,左派村民在沙頭角警崗聚集,與前來驅散的警察防暴隊衝突,焚毀3輛警車及裝甲車,12人被捕[7]。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開追悼會,期間有左派分子及鄉民包圍警署,燒毀一輛裝甲車,防暴隊進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溫果行、李文有、吳帆等)潛入中國境內,逃避警方追緝。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警方搜捕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鎮壓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因威迫工人參與罷工而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事後三名警務人員被捕。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
6月29日,左派再號召為期4日的「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停止由大陸進口至下月2日,令豬肉及蔬菜供應一度短缺及價格急升[7]。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掛出遇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來源請求]。又因中方在合約到期後未有延續供應東江水,政府實施隔日供水4小時[7]。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聲稱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遇難工人的家屬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項要求:「一、必須在一個星期內公布烈士死因;二、撥出永久墳場把烈士們安葬於同一個墳場內,並建築紀念碑;三、不得阻撓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為烈士舉行葬禮的要求;四、交出並嚴懲殺人兇手;五、賠償一切損失。烈士家屬在會上指責港英當局不敢公布死因並企圖毀屍滅跡阻撓家屬領取烈士遺體進行安葬。」同日,寶安縣集會遊行抗議香港政府[61]。
7月2日,罷市停止。
鬥委會發起罷工、罷市以拖垮香港經濟為目的,中國政府亦限制食品供港[66],即使香港天氣乾旱亦拒絕回應港府提出的購水要求,至當年10月前都沒有輸東江水到香港,企圖將香港變成「死港」、「臭港」,不過香港居民在左派罷工、罷市的影響及中方限制供應食品、淡水的危機下卻保持忍耐。左派團體當年宣稱有6萬人參加罷工,但是即使加上罷市而停工的8萬人,在罷工及罷市的高峰期也只有14萬人,以當年香港勞動人口140萬人,罷工及罷市的人數最高也僅佔勞動人口的10%[67]。
雖然左派團體發起的罷工、罷市在短時間內有對香港的經濟活動構成若干影響,但遠遠沒有達到癱瘓香港經濟的效果,由於港府及主要企業都在呼籲復工無效後開除繼續曠工的左派工人,並由新聘人員替補,而隨著時間推移,鬥委會也無力發放津貼要求工人繼續罷工。中國食品輸出到香港在暴動期間數度大幅減少,雖然未有導致香港糧食短缺,但是部分食品的價格出現顯著上漲,可能會動搖民心,港府因此派出代表團到日本、南韓等地尋求增加食品供應,而香港的進口商亦增加從泰國、印尼及台灣輸入豬、牛等牲口,加上香港農業提升蔬菜及肉品的產量,都有助增加食品供應及平抑物價,降低食品限制輸港的負面影響[66]。由於缺乏普羅市民的響應,左派的罷工、罷市行動在7月已告失敗,不過左派此時未有罷休,拖垮香港社會經濟的行動亦變得極端化,繼而在7月發起造成香港市民死傷及人心惶惶的炸彈恐怖襲擊浪潮[67]。
1967年7月8日,約300人自華界越過邊境,向沙頭角警崗投擲石塊及土製炸彈,華界民兵以機關槍射擊,5名警員殉職[7]。上午10時,中共民兵持輕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入侵香港邊境禁區包圍沙頭角警崗,並且向警崗擲石頭及使用漁炮等爆炸品發動攻擊,駐守警崗的香港警察先施放催淚彈及以木彈嘗試驅散入侵的數百名中共民兵,但並未成功[68]。10時30分,當中的約100名民兵開始使用機槍(或是衝鋒槍)等槍械攻擊警崗,香港警察先向天開槍警告,但民兵卻向警崗掃射,雙方因而爆發槍戰[69]。啹喀兵奉召開往增援[7]。
由於包圍香港警崗的中共民兵遠多於守衛的警察,只配備手槍保衛警崗的5名警察陸續中彈受傷,但警崗繼續遭到密集槍擊,於是請求支援(對象包括駐守在1哩半外的駐港英軍)。在槍林彈雨下救護車輛無法進入現場,各警區於是各派遣一輛由貨車改裝的高馬型裝甲車趕赴現場,但在接近現場時因為遭民兵以機槍射擊,輪胎被子彈射穿,無法繼續前進。駐港英軍接報後派出的裝甲車在抵達現場時,駐守警崗的2名巴基斯坦裔及3名華裔香港警察均已殉職[68],而12名趕到的警察在嘗試為警崗解圍時亦告受傷[69];中國方面則有1名民兵死亡、8名民兵受傷[70],駐港英軍的直升機隨後飛抵現場偵察。這次中共民兵侵入邊境及殺害哨崗警察的事件促使香港政府將保護中港邊境安全的工作轉交駐港英軍執行,由駐軍的踞喀兵接替香港警察在沙頭角駐守[71],香港政府於同日下午6時宣佈在沙頭角實施宵禁,來往新界上水和沙頭角的九龍巴士20線(即後來的九龍巴士78K線)縮短服務範圍至軍地。
8月10日至8月11日,文錦渡華界工人越境,脅持英軍邊防指揮官及大埔理民府官,並迫簽「認罪保證書」,香港政府宣布,除羅湖外,邊境全面封閉[7]。
9月29日,警員何溢強及陳樹榮休班後往新界旅行,但乘機車在文錦渡過橋時誤入華界被拘留[7]。
10月7日,休班警員曾冠梅在沙頭角遭人擄入華界,次日獲釋[7]。
10月14日,新界衝鋒隊高級督察胡禮在文錦渡被農民擄入華界,後拘禁在軍方的旅館中[7]。
11月1日,中英雙方就胡禮事件在深圳舉行首次秘密談判[7]。
11月20日,胡禮成功逃脫返回香港,並召開記者會詳述事件經過[7]。
11月26日,誤入華界的兩名警員在羈留57天後獲釋[7]。
1967年6月初,鬥委會開始討論發動炸彈襲擊。6月10日凌晨時分,有一名於多年前從廣東省公安廳調派到香港在華潤公司擔任經理的幹部[72],在北角電車總站駛出英皇道的電車路軌上放置了一枚實驗性質及使用紙袋包裝的土製炸彈[73],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在其回憶錄《香江五十年憶往》表示[74],剛收到有幹部未經指揮部同意便自行發動炸彈襲擊的消息時[75],鬥委會領導層一度感到震驚,並在內部會議引發激烈討論,有會議列席者認為擺放炸彈陣既可阻礙警察行動,使軍警疲於奔命,又可動搖市民對港府維持局勢的信心,打擊港府的統治威信,更可嚇阻支持港府鎮壓左派暴動的國民黨勢力,還能鼓動民眾進行推翻港府的鬥爭[75],不過也有列席者擔心將工運及騷亂升級為城市炸彈戰又傷及無辜時,可能會導致「反英抗暴」完全失去市民支持。至於被放置在北角電車路軌上進行測試的首枚土製炸彈,金堯如表示並未能成功引爆[75],隨後有一名打掃街道的清潔女工將這枚用紙袋包裝的炸彈當作垃圾清掃掉,所以除了放置這枚炸彈的參與者及鬥委會領導層的部分成員外,並沒有太多人知道在6月10日香港已出現這場暴動的首枚土製炸彈[72][73]。
1967年7月初起,衝突不斷升級,為平民提供廉價醫療服務的貝夫人健康院亦多次遭到左派示威者闖入搗亂及縱火[76],左派工人在鬥委會指揮下在街頭多次襲擊警務人員,警隊開槍還擊,擊斃任職搬運工人的鄭浙波、馬烈於,麥志華,何楓,余秀文等多名暴徒[77]。7月11日,新華社記者薛平被指煽動暴動而遭拘捕[7]。
7月12日下午5時25分左右,大埔鄉事委員會會所發生六七暴動的第一宗炸彈爆炸[78],一個被安裝在會所儲物室的計時炸彈爆炸,將隔鄰原定於下午5時召開成立大埔民安促進會會議的會議室炸至毀爛,幸好鄉委主席黃源章收到消息將有左派份子破壞會議後,把會議臨時取消,才沒有造成死傷[36],翌日警方搜查散頭角村時將一名涉案的大埔鄉事會會所雜役拘捕,並且起出一批爆炸品,大埔鄉事會會所的爆炸拉開了六七暴動炸彈浪潮的序幕,炸彈浪潮一直持續至同年12月[78]。同日,政府開始採取主動,警方聯同英軍搜查兩間「摩托車」工會,拘捕40人[7]。
7月15日,新華社記者陳鳳英,陳德穆在港督府門外示威時被捕[7]。
7月16日,港九油漆總工會會員蔡南,朱日基被警方擊斃後,鬥委會及油漆工會為首的左派團體將行動升級為城市炸彈戰,由左派營辦的學校則把實驗室用作土製炸彈的生產工場,發動又稱為「遍地菠蘿」的炸彈襲擊浪潮[79],由此「菠蘿」成為香港坊間對土製炸彈的代詞,同年7月中旬至11月尾每天都有土製炸彈爆炸,左派的炸彈及燃燒彈襲擊不限於警務及公共運輸設施,也包括設於社區的政府辦事處[79],九廣鐵路的車站及路軌多次發現炸彈,並且多次發生炸彈襲擊巴士和電車,造成無辜市民死傷[80]。
7月18日,警方拘留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秘書蔡渭衡[7]。
7月19日,新華社記者薛平被判入獄2年[7]。
7月21日,鬥委湯秉達被捕[7]。
因為騷亂演變為連串炸彈襲擊,由於警隊缺乏處理爆炸品的裝備及經驗,港府要求駐港英軍協助,由英軍派出軍火專家檢驗及移除懷疑爆炸品[80]。港府又使用緊急法例的權力派出軍警搜查巢穴,拘捕及關押部份涉嫌指揮暴力的襲擊工人運動領袖,有部分中國人被遞解回中國內地。
8月4日,大批軍警在空軍直升機支援下,攻入北角僑冠大廈、新都城大廈及明園大廈,並搜查地下華豐國貨公司,發現一地下醫院,並拘捕26人,包括鬥委會副主任兼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7]。由英國皇家海軍正於香港停泊的競技神號航空母艦派出軍用直升機,運送警察到位於北角的數個據點,軍警分別從直升機空降到大廈天台及從地面發動突擊,上下夾攻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的鬥委會。皇家海軍的直升機率先直接降落在僑冠大廈的天台,軍警隨即進入大廈內逐家逐戶搜捕左派份子[81],主要目標之一是位於A座24樓4號室的學友社。英軍直升機亦曾經嘗試在新都城大廈和明園大廈的天台降落,惟該兩座大廈的天台面積不足以讓直升機直接降落,軍警遂從直升機游繩而下。警隊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及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設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82]。警方在僑冠大廈搜捕恐怖份子的翌日,位於僑冠大廈基座商場的華豐國貨公司卻能照常營業。警方在行動中拘捕數名華豐國貨工人,而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因在3日晚上離開僑冠大廈的據點而躲過被拘捕。
港府的搜查行動未能立即壓止炸彈襲擊活動,鬥委會在8月將行動升級發動大規模街頭炸彈恐怖襲擊[11],恐怖份子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炸彈及疑似炸彈[77],當時在電車、巴士、渡輪碼頭及各港九區街頭,都被發現放有土製炸彈或偽造的炸彈,鬥委會意圖造成社會更大恐慌,使港英政府感受更大壓力[74]。
8月9日,根據緊急法令,警隊搜查多間左派學校,又對屢次發表要策動更多街頭炸彈襲擊的《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進行查封[83]。8月9日,《香港夜報》社長兼《新午報》董事長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及有關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和經理翟暖暉被警方拘捕,三報遭勒令停刊[7]。8月15日,警察逮捕五名記者,其中2人為新華社記者,另外三人是《文匯報》與《大公報》記者。同日警察逮捕長城電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婦,他們在5月間以「慰問團」為名參加九龍英資青洲水泥廠外工人罷工及騷亂,又領導示威者在港督府示威及貼大字報並引發暴動,因為領導及參與暴動而被關入扣押中心。8月18日,教育司署警告9間左校,如作煽動活動將被查封[7]。鬥委會發動的街頭炸彈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多名市民無辜死傷[74]。
8月20日發生清華街慘案,當日下午2時20分先有一枚炸彈在北角英皇道從高處拋向一輛服務中的電車,英皇道698至700號有造成三名分別14至58歲的途人及店員被炸傷。下午4時30分左右,有一對年幼小姊弟(8歲女童黃綺文、2歲男童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遊玩時被炸彈炸死,該宗慘案在香港社會觸發公憤[11]。
8月23日,立法局議員簡悅強要求港府將炸彈罪犯判以死刑[7]。
8月25日下午,鰂魚涌、北角、銅鑼灣先後發現多個真假炸彈,西營盤於晚上發生正街炸彈襲擊案,先有一個炸彈被放置在皇后大道西和正街交界的馬路中心,當駐港英軍軍火專家到場拆彈時,再有兩個炸彈從路口旁的樓宇被擲下,三名途人及兩名警員受傷,其中39歲小販鄭國佳傷重不治[84]。
8月28日傍晚發生獅子山爆炸案,當日下午獅子山發現插有三支紅旗的可疑物品,警方通報駐港英軍派員登山檢查,軍火專家華克曼在懸崖上檢驗該件懷疑爆炸品時發生爆炸,他被爆炸的衝力拋落超過61公尺(200英尺)的懸崖下殉職[85]。
9月3日發生灣仔消防局爆炸案,當日銅鑼灣、鵝頸及灣仔不斷有真假炸彈,九龍紅磡亦發生炸彈襲擊,共造成1死28傷,消防副區長簡文在灣仔消防局值班時被炸死[84]。
當時仍然可在市面流通的煙花及爆竹成為左派暴徒製作土製炸彈的火藥材料,左派非法份子更爆竊及打劫在石礦場及土木工程工地地盤的危險品倉庫盜取硝酸甘油炸藥及引爆器,使做出來的炸彈破壞力大大增強,又在土製炸彈中加入大量鐵釘及玻璃碎,當炸彈爆炸時可產生更多尖銳的碎片造成更大的殺傷力[86]。9月8日,政府實施緊急法例,禁止收藏煙花爆竹[7]。港府為防止左派暴徒輕易取得製作炸彈的材料,因此於9月初頒布《一九六七年緊急措施(煙火)規則》,禁止市民燃放煙花爆竹,並限期交出已購買的相關產品,批發及零售商亦須要繳出煙花爆竹的存貨[87],同時指示存放有炸藥的88間持牌危險品倉庫,將工程炸藥由地盤的私人倉庫轉移到政府倉庫保管,避免有更多高性能炸藥落入恐怖份子的手中[88]。9月24日,港督戴麟趾返回香港[7]。
香港社會除了要面對左派團體的連串發動炸彈襲擊,由於1966年秋季至1967年的夏季香港持續天氣乾旱,港府在1967年2月起開始分階段實施限時供水,港府在5月起向中方提出購買淡水應付乾旱,但中方一直拒絕回覆購水要求[89],港府惟有進一步縮短供水時間,至7月13日隔4天供水4小時,減慢食水消耗,可是《大公報》等左派媒體卻宣稱為港府故意限水刁難居民[89],又將節水措施稱作「政治制水」,左派團體更將當時香港緊缺的食水當作鬥爭的武器[90],左派工會會所故意將食水水喉接駁到污水渠蓄意虛耗食水,水務局採取行動截斷蓄意浪費食水的左派工會水錶[91],直至8月中旬颱風「愛莉斯」及「姫蒂」為香港帶來豐裕降雨,港府宣布8月23日起全日供水數天[92],8月28日港府為準備即將來臨的旱季決定每天供水4小時,至9月初因儲水量達標及有部分水塘滿溢,港府宣布9月6日起恢復全日供水[93],同時呼籲市民仍要節約用水。9月26日,港府為提防中方不履約供水及需要確保水塘的存水量足夠渡過整個旱季,故此恢復每天供水4小時。10月1日上午10時,中方恢復供應東江水[7],港府表示全日供水將可維持至下年春季,但強調即使中方恢復供水,港府也絕不會向港共搗亂份子作出讓步[94]。
10月4日,《大公報》記者黃澤被判入獄5年[7]。當時左派份子放置的炸彈須由英軍拆彈專家拆除,有警察嘗試移除造成交通阻塞的可疑物品,但曾經發生炸彈爆炸造成死傷。左派恐怖份子發動炸彈襲擊時亦曾經害人終害己發生被自己的炸彈炸死的意外,如在10月9日左派恐怖份子於橫頭磡東道與鳳美街交界處設置炸彈陣陷阱,當警察到場調查時再投擲炸彈,企圖炸死警員,但遇襲的警車及時避開,而其中一名恐怖份子向警車投擲炸彈時,炸彈提早爆炸,該名左派恐怖份子的右手手臂當場被炸飛[95],全身被自己的炸彈炸至遍體鱗傷,於送院途中斃命,另有三名無辜市民在這場恐襲中被炸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
1967年8月20日下午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時照會,要求香港政府於48小時內取消對三家左派報館的出版禁令及釋放19名被關押的左派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並在報紙上公布[96]。8月22日,北京英國代辦處遭紅衛兵焚毀[7]。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普森被闖入的紅衛兵毆打[97],又強迫他在毛澤東像前下跪,他堅持拒絕,但被打至頭破血流[98]。
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普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裡時,院子裡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干預,將我們撤離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97]
8月23日凌晨,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強烈譴責這次違法行為,後來在1971年3月2日接見新任英國代辦譚森(英語:John Denson)時就這次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99]。
另外,中國政府為報復香港法院在1967年7月19日判處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1967年7月21日將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安東尼·格雷軟禁[7]。1968年4月12日,格雷首次獲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探訪[7]。駐華代辦霍普森直至1968年8月14日終獲離境許可,從北京飛抵香港,而港督戴麟趾獲延任一年[7]。記者格雷至1969年10月4日才獲得釋放[7]。
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節目內對鬥委會的暴行予以批評,譴責左派份子在香港各區街頭周圍放置炸彈[11]。1967年8月20日下午,七歲女童黃綺文與她年僅三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遊玩期間被一枚經過偽裝的炸彈炸死[100],該宗慘案震驚香港社會[11],其後林彬在商業電台以《欲罷不能》為節目主題,譏諷左派不得民心的恐怖活動,譴責左派暴徒為「無恥無良無能污穢邋遢下流賤格的港共分子」[101]。親共報紙《大公報》及《文匯報》都沒有報導清華街有兩名兒童被暴徒炸死的消息[89],卻在新聞版發文揚言要對林彬不利,《文匯報》更在報導中將林彬的名字都以諧音改為「臨殯」[13]。
8月24日,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及其弟林光海駕車上班途中,遭人投擲汽油彈死[7]。林彬離開窩打老道山寓所前往商業電台上班,途中遭到伏擊。兩名喬裝成修路工人的左派暴徒將林彬駕駛的汽車截停,再放火將林彬及其同車的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兩人分別在8月25日及8月30日在醫院傷重不治[102]。林彬在救護車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103]
林彬和堂弟被燒殺的當天中午,左派媒體《新晚報》即刊出「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宣布林彬四大罪狀:
- 通過電台散播仇視偉大祖國的言論;
- 勾結美英帝國主義,投靠蔣邦;
- 為港英推行奴化教育鳴鑼開道;
- 污衊愛國同胞是暴徒為港英當局的血腥鎮壓歌功頌德。
由於1967年的香港不但沒有手機,亦未有傳呼機,就連固網電話也不多,當年的新聞科技由編採、寫稿、排版至印刷在報紙上實體發行的連串工序並不可能在3小時左右完成[104],《新晚報》卻於當日中午便印刷好實體報紙在市面發行,以半版篇幅鉅細無遺描述在上午近9時「突擊隊」燒殺林彬的經過,並且附上「突擊隊司令部」公告及其「四大罪狀」,故此社會輿論都認為左派團體是早有預謀及已計劃好殺害林彬[104]。《大公報》在林彬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105]。
殺害林彬的兇徒仍然逍遙法外,林彬的遺屬由民國政府接往台灣居住,民國總統蔣介石在1968年8月發出總統令褒揚林彬[106],靈位入祀台北忠烈祠。
《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對於「六七暴動」的態度十分明確,在報章內表明反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及顛覆港英政府的暴動[107],親中共組織則將金庸稱為「漢奸」、「走狗」、「賣國賊」及「豺狼鏞」等等,不斷進行詛咒及辱罵 ,而在香港的一家主營中國貨品零售的百貨公司於櫥窗的顯眼位置,擺放出暴動份子眼中的「十大漢奸」宣傳品,金庸被列為「頭號漢奸」,謔稱「豺狼鏞」,並且圖文並茂。《香港夜報》等左派媒體在7月7日刊登被中共當局列為漢奸的首批四人名單,其中包括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聲稱名單內的「漢奸」將會被執行「民族紀律」的最高刑罰[108]。
林彬在8月24日被殺害後,金庸被親共份子列入六人暗殺名單中的第二位[109],其他五位包括立法局議員李福樹及簡悅強、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108]、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及《真報》社長陸海安[110],其後金庸的住所收到郵包炸彈[111],幸運的是查宅發現郵包的來歷可疑後有所警覺,遂通報警方由軍火專家檢查及將炸彈拆除。金庸一家受到暗殺威脅,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著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金庸說:「順便到新加坡巡視業務,那邊有張《新明日報》。」而《新明日報》是他先前於1967年3月和斧標驅風油創辦人梁潤之在新加坡聯合創刊的。
金庸離港期間,報社業務由沈寶新負責,編務由總編輯梁小中主持,社評由梁小中、胡菊人執筆[112]。金庸離開香港後,承印《明報》的建明印刷廠曾經被搗亂,亦曾經有數百名左派暴徒闖入當時《明報》編輯部所在的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113],準備對《明報》大肆破壞,不過《明報》早有防範,已將《明報》門口的招牌和標示辦公室位置的指示牌全部移除,並且重門深鎖,左派暴徒在大廈內花了半小時都找不到《明報》編輯部,及後警察趕到,《明報》辦公室才避過燒砸之災[113]。金庸回港後受到香港政府保護至1970年代末。
8月26日,《大公報》記者黃澤在中環示威集會時被捕[7]。
炸彈襲擊浪潮到1967年10月仍然持續,10月13日一名在英文中學就讀的學生在莊士敦道炸彈襲擊電車事件中遇害。同日,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抵達香港訪問8天,左派份子將炸彈恐襲升級,又驅使左派學校的師生在鄰近啟德機場的九龍城各主要道路放置炸彈,在石寶德訪港期間發現的真假炸彈超過600枚[114]。10月16日,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到香港視察,表示暫未見有必要將放炸彈者處以死刑[7]。
同年10月底,香港政府為提振市民的信心及加強社會凝聚力[115],於10月30日舉辦為期七天的「香港週」推廣「香港人用香港貨」及振興香港工商業[116],此舉被認為是抗衡左派親中共的十一國慶及右派親國民黨的雙十國慶,在「香港週」舉行期間左派份子發動多宗炸彈襲擊。
11月5日是「香港週」的最後一天,當晚銅鑼灣發生造成1死22傷的怡和街爆炸案[117]。警務處交通部高級督察麥基雲在銅鑼灣怡和街將一個阻塞道路的可疑旅行袋移到路旁,再蹲下檢查旅行袋時,收藏在袋內的炸彈發生爆炸,麥基雲被炸斷手腳當場死亡,另有22人被炸傷。
11月7日,庇利羅士女子中學10多名女生在校內籌款被捕[7]。
11月8日,旺角荔枝角道炸彈爆炸有三名無辜市民被炸死,當中一名死者是10歲女童,另有一名12歲男童因眼球被炸彈碎片擊破致右眼永久失明,放置炸彈的兇徒羅水欣亦被自己的炸彈炸傷[118]。
11月15日,鬥委任意之及廖一原被警方拘捕[7]。11月下旬鬥委會及左派工會開始未能向參與炸彈行動組的罷工工人發放罷工生活費及炸彈行動費[119]。
左派份子在各區放置真假炸彈的行動越趨失控,其後連左派學校的校園、左派機構的門口也出現炸彈,炸彈襲擊浪潮波及到左派自身[120],但暴徒仍然繼續利用左派開辦的學校製造炸彈。
1967年11月27日晚上,位於中西區卑利街的中華中學發生爆炸事故,該校的18歲學生蕭偉文在校內六樓的實驗室協助港共暴徒製作炸彈時發生爆炸,蕭姓學生把自己的左手炸斷[121],重傷昏迷,警方到場後拘捕另外5名男子[122],並且在校內起出一批炸藥及硫磺硝酸鉀、氯酸鉀等炸藥原料[123]。由於事態嚴重,教育司署在11月28日宣布即時封閉中華中學至下翌年8月15日,該校學生的家長可聯絡教育司署安排子女轉校[124],警方則搜查多間左派學校,撿獲大批武器及爆炸品,過程中需召喚軍火專家將撿獲的炸彈引爆,其中在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有108名師生被帶走協助調查[125]。
1967年12月2日,中華中學校長兼鬥委黃祖芬被警方政治部探員拘捕,與若干被捕鬥委成員一同囚禁於摩星嶺集中營[7]。12月11日,參與罷工之左派的士司機抗議受鬥委會操控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大幅削減罷工補助費達六成,無法應付生活需要,在左派的士司機施壓下「摩總」准許罷工的會員復工[126]。
港府宣布每年一度的工展會不會因為左派非法份子的炸彈威脅而停辦,第25屆「銀禧工展會」如期於1967年12月5日開幕,為期36天的工展會在展銷攤位及文娛活動的規模均比以往盛大[127],左派暴徒則恐嚇發動更多炸彈襲擊,而市民對於左派及在背後支持暴動的中共產生的厭惡日益加深。1967年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停止炸彈襲擊浪潮[128],持續8個月的左派暴亂遂漸告平息[103][105]。
1968年8月14日,港府取消中華中學的學校註冊[7]。1968年8月28日,原本抵制香港考試的5間左派學校向教育司署申請參加1969年度的香港中學會考[7]。
1969年9月5日,香港政府特赦六七暴動的部分犯人,13名囚犯獲縮短刑期,10月2日最後一名被囚的左報記者黃澤出獄[7]。
港督戴麟趾的任期原定於1969年4月屆滿,英國政府在1968年8月宣布延長戴麟趾的任期至1970年4月[129],戴麟趾其後於1969年及1970年再獲留任,至1971年10月才結束共7年半的港督任期返回英國,並由麥理浩接任港督一職。
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至180號(現在的華懋世紀廣場)將一個藏有炸彈的紙袋放在馬路的中心,見習督察史丹頓與杜雄光等警員於晚上7時許在現場戒備,期間有10餘名市民從路旁的樓宇步出,警察即高呼叫他們離開現場,但有兩人未離開,三個警察於是上前呼籲,但放在路邊的紙袋突然發生炸彈爆炸,杜雄光當場被炸至重傷,送抵醫院後不治。當時在場的史丹頓及警目葉金有亦被炸傷[130]。同日亦有一名乘搭電車的中學生唐德明於灣仔莊士敦道被投擲炸彈炸死。
杜雄光遺體於10月18日出殯,安葬於沙田大圍穀寮墳場。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於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詳人士謀殺」[131][132]。
1967年11月5日,高級督察麥基雲駕駛機車途經銅鑼灣怡和街時,因為發現一個可疑旅行袋被放置於電車軌,造成交通癱瘓,他把該可疑旅行袋移走時,袋內的炸彈發生爆炸,麥基雲當場被炸死,手腳亦遭炸斷。
1967年11月28日下午4時許,警員薛振鴻與另一名同袍於石硤尾一帶巡邏,期間薛曾於巴域街近石硤尾新區第七座處稍作停留,此時突有三名激進分子出現,薛振鴻遭激進分子從後襲擊,激進分子先把薛按在地上,然後以三角銼等利器向薛亂刺,激進分子於行動後數分鐘逃去無蹤,並搶走薛之配槍及六發子彈,薛倒臥於血泊之中,其左臂仍插有一把三角銼,送院後證實死亡。
1967年12月9日,警員李觀生與另一名同袍在錦田警崗附近一帶巡邏,在距警崗30米祠堂村口華昌米酒莊處遭兩名左派人士搶奪佩槍,左派人士向李連轟兩槍,李負傷步回警崗,撥打直線電話報警,後於警崗內失救傷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連日行動中共拘捕30多名左派分子,懷疑與案件有關,包括疑兇羅倫、左派打石工會主席兼鬥委會成員劉三、鍾德及前警員蘇長壽等,被捕人士當中,有不少均與一左派武裝組織「新界戰鬥行動組」有關。
至於另一名疑兇何祥(又名何樹祥),警方相信該人為黑社會成員,與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鋪劫案有關,並於此宗殺警案中搶走警槍,案發後一直在逃,據說何祥在潛逃內地期間,自行把兩把從死者及另一名警員手中奪得之警槍交予當地的武裝組織,使警方無法尋回有關失槍。
至1971年9月22日,何祥於爆竊上水滙豐銀行分行期間失手,其後在八鄉一間木屋被捕。最高法院於同年12月判處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獲港督麥理浩發落,改為25年有期徒刑。
1967年11月8日晚旺角發生炸彈襲擊,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有十餘人企圖發起騷動,有人投擲炸彈襲擊到場的警車,警方防暴隊開槍,當場擊斃兩名激進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著炸彈(另有說法指該兩名激進人士遭自己的炸彈自炸身亡),同時有輔警乘巡邏車經過,發現有人於馬路渠邊放置炸彈,輔警於是下車當場拘捕放炸彈的歹徒羅水欣,就在警察把羅水欣押上警車之際,該枚炸彈發生爆炸,導致至39人受傷[133],包括7名輔警,其中3名傷者(張雲、周雲英、文圖業)後來傷重不治,男童胡漢傑在大廈二樓家中做功課時遭炸彈碎片擊中致右眼永久失明[134]。
該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遭警方擊斃的兩名左派分子和三名遭炸死的市民。涉嫌放置炸彈的羅水欣後被控三項謀殺罪,高等法院於翌年2月29日裁定三項誤殺罪名成立,判處羅水欣入獄12年。
左派媒體宣稱左派示威者由港英政府於和合石墳場安葬,1973年當年的暴動參與者將這些死難者合葬於一處金塔區。總共有16名死難工人被合葬:徐田波、黎松、鄧自強、鄒松勝、羅進苟、李安、何楓、鄭浙波、馬烈、章集、盧漢彬、蔡惠南、余秀文、麥志華、蘇全及何瑞祺[135][136]。
防暴隊數百人在工務局機械部工人舉行抗議大會時衝入,發射催淚彈鎮壓,拘捕四百工人,6人被起訴,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於黃大仙警署,死因庭裁定徐田波「死於意外」[137]政府發言人聲稱,徐田波於翌日凌晨仍然「看來良好」,至有病態表現時,看守警員召警方醫生到場檢查,後返魂乏術,其遺體於9日下午送抵九龍公眾殮房,又稱徐田波的死亡將會被左派「歪曲和利用」。而左派陣營則認定徐田波是於黃大仙警署羈留期間,遭警察活活打死的,徐田波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138]。
防暴隊在中華煤氣公司,從屋頂發射木彈、催淚彈然後衝入廠房,並拘捕數十人,工人黎松、曾明遇難。按左派媒體說法,警方搜捕期間,黎松被警察開槍射中,後跌落煤氣鼓隔氣水池內死亡;但按照《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收受左派利益參與騷動,而被左派分子打死的[139]。死因庭裁定黎松「死於橫禍,中煤氣毒窒息身亡」。後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6月23日4名警察走近位於旺角廣東道的膠業工會樓下,撕下大字報及標語,此時突有廿餘名左派工人從樓上跑下,以手持的鐵枝、木棍及玻璃瓶等襲擊探員,警察隨即拔槍連響20多發,兩名工人中彈,其中一人鄧自強送院後不治。膠業工會隨後遭到逾百名防暴隊搜捕,在附近樓宇發射催淚彈。開動水龍頭對付催淚彈,到晚上9時45分攻入拘捕。2名警官重傷。警方拘捕了56人,期間鄒松勝及羅進苟於送院後死亡。
1967年6月24日,警方於清水灣邵氏片場把王煜森和李安拘捕,兩人被送往黃大仙警署拘留,王、李兩人於6月26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受審,李被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內容大意為「邵氏資方與美英帝國主義聯合對付中國同胞,顯露其政治陰謀,為提出強烈抗議,邵氏片場……停工一天」,警方稱李於「受審期間突然暈倒,於送院期間不治」。左派稱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無法站立,結果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140][141]。左派稱由法庭送院期間,右腎爆裂,傷重死亡。在李安死後,有三名警務人員(張錦賢、陳文沾、張應其)隨後被捕,各人被控以謀殺李安及傷害王煜森身體,三警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不過翌年1月上訴得直,當庭釋放。李安本人亦與徐田波等被左派陣營視為「烈士」,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7月14日警察攻入紅磡寶其利街的九塢勞聯工會,衝突中書記何楓被打死,後下葬於和合石墳場。死者頭部有槍傷,子彈貫穿兩側太陽穴,遺體曾被解剖[142]。
7月16日紗廠工人余秀文行經荃灣沙咀道,被駐港英軍警用密集的卡賓槍掃射,子彈穿過頭部,重傷垂危,後經同胞送往荃灣工人醫療所,搶救無效死亡。同時,英軍(左派媒體常將香港警察稱作英軍)又在荃灣眾安街向一座樓宇的天台開槍,把一名示威者打死。
16日晚,「防暴隊」向示威群眾開槍射擊,一名青年熊興澤當場被擊中,送醫院後不治身死。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裁定死於「橫禍」[143]。
7月9日傍晚,福建中學15歲學生許自朗於西環校舍門外派發文匯報及大公報出版的聯合號外,期間遭到防暴隊的拘捕,數名搬運工人見狀即上前干涉,發生衝突,有人以鐵鉤襲擊警員,在外圍的防暴隊向搬運工人開槍,其中鄭浙波及馬烈身中多槍,傷重死亡。事件中亦有一名警察林寶華殉職,另有一名搬運工人被捕。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19日就鄭浙波及馬烈之死因展開研訊,至11月23日審結,裁定死於「合法槍殺」。李鴻發,搬運工人,被捕時43歲,六七暴動期間於西環福建中學門外的騷動事件中被捕,被判入獄四年半,1970年9月27日刑滿出獄[142][144][145][146]。
8月29日,東頭村示威期間,衝突中機器工人何瑞祺被警察開槍射死,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合法槍殺」。
因參與罷工被解僱的工人章集,於8月30日與一群左派暴徒在深水埗街頭放置真假炸彈,後遭「防暴隊」槍傷,章集隨後被捕。在醫院留醫期間因肺炎在9月3日死亡,當局至9月5日方通知其家人到殮房認屍[147]。
10月1日,港府禁放煙花及鞭炮,左派人士決定沖擊該法令。有中國貨輪停泊在西環燃放煙花市民圍觀。左派媒體宣稱警方出動船隻及直升機包圍中國貨輪;岸上則有數百防暴隊,衝突中開槍殺輪船起落工人盧漢彬、拘八十餘人,其遺體於10月4日運往和合石墳場下葬,至1973年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遷葬至一個金塔段內。西區裁判署於翌年2月15日就盧漢彬之死因展開研訊,裁定死於橫禍[148]。
鄧全因為非法集會及參與暴動合共被判入獄六年。鄧全於1969年12月10日在監獄因病在監獄醫院接受治療,於12月26日因病程惡化被轉到瑪麗醫院診治,12月29日因肝炎病逝,遺體移交予家人後葬於柴灣華人墳場。《大公報》宣稱鄧全在獄中飽受折磨罹患肝病而死。1970年1月15日,死因庭召開死因聆訊,鄧全雖被判入獄六年,但獲減刑至五年,鄧全在12月8日因食慾不佳,故向獄方求診,當時有肝病症狀,監獄醫生為他提供注射治療,而他日常的飲食除了麵包、牛奶和米粥外,每日亦有鮮橙兩個,由於情況未見好轉,監獄醫生遂將其轉送瑪麗醫院治療。陪審員一致裁定54歲的鄧全死於自然[149]。
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1人死亡,當中包括11名警務人員,一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死難。包括200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暴動期間的5月至12月共發現8,074個真假炸彈[9],當中1,167枚為真炸彈[150]。
六七暴動造成香港經濟嚴重損失,宵禁減少了市民夜生活的消費,港九宵禁雖然隨後解除,鬥委會卻於7月發起街頭炸彈襲擊浪潮,多名無辜市民在炸彈襲擊中死傷,由於許多炸彈被放置在車站、碼頭、市場、學校及銀行等居民生活設施,市民都人心惶惶,擔心自己成為左派炸彈襲擊的下一個遇害者,當時市民就連日常上班上學都會有強烈的不安感,有部分較富裕的家庭變賣資產移居海外,導致香港出現於二戰後的第一波移民潮[151][152][153],炸彈襲擊造成社會動盪,廠商接單困難,繼而貿易萎縮,對當時出口主導的香港經濟造成打擊,並引發六七股災,恆生指數在1967年8月31日下跌至58.61點的歷史最低收市點數,六七暴動期間在香港的中資銀行更發生擠提[154]。縱使鬥委會企圖破壞香港經濟迫使港府屈服,但由於左派發起的暴動未有得到普羅大眾的支持,即使左派利用炸彈襲擊製造社會恐慌,香港社會各界依然盡力維持社會經濟的運作,港府在1967至1968年度仍錄得1.3億港元的財政盈餘,比上一個年度還多[155]。有評論稱商人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及鄭裕彤均認為左派份子為響應文革而在香港發起動亂不得民心,看好港府最終能平息這場左派暴動,於是趁六七暴動的房產低位買入資產,其中李嘉誠在香港北角購地興建一座12層的工業大廈,起名「長江大廈」,鄭裕彤聯同其好友楊志雲等逆勢大量購入地產物業,隨著進行炸彈襲擊的左派團體被香港大眾市民孤立,暴動於同年12月被港府基本平息,香港經濟恢復快速增長,這四位商人經過此次投資的積累,使他們變成了香港地產界的「四大天王」[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