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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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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朝宋文帝认为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但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二百一十余种[1]。宋文帝叹为“不朽”之业。例如:《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记载文帝〈与吴质书〉一文,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这必须靠裴松之的注加以补充。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2]清人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3]“(裴松之所引用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余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4]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5]赵翼说:“今按松之所引用书多凡百五十余种,……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6]
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7]。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成书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矣!”[8],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9]。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10]叶适则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11]。近代学人陈寅恪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现今中国大陆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及注文的字数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依据中华书局的三国志点校本作计算,发现陈寿正文有36万余字,裴松之注文为32万余字[12][13][14][15]。宋代晁公武所谓的《三国志注》文多出《三国志》全文数倍之说[16],不攻自破[17]。
《三国志注》中收录了不少的知名文章,至今在后朝已失佚的当朝文学,在《三国志注》都能一窥原貌。如建安七子的文章、曹丕的《典论》和《与吴质书》、曹植的《洛神赋》、《铜雀台赋》、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操的《短歌行》、李密的《陈情表》等在《三国志注》皆有收录。日后如锺嵘的《诗品》和隋唐以后的《古文观止》皆有引用《三国志注》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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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所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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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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