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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审判
蘇聯對日本細菌戰人員進行的軍事審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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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审判（俄语：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日语：ハバロフスク裁判，又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城审判[注 1]）是苏联于1949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于哈巴罗夫斯克召开针对日本陆军细菌战部队——前731部队与其上级单位关东军有关人员的军事审判，共起诉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医务处长梶冢隆二中将、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等12人，并最终全部判为有罪，处以2至25年劳改。本次审判是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对细菌战的审判[3]。
1933年日军于中国东北成立细菌战部队，抓补平民充作实验对象和在对华与对苏战争中实施细菌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亡。1945年8月，苏联攻入中国东北，731部队撤回日本本土，但仍有部分队员被苏军俘获，在讯问下供出细菌战情报。由于美国已决定独占细菌战情报，故拒绝苏联方面引渡731部队要员的要求，苏联决定发起单独审判。1949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苏联于滨海边疆区军区哈巴罗夫斯克设置军事法庭。审讯中12名前731部队队员与前关东军总司令供出大量对受害者实施的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证词，并最终皆获判有罪，共判处四人25年、二人20年、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各一人的劳动监禁。随着日苏关系走向正常化，除一人病逝、一人自杀外，伯力审判战犯于1956年年底全部获释。
伯力审判在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为战后对日战犯审判中的指标性案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的审判，更首次揭露日本军队在对华战争期间发动细菌战之事实；尽管存在缺乏外国参与、审理过程存在宣传元素、忽略作为最大受害者的中国等批评，其审讯资料仍被长期被引用、视为研究日军细菌战活动的主要情报来源。在国际影响上，美国将伯力审判视为苏联的政治表演，并断然否认其真实性，直到1980年代官方档案被解密，美国与731部队独占、掩盖和交易细菌战情报的事实被公布后，伯力审判的真实性才逐渐得到验证；在日本，伯力审判被当时拘留于西伯利亚的日军议题转移焦点，同样没有影响力；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有所反应，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转述有关报导，并掀起研究日本在华细菌战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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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33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石井四郎少佐的推动之下于其所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设置细菌战研究所与工厂，开始发展细菌武器[4]，其后在扫荡东北抗日武装与对华全面战争中对20个省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达36次之多，造成数十万人死亡[5]，在1939年于诺门罕同苏联发生边境战争时亦投放多种致病菌攻击苏联与蒙古军队[6]，而苏联方面则在其设施建立后不久便获悉内部发展细菌战的情况，如乌克兰国家档案局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工于1937年9月20日提出的报告，称日方设施的目的为准备在战时特殊破坏小组，其将使用细菌攻击污染水源、粮食、饲料和粮仓[7]。
诺门罕冲突后，日苏签署中立条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时间互相对峙，然而苏联在击败纳粹德国后，于1945年8月对中国东北发动全面进攻，迅速打败了关东军。尽管石井在撤离时下令销毁一切证据，苏军还是在攻抵哈尔滨后于郊区发现平房废墟，包括监狱牢房、火葬场、实验室和埋有中国受害者的万人坑，使其逐渐确信日军已开发先进生物武器[8]，而后苏军在对日作战中俘虏多达60万士兵、2.6万名军官和163名将官[9]，其中包括数十名731部队和100部队成员[8]。根据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普罗霍罗维奇·加利茨基（Владимир Прохорович Галицкий）博士的说法，自1946年初苏联方面从德国战俘中的医疗人员处（如军医少将瓦尔特·施莱伯）得知德国曾准备对苏联发动细菌战，并促使苏联内务部对日本就此进行有关调查[10]。1946年至1947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进行大量的审讯工作，经过仔细甄别，确认了日军细菌战有关人员，其中特以1946年9月12至19日期间，苏联调查员库多里亚切夫（Kudoriafutsuef）上校、尼基辛（Nikichin）上尉在哈巴罗夫斯克战俘营从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审讯作业中获悉日军731部队的详细情况，川岛供出包括组织机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包括生物研究、生物作战、疫苗生产和血清制造等内容。柄泽则供述于沈阳盟军战俘营使用美国战俘进行血清人体实验、在浙江宁波、衢县和玉山等地实施生物实验等[11]。
1946年底至1947年初，苏联持续就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向国际检察局提交生物战情报，并向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副参谋长查尔斯·威洛比提出讯问石井、731部队研究主任菊池齐军医少将和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大田澄的要求，然而美国一方面希望独占日军细菌战情报，一方面又希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得到苏联的合作，因此采取拖延而拒不正面冲突的作法[12]，即使苏联提出愿意与美国共同分享所拥有的细菌战资料，美国拒绝将石井等人移交苏联，仅同意美苏进行联合讯问[13]。期间，美方亦与石井等人谈判，后者在有保证豁免的条件下愿意提供拥有的细菌战情报与文件，同时美方亦禁止其向苏联提及其讯问、透露有价值的任何细菌战情报。在此背景下，苏联检察官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上校在美方监听下与石井等人讯问，然而由于日方已与美方达成合作，且斯米尔诺夫不具备细菌战的足够知识，后者在讯问过程均落于下风，经常受日方顾左右而言他、搪塞和否定其主张，始终未能取得超出其仅有的川岛与柄泽之证词，几乎是一无所获[14][1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未指控日军发动细菌战[16]，苏方既没能取得有关情报，又无法引渡石井等人和逼迫美国公布有关资料，因此决定单独发起对日军细菌战的审判[17][注 2]。1948年7月19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谢尔盖·克鲁格洛夫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提交关于日军细菌战准备的初步调查报告：[20]
由于苏联内政部对关押在内政部收容所的日军战俘进行了特工和调查措施，查明了一批前关东军代号731、所谓“防疫给水部”的成员。（中略）调查后确定了以下情况：川岛少将透露，731部队是根据日本裕仁天皇1936年命令所建立的。该部队总部位于距哈尔滨市25公里、一个日语称为“へいほう”、中文称为“平房”的地方。该部在防疫工作的幌子下为日本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做准备。
克鲁格洛夫在报告中最后建议莫洛托夫，有必要对参与准备对苏联发动细菌战的日军战俘进行公开审判[21]，之后克鲁格洛夫又征求苏联司法部和检察院的意见，得到“不反对审判”的回复[17]。之后，克鲁格洛夫的主张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许可，苏联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检察院即协作开展审判的相关准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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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设置
苏联在1949年10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中决定了伯力审判的人事、刑度与时间等，如下：[22]
- 开始时间：1949年12月17日
- 结束日期：1949年12月25日
- 刑罚种类与大致刑期：10名被告处以劳动改造10至25年，2名被告1至3年
- 合议庭法官和检方代表：由军事法庭成员和苏联检察长办公室成员代表，其曾参与东京审判的经验。控方由国家公诉人三级国家司法顾问斯米尔诺夫代表，辩护律师则由莫斯科律师协会成员出任。
由于准备不及，伯力审判的时间被推延，在1949年12月9日莫洛托夫、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与内政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就起诉书草案达成共识后才决定伯力审判将于1949年12月25日开始、12月30日结束[23]。审判将设置于滨海边疆区军区的军事法庭[注 3]，且如预定的由斯米尔诺夫担任国家公诉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契尔特科夫（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Чертков）少将法官任审判长、伊里尼茨基（М. Л. Ильницкий）上校法官与沃罗比耶夫（И. Г. Воробьев）中校法官任审判员、科尔金上尉任书记[25]、律师所罗门·雅科夫列维奇·罗森布里特（Соломон Яковлевич Розенблит）负责撰写起诉书[26]。
伯力审判的12名被告为：[27]
- 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军医务处长梶冢隆二军医中将、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第5军军医处长佐藤俊二军医少将
- 关东军731部队：生产部部长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生产部长川岛清军医少将、训练部长西俊英军医中佐、第643支队长尾上正男军医少佐、第643支队实习卫生兵菊地则光上等兵、第162支队卫生兵兼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 关东军100部队：科学工作员平樱全作兽医中尉、工作员三友一男上士
辩护律师为波罗维克（Н. К. Боровик）、柏洛夫（Н. П. Белов）、山尼科夫（С. Е. Санников）、兹维列夫（А. В. Зверев）、波加切夫（П. Я. Богачёв）、普罗珂坪科（Г. К. Прокопенко）、鲁克扬杰夫（В. П. Лукьянцев）、波尔霍维金（Д. Е.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25]，其中4人来自莫斯科、另外8人来自哈巴罗夫斯克[26]。由于本案性质特殊，审判方自苏联医学科学院、苏军军医和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抽调6位专业人员组成医学检验委员会，以审核生物武器科学证据[28][29][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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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过程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100部队、侵华远征军“荣”字1644部队，是为探求和制造细菌武器，并使用这种武器的方法而组建的，所制造的细菌武器在使用中即可威胁军队，也可威胁包括妇女老幼在内的和平居民的生命安全；既能杀害牲畜，还能毁灭庄稼。由此可见，日军731部队、100部队、1644细菌部队在制造细菌武器时，原是打算使用此种武器引起奇灾大祸性的传染病而使大批人命归于死亡。
——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在研究审讯细菌战被告后做出的结论[31]
《苏联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诉讼分作审前程序、公判审理、上诉等阶段[32]。为此，苏联滨海边疆区军区军事法庭首先自1949年10月20日至1949年12月10日对12名被告与4名证人（饭岛良雄、山岸研二、松村知胜、田村）进行预审[32]，最早的为10月20日对证人饭岛进行庭审，最晚的为1949年12月10日对被告留岛佑司进行庭审，期间证人松村与梶冢还于12月8日进行了对质庭审[32]。根据预审的结果，苏联军事法庭于12月16日以被告违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罪行一案正式起诉，其起诉书内容包括：[5]
- 建立特种部队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
- 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
- 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 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
- 各被告人的罪状
- 根据所述罪状提出控告
12月25日，苏联滨海边疆区军区军事法庭开始进行公开审判和审讯，除12名被告外，本次审讯的出席证人也增加到了16人，均为原731部队军人[33]，最早进行的是12月25日晚对被告川岛的审讯，最晚则是12月28日晚对久留岛的审讯。12月28日晚至12月29日晚，法庭对证人进行审讯[31]。12月30日，各辩护律师为被告进行辩护演讲，柏洛夫为山田辩护、山尼科夫为梶冢辩护、兹维列夫为高桥辩护、波加切夫为佐藤辩护、普罗珂坪科为三友、菊地和久留岛辩护、鲁克扬杰夫为柄泽、尾上辩护、波尔霍维金为西、平樱辩护[34]，其辩护理由各有不同，如柏洛夫为山田提出“人心里并没有天生的劣根性”一说，而对于本案就证据与事实上面则“全无讨论之余地”、“绝不会同国家公诉人发生什么争论”[35]。同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宣布法庭辩论终结，各被告进行最后陈述，所有被告均对自己所犯罪行表示认罪，唯希望所受之判决与诉求有所不同，川岛与梶冢提出愿受最严厉之判决、高桥希望能获从轻判决、平樱与菊地等则希望能对裕仁天皇、石井等人严厉惩罚，尾上则称“将尽量努力去反对这类非人道行为，为和平而斗争”[36]。
1949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宣布，认为已充分证明被告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之罪，同时根据苏俄刑事诉讼法第319与第320条规定做出判决：[36]
判决书最后写道，被判者收到判决书副本后72小时内，可依上诉手续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出抗告[41]，12月30日晚上11点45分，契尔特科夫宣布审判全部结束[34]。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保障法监察部长司法少将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涅科（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еко）指出，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7年5月26日（审判两年前）通过法令，将最高刑度的死刑改为有期徒刑25年，那四位获得此刑罚的被告才躲过了被绞死的结局[10][注 18]。12名被告有7人（山田、梶冢、柄泽、高桥、西、三友、菊地）提出上诉[36]、请求减刑，如山田的理由是自己仅接任关东军司令一年，且在审判中坦承了自己的罪行[10]。1950年2月13日，上诉请求被驳回[10]，其后又有多次的复审要求，但均无获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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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苏联官方将伯力审判的全程记录编列成册，全书由序言、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包括各被告、各证 人受审经过）、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包括各被告最后陈述）、军事法庭判决书等组成[43]，取名作《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材料》（Материалы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中文译本则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简称《审判材料》）。1950年1月28日，国立政治读物出版社接获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负责发行此书，而国立外文书籍出版社同样收到命令，准备以中文、韩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对应译本，并需确保高翻译品质[44]。1950年10月18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瓦甘·格里戈里扬报告已将该书德文版8,900册、法文版3,000册、英文版12,000册、韩文版72,000册及日文版74,000册译本发往国外[45]。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考察，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版本皆无完整版权标识或销售讯息，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46]，而中文版除了1950年由苏联官方出版的译本外，至少已重新出版三次，并均更动其原书名，包括：[46]
- 拂洋编，《伯力审判 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的自供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ISBN：7-206-02617-6
- 姜力编，《1949：伯力大审判 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ISBN：7-5033-1788-4
- 王国栋编，《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ISBN：7-5438-3860-5
- 另外还有其编校的《伯力城审判 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ISBN：978-7-5108-3419-6
200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该丛书亦包括本作：[47]
- 张树军、李忠杰主编；蒋建农、霍海丹、李蓉、姚金果副主编，《伯力审判档案 日军细菌战罪行披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ISBN：978-7-5098-3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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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所有12名战犯连同其他日本官兵共约200人被送往1943年建立、专用于关押德军和日军高级军官的“第48号收容所”（Лагерь № 48），该地位于伊万诺沃州列日涅沃区列日涅沃数十公里外的切尔内茨村（Чернецы）[48][49]。战犯在收容所中所受待遇颇佳，不仅免于原来的苦役、活动较为自由，且设施齐全，甚至可以吟诗作文、娱乐消遣，后来甚至能与家属通信[48]。不久后，被判刑期较轻的菊地则光（2年）与久留岛祐司（3年）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刑满获释回国，而高桥隆笃则于1952年夏天因脑溢血死于收容所中[48]。
由于战后日本与苏联不断交涉，关系亦走向正常化，其被俘人员陆续获释回国。1956年2月25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山田乙三于当年6月9日提前获释。余下成员梶冢隆二、川岛清、佐藤俊二、西俊英、柄泽十三夫、尾上正男、平樱全作、三友一男原预计将于同年12月26日回国，但因不明原因，柄泽于10月20日上吊自杀[50]。梶冢隆二等人在获释当天被分配了食物、全套便服和返还了没收的个人物品，随后乘火车自伊万诺沃前往莫斯科，苏联当局还应其要求组织了一场小型观光活动，结束后一行人前往远东[51]。1956年12月23日，梶冢隆二等人连同最后一批获释的日本战俘共1,025人（22名将军、293名军官和710名士官兵）被送往纳霍德卡交接给日方[52]。另一说则是梶冢隆二等人先乘火车返回伯力，再搭乘日本“兴安丸”号商船回国，并在3天后于京都舞鹤港登陆[48]。
由于“日本前战俘协会”持续要求上诉，俄罗斯联邦首席军事检察官办公室于1993至1994年重新审议案号“Н-20058”的伯力审判资料，但依旧决定维持原判决，即被告全员有罪[1]。1994年12月1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维持原滨海边疆军区军事法庭判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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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审判被视为战后对日战犯审判中的一个特殊案例，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的审判，也首次揭露了日本军队在对华战争期间发动细菌战之事实[53]，其审讯资料也长期被引用为日军细菌战活动的主要情报来源[54]。然而，伯力审判与一般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方式不同，完全采用了苏联国内的刑事诉讼法[36]，同时也受到了缺乏外国参与的批评，特别是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家未能参与其中[55]。此外，伯力审判主要关注苏联受到的细菌战威胁，忽略了日本军队对华实施细菌战的行为[56][注 19]。程序上，苏联官方不事先公布审判程序、有意排斥国际观察员、严格控制审判的所有流程、加之夸张的宣传式演说[注 20]，容易令人将其联想为单纯的作秀公审[58][注 21]。审判结束后，苏联于1950年2月1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发出照会，再次公布日军细菌战罪行，并提议由远东委员会组织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有关战犯，如平樱指出授意执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石井、曾任731部队部队长的北野政次、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和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等人[60][36]，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正采取“一边倒”外交政策，于2月8日积极回应苏联，其余三国则联合抵制其要求，未做出任何回应[61]。
相较于审讯德国与日本军政要员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伯力审判的可信度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上颇受争议，审判期间苏联发布过各种语言的新闻稿，并有《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和传统左翼媒体加以报导，但西方盟国官方很快压制其影响，并彻底否认苏方的主张[55][62]。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发言人完全否认审判中医学暴行证词的真实性、称“日本人在部分实验中使用过动物，但没有证据表明使用过人类”[63]、“司令部化学战部门彻底查阅了文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日本实施细菌战的材料”[62]、“在奉天被日本人俘虏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指控日本人把他们当作实验豚鼠”[6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查官约瑟夫·贝利·基南谴责伯力审判是苏联的“表演”[63]、荷兰法官伯纳德·勒林则批评审判“证据不足”[63]。1981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汇整美国解密国家档案，于《原子科学家公报》中公布美国为本国利益与日军交易而独占细菌战情报、隐匿罪行的事实，引起西方国家学者对731部队的研究兴趣[64]。随着研究调查的深入，伯力审判的真实性也逐渐受到肯定，英国学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与大卫·瓦雷斯（David Wallace）在著作中评价道：“伯力审判已35年了，它在西方当作（苏俄的）宣传技巧而被忽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那里所记下的证据是最为详尽而正确的。[56]”
日本方面，伯力审判期间日本民间能获得的对外消息渠道有限，除了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外鲜有相关报导，而适逢盟军总司令部打击日本共产党，日本右翼媒体利用不久前从苏联被遣返回国的战俘，报导其受到苏方虐待的新闻，将日本民众的关注焦点从审判转向仍被扣留的战俘上[63]，导致伯力审判在当时的日本民间几乎没有影响力[65]。然而1956年原731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冲破社会压力对外出版了揭露731部队史实的著作、引发社会关注，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再出版《恶魔的饱食》一书，同样促成日本学界对731部队的研究，并逐渐肯定伯力审判资料的真实性，如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在《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一书中引用伯力审判的资料[64]、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亦称“时至今日，伯力审判记录无疑仍然是有关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极其重要的史料。[56]”
中国方面的反应呈两极之势，中华民国政府在审判后未做出任何反应，被认为是内战期间无暇他顾和争取美国支持的考量[66]。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在审判期间正逢国家元首毛泽东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国内则频繁转发苏联官媒塔斯社相关报导[55]、《人民日报》也刊文将伯力审判“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表达的友谊”和“对试图使用细菌武器、危害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英美战争贩子的警告”[67]，之后更以伯力审判为样板在沈阳与太原审判举行对日战犯审判，据时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中国的战犯审判即是仿照苏联伯力审判进行的，伯力审判的调查与记录亦被用作证据，如直接用到中国对于另一名细菌战犯榊原秀夫的审判中[68]。伯力审判亦一度掀起中国反细菌战的运动和有关研究，如陈文贵、谭学华、邓一韪等人曾就常德细菌战问题接受媒体的采访、《人民日报》和东北、浙江、湖南和江西等受害较重地区的省报也刊登不少控诉日本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文章[69]。
苏联与俄罗斯方面，自1950年出版审判材料后就将近40年没有对731部队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状况[70]。1982年森村的《恶魔的饱食》于苏联上市后才发挥影响，促成曾于伯力审判中担任医学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吉里夫克娜与人合著《恐怖的细菌战——被审判的关东军第731部队》一书，但仅延用旧史料而未有新突破[70]。2021年9月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其主持的“俄罗斯胜利组织委员会”第44号会议中，提出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纳粹及其帮凶对苏联平民犯下的罪行”（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нацистов и их пособников против мир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联邦档案专案下增设一“1949年日本战犯哈巴罗夫斯克审判”（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1949 г.）网络专案，俄罗斯联邦档案局透过与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内政部等各部机关合作，公布有关档案于网上以作科教之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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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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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审判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 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外国战犯的公开审判
- 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掩盖
- 苏联生物武器计划
- 美国生物武器计划
- 朝鲜战争细菌战指控
注解
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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