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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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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联俄容共和国共合作的政策。1923年的中共三大,确立了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在各地发展组织的方针。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奉天省代表有朱霁青、祁耿寰、王秉谦,其中朱、祁2人为孙文亲自指定。国民党按照党国体制改组为苏式政党后,国民党一大代表朱霁青和刘国增奉命到奉天发展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委任李桂庭、韩静远、孟广厚、戴大钧、韦仲达等人为奉天省(临时)党部委员,李桂庭任首席委员,从事秘密筹建奉天省党部的工作。 参加筹建活动的人员还有奉天党务特派员钱公来及王秉谦、赵锄非、王育文、李光忱、郑东藩等人。
1924年夏,中国国民党人梅佛光在奉天创办启明学社,成为中国国民党在奉天的外围组织。参加人员有:钱公来、高崇民、阎宝航、徐寿轩、周天放、高启斌、盛世才、徐士斌、马愚忱、减启方、杜重远、徐箴等。
1925年,中共奉天支部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在奉天帮助建立中国国民党组织。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事件。中共和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发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运动。奉天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员也纷纷行动,进行宣传、游行、罢课等活动。
6月,中共党员任国桢、吴晓天来到奉天,与中国国民党员安怀音(《东三省民报》主笔)、俞文铣以及《奉天商报》记者盛桂珊、李跃奎等人组成“中华民族自决会”。任国桢,吴晓天、安怀音与临时回国的东京中国国民党总支部常委陈日新(又名陈涛)共同开办“暑期学校”,宣传国民党思想。“中华民族自决会”和“暑期学校”的组建活动为建立奉天国民党组织创造了条件。8月上旬,陈日新介绍“暑期学校”学员吴竹村加入中国国民党(接着加入共产党)。任国桢、吴晓天协助陈日新先后吸收30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并秘密组织1个中国国民党部。暑期结束,陈日新返回日本,将新发展的30多名党员名单连同建立党部情况呈报给设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审批了陈日新的报告,指示建立省党部。至此,奉天国民党人数已发展到50余人[1]。
1925年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前线和冯玉祥国民军签订密约。郭松龄将所部奉军改编为“东北国民军”,宣布拥护“国民革命”,随后进军奉天。为支持郭松龄反奉行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李大钊指派东北籍国民党员朱霁青秘密回原籍组织民众武装策应郭军,并拨付经费300万元。朱军青在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组建成“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朱任司令,中共党员陈晦生、彭守朴、任国桢和国民党员钱公来分别担任财经、交通和对苏联络等项工作的负责人。“东北国民自治军” 与郭军约定,在郭军攻入奉天城时,“国民自治军”在吉林、黑龙江境内组织暴动,与郭军相呼应夺取东北政权。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东北早报》等新闻媒体共同开展宣传活动,策动奉军军官倒戈。
1925年底,张作霖击败郭松龄军队。“国民自治军”乃取消原定暴动计划。张作霖打败郭松龄的反奉军后,开始搜捕国共两党成员,朱霁青经苏联逃往广州,钱公来避往乡间,陈晦生、彰守朴、任国桢、李忠选等于12月下旬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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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奉天省代表、中共跨党党员吴竹村返回奉天,开始建立奉天省党部。3月,中国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委员会举行选举成立大会,钱公来、吴竹村、高子升(中共党员)、吴执中(中共党员)、李光忱任执行委员,周东郊任候补执行委员,钱公来任主任委员,吴竹村任组织部长。国共两党合作产生的中国国民党奉天省党部正式成立。根据中共奉天支部决定,奉天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人权力及活动的“整理党务”提案并获通过,国共矛盾显现。受“整理党务”案影响,奉天、大连两地部分反共派国民党员也开始进行反共活动。1926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派刘不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东北三省指导党务。9 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朱霁青指示钱公来等在奉天召开中国国民党奉天省党员代表会议,成立新一届奉天省党部。会议选举钱公来、许闻天、韩静远、李光忱、任国桢(尚在狱中)、吴竹村为执行委员。根据《整理党务案》规定,中共奉天支部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钱公来。此后,许多重要事项钱公来不再向中共奉天支部通报,并对担任执行委员的共产党跨党成员和亲共左派人士实行消息封锁。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宣传部长李仲刚积极反共,在会上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党部书记林升亭爆发肢体冲突。
1927年4月6日,进入京津地区的奉系军警在张作霖的命令下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中共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李大钊等35人,并在此后将其处决。奉系当局亦在奉天开始严厉查禁国共两党党员。国民党奉天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钱公来等百余人被捕,奉天省党部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国民党中央重新组建奉天省党部,并指派刘不同、包景华、王育文、徐寿轩、钱公来等为省党部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开始捕杀共产党。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组织追随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步伐,将中共跨党党员和亲共左派人士开除出国民党。随着中国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宁汉分裂,奉天地区的国民党也分裂为拥蒋派和拥汪派,后来以朱霁青为首的拥汪派又演变为东北的国民党改组派。
同年秋,东北地区国民党员决定组织反对奉系当局的“东北光复军”,刘广瑛、李桂庭担任执行总责,李匡任总司令,张兴武任副司令,张绪周任参谋长,计划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事。奉系当局获悉有关消息,迅速将李匡、张绪周、张兴武等8人逮捕处决。此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组织机构基本停止活动[1]。
1928年6月,奉系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时,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秘密表示接受统一的愿望,下令释放国民党奉天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钱公来等。在东北当地的国民党员试图重新建立国民党组织。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名义上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将东北地区政治按照党国体制改组。中国国民党在东北获得合法地位,重新发展党务。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东北当局必须建立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为建立新的省党部,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多次派员联络。东北当局派出人员赴关内考察党务。1929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派方本仁到奉天指导党务,与东北方面协商组党事宜。张学良、张作相等东北当局军政要员首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训令,将“奉天省”改名为“辽宁省”。
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在筹备组党方面存在分歧。在中央指派的东北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中,杨致焕、马亮、韩清沦、单成仪、刘不同5人因曾从事反对东北当局的活动而被张学良拒绝承认。为避免东北军政大权被蒋介石通过党务系统控制,张学良提出东北各省党部成员应由东北地方当局确定。中国国民党中央方面则提出省党部成员应按有关章程规定选举产生。双方难以达成一致,令组党工作进展迟缓。
此后,部分国民党员开始独立进行发展党员活动。梅公任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指派在沈阳高等师范及第一师范吸收学生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刘不同在沈阳开办“启明学院”,公开招收党员,并直接上报国民党中央。此后,张学良发布命令,严禁民间“自由组党”。根据这一命令,辽宁各地军政当局严厉查禁“擅自组党人员”[1]。
1929年8月初,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撤回驻东北各省的党务特派员,组成新的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任命张学良、王同培、彭志云、王树常、康明震、李绍沅、徐箴7人为委员。党务指导委员会以东北地方官员为主,负责筹备建立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8月中旬,中东路事件爆发。东北地区党务工作暂时停止。
1930年春,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内发生分裂,改组派汪精卫、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新桂系李宗仁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成立北平国民政府,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当局起初采取中立态度。9月18日,张学良宣布东北军介入战争,支持蒋介石,反蒋联军被击败。东北系取得华北大部分地区的行政管辖权。
中原大战结束后,东北地区组党工作开始恢复。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应蒋介石特邀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会议特许东北军将领加入国民党。是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特推举张学良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改派张学良、邢士廉等7人为辽宁省党务指导员。3月21日,中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成立大会在沈阳举行,张学良任党务指导员[2]。同时举行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继到会祝贺并讲话。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词,张学良致答词。该省党部未设置常设机构。根据规定,在全省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及省党部正式成立之前,由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职权。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为张学良、朱光沐、彭济群、邢士廉、康明震、汤国桢、李绍沅。党务指导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组织部、直传部、训练部。此时建立的辽宁省党部,是一个未经全省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机构。继省党部建立之后,全省军队少校以上军官由张学良介绍入党,报中央备案。政府部门委任以上官员,按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通令加入国民党。各县官员按省民政厅指令办理入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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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组党工作刚刚开始起步,1931年9月,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入辽宁。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党部分裂,其成员或投降日军、撤入关内或转入地下。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成员潜往关内,省党部停止活动。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党务办事处,协调对东三省内迁组织的领导工作。1932年,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成立,进一步镇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境内的抗日组织。
国民党中央为防止紧急情况下中断与东北地区的党务联系,于1939年9月决定成立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党务专员办事处, 特派罗大愚为辽宁省党务专员。1940年1月,罗大愚抵达沈阳,辽宁省党务专员办事处遂告成立并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先后有4处,均以住宅为掩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党务办事处,分设辽、吉、黑三省党部。辽宁省党部设在沈阳。省党部的组成是:主任委员李光忱;书记长张濯域;委员罗大愚、 韩静远、王育文、刘守毅等。当时上述成员大多数都在天津、重庆等地,只罗大愚等少数人在沈阳。1943年5月,张濯域、韩静远、刘守毅由重庆抵达天津,与在天津的李光忱、王育文等做出关准备。同年12月李光忱等到达沈阳,并以沈阳市东关区小东街胡锡麟宅及王化宇宅为办公地点,开始工作,辽宁省党部遂告正式成立。同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免除张濯域的辽宁省党部书记长职务,改派罗大愚委员兼书记长。
1943年12月,辽宁省党务专员罗大愚兼任辽宁省党部书记长。1944年3月,辽宁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员组成是:主任委员李光忱;书记长罗大愚;委员王育文(未出关)、刘守毅(未出关)、韩静远;秘书王非凡;干事雀秉琳、李继武、胡锡麟(代理)、王化字(代理);助理干事李孝鲁、傅乃宣、张达平(未出关)[1]。
同月,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张涛被捕变节,不仅向日满当局提供了组织名单和活动计划,还带领日满军捕捉了国民党东北调查室主任石坚等人,致使中国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遭到日满当局重大破坏。辽宁省党部干事兼代理督导员崔蕴声于4月13日在沈阳被捕;4月15日,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亦在沈阳被捕。接着,从4月17日至5月中旬,日满当局又分别在沈阳和北平、天津等地逮捕了王化宇、傅乃宣、李继武、王育文、侯天民、张达平等领导人。在这次事件中,辽宁各地被日满逮捕318人。被逮捕的人中,有国民党人,一般的反日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这次逮捕,日满当局代号为“桃园工作”,一般称之为“东三省党部事件”。
逮捕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对辽宁省党部进行了改组,成立了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在书记长罗大愚领导下坚持开展工作。原属辽宁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系统的组织和党员也合并到各级党部之中。
1944年10月,辽宁省党部及东北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由沈阳转移到新京办公。1945年初,国民党在满洲国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日满当局根据侦察掌握的情况,于5月23日在满洲国境内对国民党组织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逮捕。辽宁省党部书记长罗大愚于新京被捕; 辽宁省内各市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基本被捕入狱。辽宁省部分市县被捕的国民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和其他反日青年有记载的就达322人。这次事件,日满当局代号为“晓” 工作,又称为“五二三事件”。国民党地下组织经这次破坏后,其在满洲国时期有组织的活动即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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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苏军对满洲国发动八月风暴攻势,日本投降,满洲国瓦解。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及一些市党部方得以重新恢复。1945年8月19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恢复,省党部人员构成;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兼书记长罗庆春(即罗大愚);委员王育文(其他委员如刘守毅等均未到任);督导员张伟光、栗振廉、侯天民、赵心石、胡锡麟、王德明、张宝慈、张庆凯、张鸿学。
1946年初,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开始强化县市党部体制,规定了县市党部的等级,规定了各等级县市党部职员的定额。9月下旬,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省训团开始成立直属分部。截止9月底,共成立直属区党部168处,区分部429处。11月21-22日,辽宁省党部召开了各县市书记长会议。
1946下半年,遵照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推进东北9省2市党部工作方法,辽宁省党部通令各下级党部按新组织法改编人事。12月2日,辽宁省党部对所辖市县党部的人事进行了全面调整,调整新任书记长、委员等47人,免职19人,为比较大的人事变动。
1947-1948年,由于共产党解放军的在东北地区国共内战的逐步胜利,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及所属各级组织开始转入地下。1948年,中国共产党武装在辽沈战役中消灭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沈阳市党部主任委员张宝慈以及一大批区党部书记长以上的党团头目被中共捕获,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或重建的地下党部均被摧毁。据统计,在辽沈战役前,被中共破获的国民党县以上党团组织100多个,被捕获的党团骨干分子2000多人。随着此后“反动党团登记”及政治运动,国民党辽宁地方组织亦随之解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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