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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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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介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供制度。关于其他国家的特别保障，请见“特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是一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向政府官员和特殊人士提供特定物品供给和生活服务的制度[注 1]，其中高级干部终身可以享受此类特殊待遇[6][7][8][9][10]。这一制度建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获得了苏联方面的一定协助，最初服务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等副总理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部分中央委员[6][7][8]；此后至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由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正式施行[10][11][12]。特供的内容也由最初的食品[6][7][13]，逐渐扩展至专车[14][15]、服饰[16][17]、住宅[18][19]，甚至行宫[19][20][21]、度假区[1][2][3]、高干俱乐部[22][23]，以及酒水[24][25]、香烟[26][27]、瓷器[28][29]等生活用品和消费品，还包括特配的厨师[15][30]、医生[31][32]等后勤服务人员。
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曾对特供制度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取消过部分特供和特权[33][34][35][36][37]；1989年7月，中共中央还曾下发文件，要求“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38][39]。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部分特供形式如“友谊商店”也已全部转型为一般的百货商店[40][41][42]。但特供制度事实上还在持续[9][43][44][45][46]，市场上亦有商品打着“特供”、“专供”、“定制”等标识[25][47][48][49]。特供体制被认为是造成中国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医疗不公等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10][50][5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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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总结
视角
中国共产党内的特供制度起源于1941年延安时期，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依照苏联体制，建立了党内各项用品及伙食待遇的等级供给制[42][54][55][56]。1949年10月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决定，在北京玉泉山规划改造过程中，在附近建立香山农场（今称巨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6][7][8][57][58]。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苏联派出了两位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方面的专家前往北京，对香山农场的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6][7][8][57][58]。香山农场最初规划占地约600亩，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理，产品由警卫局供应科收购，还建立了一套食品安全检验流程[注 2]，专门服务于副总理级别以上的官员和部分老中央委员，优先供应“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其他领导人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来解决[6][7][8][57][58]。
至1956年前后，专门为中央领导人、外宾以及秦城监狱采购、加工并提供食材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成立[60][61][62]；同时香山农场也开始扩展，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的生产班子，被习惯称为“玉泉山农场”[6][7][8][57]。玉泉山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还在开荒期间栽种了果树，并将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6][7][58]。此外，据原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回忆[7]：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主席自然很不高兴。
在这之后，农场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7][8][57][58]；有人称之为“专供中的特供”或“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7][58]。湖北省还特派东湖梅岭宾馆的专员，负责往北京毛泽东处定期运送鲜活的武昌鱼，直至毛泽东逝世、前后近20年[13]。除农副产品以外，建国初期的茅台酒是省级部门才能获得的特供酒[24][25][注 3]，自1951年起中央贸易部还模仿苏联的小白桦商店，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五个城市建立了高级消费品商店，即“友谊商店”的前身，特供外宾和高阶官员[40][41][65]。
除食材来源等享有特供之外，据1954年起成为毛泽东专列厨师、专职厨师长的程汝明回忆，毛吃的鱼都是新鲜的，现捞现杀，鱼和肉基本上都不用冷冻保鲜[30][70][71]，而且“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72][73][74] 程汝明还回忆说，“最抓瞎的一次，是毛主席突然要吃‘酪炸’”，而做“酪炸”或炸鲜奶需要时间、有好几道工序，有时毛泽东想吃什么也会比较早地告诉厨师，但就是这种临时即兴想吃，又没有一定时间做不出来的菜，最让程汝明他们措手不及[71][75][76]。但毛泽东吃饭已经形成惯例，从他告诉警卫员通知厨师做饭，到烹饪好了上桌，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71][75][76]；因此，对此次毛泽东突然想吃的“酪炸”，据官方资料记载[71][75][76]：
当时庐山毛泽东的住所还没有电冰箱，降温全靠自然，凉热倒腾几回，如果不是事先做准备的话，一时半会儿根本做不出来。... 那天，程汝明一边赶紧给毛主席做“酪炸”，一边想办法，他突然想到庐山上有泉水，温度很低，可以用来加速降温。就叫人去接来一大盆泉水，用容器装着在泉水中搅和冷凝，然后切好挂上糊烹制，虽然紧紧张张忙出一身汗，总算没耽误毛泽东吃。
总体而言，建国初期仍延续着延安时期的“供给制”，中央全面控制财政，各军队、机关食堂所需经费由上面全额拨款，干部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小部分高级首长享受着“小灶”特权[15][42][77][78]。在北京，中央首长大多前往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包回去、菜肴变化不大[6][7][8]；至1955年供给制取消，开始与“工资制”逐步接轨，各家拥有了自己的厨房甚至公派厨师[6][7][8][42][78]。据原全国政协常委周鲸文回忆，许多部长级高官家中都有很有名的厨师，上中级首长不但有富丽辉煌的“公馆”，各大饭馆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包括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的御厨师[15][77]。
1956年6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最高级工资比最低级工资高出28倍[77][79][80]；高级干部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且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且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14][22][77][注 4]。原全国政协常委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提到，“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注 5]，部长级的坐苏联的吉摩[注 6]，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产品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旧车。”[15] 与此同时，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中央组织了12名服装技师为毛泽东特制中山装，后称“毛装”，1958年这批技师加盟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此后为中央领导人定制特供服饰[16][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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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国大陆1958年“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饥荒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87][88][89][90][91]；1958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大规模兴办公共食堂、号召吃大锅饭，被认为是“供给制”的回潮，而随之出现的粮食过度消耗和浪费，也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42][78][92][93]。与此同时，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成立养蜂夹道俱乐部，作为特供副部级以上干部开会、会客、休闲、娱乐、健身的活动场所[22][23]。1960年5月，北京市百货大楼成立了“出国人员服务部”，在四楼七号房以“特需”为名为高级干部和家属提供当时稀有的食品和商品[62][94][95][96]。
1960年7月30日，为应对粮食紧缺和饥荒，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报告内容并发至中央各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单位[11][97]。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列出一些地方存在的商品供应“走后门”现象，11月起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对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98][99][42][78]。11月9日，中共中央将齐燕铭的报告下发至全国各地区时，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并认为此报告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自此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面向高级干部的特供体制[10][11][12][97][100]。相比而言，在首都北京市，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1961年4月开始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同年6月至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101][102]；同时间，1960年至1961年，北京市内鸡蛋对普通居民停止供应，仅按中央特供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101]。许多基层干部也依靠手中权力，保证自己和家属的生活，牺牲他人，还有不少干部通过贪污腐败侵吞农民的口粮、谋取种种特权，甚至盗窃食堂仓库的食物[92][103][104]。以下是部分人士对大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05]
-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106]。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107]
- 历史学家王曾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时称，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108]，而“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109]
此外，自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起，中国大陆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修建住宅甚至行宫，常被命名为“一号宾馆”、“一号楼”或“一号别墅”等[18][19][29][113][114]。譬如，1959年6月毛泽东返回故乡湖南韶山，曾向陪同的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提出在“吊须洞（今滴水洞）那里建一个草棚子”，并希望有一天“解甲归田在此颐养天年”[110][112][115]；但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倒，而后毛泽东于1960年5月中旬再度回到湖南时，与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又一次说起韶山有个滴水洞，在那里修房子很好[115][116][117]。于是，1960年下半年，韶山滴水洞的山中别墅开始动工兴建，于1962年建成完工[110][112][116][117][118]。而林彪、叶群夫妇则选在江苏苏州南园修建行宫，先后三次入住，其子林立果等人于1971年还曾在此酝酿推翻毛泽东统治的《五七一工程纪要》[21][119][120][121]。
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长期物资缺乏，普通民众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大背景下，特供范围扩大，譬如专为王洪文特制的保温杯共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和1600多元人民币[42][78]，而领导人的特供香烟也包括在内：“中南海”香烟的前身就是毛泽东选定的2号特供烟[25]，其他特供烟还包括长城雪茄[122][123]、熊猫香烟[124][125]、中华香烟[126]，等。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成立“132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26][27][122][127]。为毛泽东个人特供的物品中，还包括湖南醴陵的“毛瓷”、江西景德镇的“7501毛瓷”等瓷器[29][128][129][130]。依据官方文献披露，1956年湖南省醴陵瓷业公司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成立，醴陵县陶研所升级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在20世纪60、70年代，“湖南省陶研所烧造的瓷器，并不向社会销售，而是精挑细选后直接送往中南海，一般为国宴餐具、领导人生活用瓷，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高级礼品瓷。其间诞生了不少有品质的名贵毛瓷：最早1958年的‘胜利杯’到1964年特制的‘139号’国宴瓷，再到1973年的带盖鱼盘等。据有关资料，十多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泽东用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74年为其制作的双面装饰薄胎碗，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28][131][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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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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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 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 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33][158][159] 11月13日，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出台，限定了食品特需供应的范围，同时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严禁利用职权，动用国家物资、人力，为个人建造单户住宅”、“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高级干部个人赠送物品”，并规定水电费、家具、生活用具等费用由高干个人自理[34][160][161]。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159][161]。
1980年2月，胡耀邦、陈云等人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其中第十一项指出：“按照工作需要，对领导人提供某些合理的便利条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但绝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 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35][162][163] 同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认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进而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它制度[18][164][165]。邓小平在此次讲话中还提到[18][164]：
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1983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新任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生活待遇的几项暂行规定》，对部分高级干部的工资、汽车、秘书、宿舍、医疗待遇作出规定[166]。此外，1980年，为庆祝五一劳动节，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观北京中南海内的毛泽东故居[36][167][168]；此后，中南海开放范围扩大，且部分地点对普通民众开放、直至1989年，开放部分包括丰泽园（毛泽东故居）、静谷、瀛台等地，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有组织地接待群众参观，最多一天接待超过上万人[36][167][168][169]。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小礼堂、中办警卫局礼堂等地也曾一度对民众开放[36]。
1981-1986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共改革派官员项南曾一度在福建省内推行过取消特供的改革[37][174][175]。依据评论人士高新等人的说法，项南取消特供的改革触怒了陈云等中共保守派人士，遭到保守派打击，于1986年下台、被调离福建[176][177][178]；另一案例则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曾试图在中央进行取消特供的改革，以配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制度改革，但因触怒中共元老而遭去职、被调离北京权力中心[176][179]。此外，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文献记载，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曾主张取消中央常委等高干的特供[180][181]；作家戴晴、郑义、刘晓波等人也提到，赵紫阳提出消除腐败的具体措施中就包括取消高干特供[170][182][183]，以致于“当时就得罪了太多的高层政要。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各类特供更是肆无忌惮。”[182]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布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等七件事，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强调“这七件事要抓到底，不能刮一阵风了事”[38][39][45]。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184]。但特供制度事实上还在持续[9][43][44][45][46]。譬如，随着1980年代起中央的逐步放权，加之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机关后勤服务被迅速推向了市场，各机关食堂纷纷完成了由计划经济时代靠中央全额拨款，到市场经济时代定额补贴，甚至全面实现市场化的转变，但同时部分机关食堂也开始引入“专供”产品、与各类地方生产基地和蔬菜果品公司等展开合作[42][44][78]。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建国初期成立或发行并延续至文革后的友谊商店、华侨商店、“侨汇券”，以及1980年起发行的“外汇券”，也具有类似特供的性质[40][41][185][186][187]。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至20世纪90年代此类特供完全取消，友谊商店等已经全部转型为一般的百货商店[41][188]。然而，自1980年代起，以特供酒为代表的“特供商品”需求量大增，中国大陆市场上随之出现各类“特供商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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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关于严禁在商业广告中使用国家机关名义的紧急通知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关于严禁在商业广告中使用国家机关名义的紧急通知》，对经营者炒作特供、专供概念，特别是对使用含有“国家机关特供”等字样的包装及标签现象进行整顿[25][189]。此后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每隔一两年就要整顿一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25]。2007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要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但未获响应[9][190]。
200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关于严禁以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告中出现“×××（国家机关）专供”、“专供×××（国家机关）”内容的，均属于违反《广告法》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照《广告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从重处罚[191][192][193]。
2011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新闻社等媒体报道，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地特别安装了200多个由远大集团生产的空气净化器，以净化中共高级干部办公场所和生活场所内的空气，在北京的雾霾天时依然可以享用“特供空气”[195][196]。2013年1月，中国大陆环保人士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气。它有专门的像远大空气净化这样的厂商供应的特供空气。所以他们不需要和我们普通的公民去呼吸同一片蓝天下，被污浊空气浸染的这种环境。”[197]
2013年3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自行或授权制售冠以“特供”、“专供”等标识的物品[198]。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但未能解决特权问题[9][190]。11月29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各地不准生产标注“特供”、“专供”、“专用”、“特制”、“特需”等字样的白酒[199]。但市场上部分商品改用“定制”等名义以逃避监管[49]。
2016年10月，在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基础上，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禁止违反规定提高干部待遇标准”[200]。
2022年7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界定了“军”字号烟酒等商品范围，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名义，以任何形式进行商业营销宣传，严禁线上线下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201]。但为了逃避相关部门监管，“特供酒”等商品一般不会在正规平台或店铺售卖，往往会通过社交网络、线下小商铺、“小圈子”进行销售[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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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影响
2013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向国家卫生计生委实名建议，取消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迅速引起热议[51][52]。《法制日报》发文认为，“在大多数人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大量稀缺的医疗资源却被拿来向特权倾斜；领导干部在医疗上受到的优待，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的失衡，是特权对社会公平赤裸裸的伤害。”[51] 另据新华社记者调查，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人民币，而一些医院热衷于为领导干部就医开“后门”，甚至专门建设豪华的干部病房，是对有限的医疗资源的恣意侵占和极大浪费，也是对普通民众极大的不公平[52]。
2014年，《华商晨报》报道，干诊病房或干部病房作为中国医疗体系中的特殊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出现，当时主要是加强对老红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保健和医疗上的照顾，但现今舆论对其诟病甚多，认为其存在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以及“医疗的不公平”[207]。该报导指，虽然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之后，干诊病房制度开始了主动的自我革新，但这种制度存在了60多年，又因为其涉及诸多离休、退休干部，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取消[207]。
2015年，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现行的是封建等级的特权医疗制度，中国的（医疗）财政拨款超过80%用在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方面，只有10%左右用在十多亿民众身上[53]。早在2006年，据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披露的数据，政府医疗投入的80%用于为850万党政干部群体服务[51]。
2019年，北京301医院的一则广告宣称其首长医疗保健体系“全球第一”，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至2008年中国领导人平均寿命为88岁，并在广告结尾透露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引发部分网民愤怒[208][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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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食品特供制度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之一[10][50][213][215][216]。享受特供的官员恰恰是那些具有监管职责的官员，或者具有督促监管官员依法行使权力职责的官员，但由于他们享受着特供食品，从而不会有积极性查处不法商贩[10]。2008年，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物资特供系统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帝王时期，传统上这是所谓的“贡品制度”，而目前的特供系统则是由中共“革命年代”沿袭下来的，虽然这种制度在当前执政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和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一种特权[211]。2011年，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特权制度引起。中央官员食品特供，他们吃喝所用都是由专门农场出品的百分百绿色食品，因此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般对黑心食品痛心疾首。正因为缺少感同身受，高官们对黑心食品泛滥毫不在意，但若他们的子女因吃了黑心食品而猝死，他们还会如此安之若素吗？”[216] 2011年，中国作家赵丽华表示，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她认为“特权阶层自己吃好了，却不管老百姓有没有吃好。如果全国取消特供，那些特权阶层的人也必须要跟大家一样，到菜市场去买菜，这样的话，那些人就会考虑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213]
另一方面，市场上也存在“假特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但凡有点名气的产品，纷纷打起特供、专供的旗号，涉及的产品也由以前的烟酒扩大到茶、饮料、食品乃至其他日用品[25][47][48]。在所谓“特供酒”造假领域已形成集包装生产、灌装、销售等完整犯罪链，并通过电话直销、网络直播带货、混于军用品中等形式销售[217]。涉及的被造假的酒包括五粮液、茅台等品牌，声称的特供形式包括所谓纪念活动中专用酒、军队专供酒，而这些假酒的原材料根据需要和售出的价格可分为使用低端酒以次充好、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等[217]。而部分茶商也打着“政治特供”、“专供”等标签以提高茶叶的售卖价格[218]。
参见
注释
- 可包括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特殊医疗待遇服务（如高干病房）等。
- 譬如，1956年，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米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米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米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米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米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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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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