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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家、革命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俄語：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羅馬化：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發音：[mʲɪxɐˈil ɐlʲɪkʲsɐnʲtrəˈfit͡ɕ bɐˈkunʲɪ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國思想家、革命家、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他被認為是無政府主義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集體無政府主義理論的主要創立者[4]。巴枯寧作為革命者的威望也使他成為歐洲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巴枯寧主義」影響了許多俄國和歐洲的激進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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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寧在特維爾省的普里亞穆赫諾家庭莊園中長大。他自1840年起開始在莫斯科上學，然後在柏林繼續學習並希望進入學術界。後來在巴黎他遇到了卡爾·馬克思和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他們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巴枯寧隨後越來越激進，不再希望進入學術界當教授。隨後他因反對俄國占領波蘭而被驅逐出法國。1849年，他在德勒斯登居住時因曾在捷克參與1848年的叛亂又被驅逐回俄國，隨後先是被俄羅斯當局囚禁在聖彼得堡，從1854年起又被改囚於什利謝利堡要塞，最後於185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通過日本逃到美國，然後去了倫敦，在那裡他與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一起為《鍾》雜誌撰寫文章。1863年，巴枯寧動身前往波蘭參與當地的起義，但他最終並未抵達波蘭，而是在瑞士和義大利間活動。
1868年，巴枯寧加入了國際工人協會，導致無政府主義派的影響力迅速增長。1872年的海牙大會被巴枯寧派和馬克思派之間的鬥爭所主導，馬克思是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關鍵人物，主張利用國家來實現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派主張用在工作場所的自治和公社的聯合體來取代國家。由於巴枯寧無法進入荷蘭，無政府主義派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輸掉了海牙大會上的辯論。馬克思因認為巴枯寧在國際工人協會內組建了一個秘密組織而將後者開除出協會，隨後巴枯寧於1872年創立了聖伊米耶國際。巴枯寧自1870年開始撰寫更長的著作，如《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和《上帝與國家》，且他繼續親自參與歐洲工人和農民運動。1870年，他參與了法國里昂的一次叛亂。巴枯寧曾試圖參加義大利博洛尼亞的無政府主義叛亂，但他不斷變糟的健康狀況迫使他返回瑞士。1876年，巴枯寧於瑞士伯爾尼去世。
巴枯寧因在無政府主義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被人們銘記，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且預言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將對無產階級進行專政而非由無產階級進行專政。他的《上帝與國家》一書已被翻譯至多種語言，至今仍在發行。在歷史上，巴枯寧的思想對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埃里科·馬拉泰斯塔、赫伯特·馬爾庫塞、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尼爾·波茲曼和亞歷山大·薩瑟蘭·尼爾等思想家以及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等工團主義組織、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參與現代反全球化運動的當代無政府主義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巴枯寧的思想今日仍影響著諾姆·喬姆斯基等無政府主義者[5]。
1814年5月30日［儒略曆1814年5月18日］，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出生於歐俄特維爾省普列姆希諾一個家境一般的貴族家庭[6]。其父是職業外交官，派駐佛羅倫斯和那不勒斯多年。回到俄國後，安頓在自家莊園，四十歲時迎娶了名門望族之女（其堂哥為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他接受了自由主義思想，並一度成為十二月黨俱樂部成員。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後，老巴枯寧放棄了政治活動，全心專注於打理自家莊園和關注孩子的教育，他育有五兒五女，米哈伊爾是最小的孩子。
14歲時米哈伊爾離家前往聖彼得堡，在炮兵大學接受軍事訓練。[7]1834年，因成績不佳被學校開除，派往波蘭邊境哨所。[7]後來，成為俄羅斯皇家衛隊低級軍官，派往明斯克。雖然其父希望他呆在軍隊或政府系統，1835年巴枯寧放棄了這兩種前途，而前往莫斯科學習哲學。
在莫斯科，巴枯寧很快結交了一幫大學生友人，如別林斯基等。並系統地學習了觀念論哲學。最初，康德的哲學是其學習中心，後逐漸轉移到謝林、費希特和黑格爾。1835年秋，巴枯寧在家鄉組織了一個哲學小圈子，吸引了熱誠的青年參與。1836年，他返回莫斯科，翻譯了費希特的幾本著作。
他受到黑格爾的影響逐漸增大，從而開始翻譯黑格爾的著作。在這段時期，他開始發展自己的泛斯拉夫主義觀點。與父親長期爭執後，巴枯寧從朋友赫爾岑借了5000盧布，於1840年去了柏林，並在此結識屠格涅夫。此時，他的人生規劃仍是成為大學教授（他和朋友稱之為「真理的祭司」），不過，他很快加入了所謂左派黑格爾主義者的學生團體，參加了柏林的社會主義運動。
在柏林學習了三個學期後，巴枯寧前往德勒斯登，在那裡他開始醉心於社會主義。他對學術生涯失去了興趣，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提倡革命。俄國政府對他的極端傾向有所察覺，命令他歸國。由於他拒絕服從，其財產被沒收。於是他轉道去了瑞士的蘇黎世。
他在凱姆尼茲被捕，之後被薩克森當局宣判死刑，這個判決隨後被改為無期徒刑以引渡至奧地利。奧地利當局同樣也宣判他死刑，同樣的也被改為無期徒刑以引渡至俄羅斯。他被關入彼得保羅要塞三年後，又在什利謝利堡中待了四年。之後在他母親的懇求下，他被流放至托木斯克。
巴枯寧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由動物性狀態進化到人性狀態。19世紀60年代中期，他在為義大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起草的綱領中宣稱：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無需求得任何人批准而進行活動的絕對權利，他們只聽從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決定，他們的行動只能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對於人們來說，只存在一個唯一的教條，一項唯一的法律，一個唯一的道德基礎那就是自由。[8]
巴枯寧說自己是自由的崇拜者，因為它能夠保障全部體力、智力和隱蔽在每個機體中的道義力量得到充分的發展。一旦它變成一種有限的、形式上的，嚴格的為國家所規定出來的自由，那麼，在現實中他只能是代表以普通的奴隸制度為基礎的少數人的特權。所以，對巴枯寧來說，自由是沒有其他界限的，這是經過普遍聯合的自由，這是在普遍平等之下的自由，這是戰勝粗暴勢力的自由，這是戰勝權力原則的自由。正是這種絕對個人主義的自由觀，成了巴枯寧主義的思想核心和無政府主義學說的出發點。
巴枯寧鼓吹絕對自由，包含著一層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反對一切權威。因為在他看來，任何權威必然是對自由的約束，所以要求絕對自由，就必須把權威原則從社會生活中剷除掉。在他的眼裏，權威這個字眼簡直是一種罪孽。他說：我們否認一切立法，一切權威，一切特權的、特許的、官方地和法律的影響，即使它是從普選中產生的，我們確信他只會有利於少數佔統治地位的剝削者，而受害那屈服於他們之下的極大多數人的利益。他認為，任何由官方強加人的權威和任何權力的影響，都會直接變成壓迫和虛偽，都會把奴隸性和荒謬性強加於人，從而變成一種怪物，變成否認人性的罪孽，變成奴役和精神墮落與道德敗壞的泉源。有鑑於此，他要絕對排除權威原則的任何應用和表現。[9]
巴枯寧主張建立一個沒有政府的、絕對自由的自由社會。他認為，自由應當是一切社會組織（不管是經濟組織還是政治組織）建立的唯一原則。社會秩序應當是一切地方的、集體的和個人的自由發展的綜合結果。 從這點出發，巴枯寧設計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他強調放棄一切強制政權，社會革命應導致任何政權原則的消滅。原先他贊同通過互助合作社的辦法去逐漸消滅國家。後來則主張用暴力攻擊的手段去摧毀國家機構，使之時發揮普魯東所規定的從屬作用，即成為簡單的辦公廳和服務於社會的事務所。巴枯寧認為，政治上的集中應讓位給經濟上的集中，因為前者會扼殺自由、個人生活及居民的自發行動，而後者則是構成文明的主要條件並創造著自由。這種沒有人統治人的無政府狀態，正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 隨著國家和一切權威的廢除，巴枯寧提出，一切政治和經濟組織，都不應像現在那樣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按照統一的原則來組織，而應當自下而上、從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聯合和聯邦的原則來組織。基本單位是地方公社，再由公社組成自由聯邦，直至最後建立國際聯邦；每個人可以自由退出公社，而每個公社又可以自由退出聯邦，不受任何權威原則的干預。他認為只有到那時候，一種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能實現，個人的利益、個人的自由和幸福才不再和社會利益相矛盾。[10]
巴枯寧對國家的看法表現出最明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第一，用作為社會意識的宗教來解釋國家的起源。他認為國家是通過神的萬能威力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建立起來。
第二，把國家看作是外來暴力的產物。他說，一個有限國家的存在會使遭到威脅的那些個人聯合起來成立國家。於是，人類就分裂成為彼此格格不入的互相敵視的，互相威脅著無數的國家。這就等於說，國家是國家的產物，或者說國家是那些個人和已存在的某個有限國家之間對立的產物。
第三，是民族血統為國家產生之起因。他稱民族血統或民族本性，把人類分為政治性的民族和非政治性的民族或者分為國家主義的民族和非國家主義的民族兩種類型。前者建立了國家，而後者則沒有建立國家。
第四，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不在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而在於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本身。他把國家看成是資本的創造者，說資本家只是由於國家的恩賜，才擁有自己的資本；既然國家是主要禍害，就必須首先廢除國家，到時資本就會自行完蛋。巴枯寧對於國家的種種解釋，是要表明國家是人為的強加給社會的東西，因而可以人為地加以廢除。[9]
巴枯寧認為，廢除繼承權是社會革命的起點。
巴枯寧在談絕對自由時，常常與平等原則聯繫起來，認為個人自由只能在一切人的平等中才能實現。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認為廢除繼承權是社會革命的起點。在巴枯寧看來，同私有制有密切關係的繼承權，會促使土地和其他社會財富發生有利於少數人而不利於多數人的異化，另外，它不能使個人擁有精神和體力發展的同等手段，這又將是一切社會和政治不平等的重要因素。[11]
從實際生活看，繼承權已經成了社會財富轉變為公有財產的障礙，由於它是一種特權，所以不管怎樣對它加以限制，並不能消除它的經常威脅公有權利的不正當性。因此，巴枯寧主張社會革命應從廢除繼承權開始，並把它看作是解放運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他認為，如果把繼承權廢除，人們就可以把財產交給社會，使私有制變為集體制，從而也就可以實現階級的平等。[12]
巴枯寧說：「（馬克思主義者）聲稱只有獨裁——當然是他們的獨裁——能產生人民的意志，而我們的回答是：沒有任何獨裁能有除自我永存外的任何目標，它也只能產生人民不得不忍受的奴役，自由只有從自由中產生，那就是以人類名義的普適的反抗和勞苦大眾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
1844年他寫道：「在我看來，馬克思過去是，現在仍是比我先進的。我過去從不知道政治經濟學，我還沒有根除掉形上學的觀察……他說我是個感情用事的理想家，他說對了，我說他是個空虛的人，背信棄義而又狡猾，我也說對了。」[13]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對立的革命理論之間的分歧在於：關於第一國際應當如何進行組織的對立觀點，馬克思主張運動的集中制，巴枯寧則主張一種以自治支部為基礎的聯邦制結構。他預言，「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會變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並導致一種新的、更為強大和有害的階級統治制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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