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云南特务案

赵健民云南特务案，又称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冤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云南省的一场重大冤案^[1][2][3][4]。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而1968-1969年间案件中发生的大屠杀导致了1万7千余人死亡，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1][2][3][4][5]}；仅昆明市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6][7]。案发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1]。

1968年1月，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也被称为是刘少奇在地方的“代理人”之一，导致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1][2][3][8]。与此同时，云南省内大规模抓捕“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成员，期间共制造了1万5千余起冤案、假案，导致上百万人受牵连和迫害^[1][2][8]。

案件历史

历史背景

参见：二月逆流

文革初期，1966年11月康生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9][10]。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11][12]。1967年1月初，云南省以黄兆其为首的造反派将赵健民架到汽车上，戴上高帽子，在昆明市游街三个多小时，造成颈椎骨折^[3]。同月7日，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服药自杀身亡^[3]。与此同时，自1967年1月上海的“一月风暴”起，各地造反派向党政机构发起了夺权运动^[13][14]。

1967年3月，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赵健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当面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革问题，譬如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召开“中共九大”^{[1][2][3][4][8]}。赵健民还提议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1][2][3][4]。康生当时对此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时向云南当地的造反派、部分军队以及地方干部透露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并指控赵健民与刘少奇有联系^{[1][2][3][4][8]}。

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和各地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了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55名“走资派”，其中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包括赵健民^[1][2][4]。

案件经过

1968年1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混乱、生产停滞，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3][8]。据官方资料记载，1月21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期间赵健民被康生、谢富治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1][2][3][8]。会议期间，康生对赵健民说：“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 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15][16] 康生还认为，一年前赵健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以及“彭、罗、陆、杨”用合法手段夺得中央领导机关的权^[1][2][3][4]。会后，赵健民即被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拘留、逮捕，此后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1][2][3][8]。

谭甫仁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查黑五类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17][18]。同年8月，毛泽东、中共中央调派解放军将领谭甫仁前往云南主持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1][19]。此后，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1]。

1969年1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划清云南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提出“划线站队”，讨论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1][19]。会后，云南全省在各级革委会和中共核心小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运动，除了“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外，还制造了“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等一系列假案，并采用逼供追查、滥施酷刑，使云南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1][6][20][21]}。最终，围绕着“赵健民特务案”，共制造了1万5千余起冤案、假案，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当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1][21][22][23]}。

死亡人数

依据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1982年关于“黄兆其反革命案”的起诉书等官方文献记载，“赵健民特务案”中总共打死、逼死1万7千余人，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1][3][5][6][15]}。官方公布的具体数字为：云南全省遭受审查的达1,387,367人，其中立案审查175,974人，被迫害致死17,269人^[21]。1968-1969年的大屠杀中，仅在昆明市就有1473人被打死，9661人被打残，期间昆明市街头贴满了“枪毙”的布告^[6][7]。

依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在云南的“划线站队”运动中，总共有30万人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其中3万7千余人死亡^[6][7]。

案件后续

1970年10月17日，谭甫仁及夫人王里岩被枪手暗杀身亡，而凶手为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19][24][25]。

赵健民于1968年初被隔离审查后，最初被关押于北京卫戍区的一所院子里，此后被转移至文革期间用于临时关押“犯人”的交通部干部学校^[3]。1969年12月起，先后被关押于北京市秦城监狱、云南省第三监狱、云南省第二监狱^[3]。在1975年短暂的文革全面整顿期间，9月3日，赵健民在邓小平的关怀下被释放出狱^[3][26]:76。

拨乱反正期间，1978年4月，赵健民出任中国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的前身）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顾问组组长^[2][27]。1978年8月4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第111号文件，通知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为赵健民平反^[3]；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9号文件和123文件，前者为《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后者为《关于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并于当天召开了20万人参加的平反大会^[3][27]。

参见

• 二月抗争
• 清理阶级队伍
• 滇西挺进纵队
• 云南文革屠杀
•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 中国大屠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