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主义

侍从主义（英语：Clientelism 或 client politics），或译恩庇主义、庇护主义，是为了获取政治支持而交换商品和服务等，通常涉及隐含或明确的交换条件。^[1][2] 该现象涉及被描述为赞助人（或译恩庇者）、经纪人（或译掮客）和客户（或译侍从者）的政治行动者群体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在该现象中，有组织的少数群体或利益集团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该现象可能与身份政治的动态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该现象的对立面是“企业家”政治或信念政治（英语：Conviction politics）。

尽管已提出许多关于该现象的定义，但根据政治学者艾伦·希肯（Allen Hicken）的说法，一般认为该现象关系有四个关键要素：

• 二元（英语：Dyadic）关系：简单地说，这些是双向关系。
• 偶然性（英语：Contingency）：政治家或经纪人向公民提供的服务，取决于公民代表政治家或政党接受服务的行为
• 等级制度（英语：Hierarchy）：政治家或政党的权力地位高于公民
• 迭代（英语：Iteration）：这种关系不是一次性的交换，而是持续的^[3]

偶然性和迭代是大多数该现象定义中共有的两个组成部分。^[4]

Richard Graham（英语：Richard Graham (historian)）曾将该现象定义为一连串基于“你拿那，我拿这”为原则的行为，然后彼此因为对方的支持来得到好处，互利共生。

有时，民众以对特定政治团体或个人的支持，换取该团体或个人在掌握政治资源后予以的（公共政策等方面）回馈，也被认定属于该现象的一种，甚至同时被认定属于分赃政治。^[5][6][7][8]

侍从媒体

侍从媒体指的是在威权体制下，与威权政府保持默契，彼此互利共生，和威权政府建立如“保护主—侍从”关系的民营媒体^[9][10][11]。侍从媒体为侍从主义表现在威权政府与民营媒体间，对于该民营媒体的称呼^[9][10][12]。

由于媒体是政府与社会间沟通的重要桥梁，所以威权政府会要求其侍从媒体透过媒体操控的技巧来控制社会舆论，保护威权政府的政权，并且以许多有利于侍从媒体营利的政策作为回报，例如：提供资金补贴、修法图利其侍从媒体、^[10]

有时，侍从媒体会为了表现出与党报的差异，选择在社会大众的民意明显偏向某方的时候，选择跟社会大众站在一起，并劝谏执政者要容忍异议，采取改革，“因为时代的潮流已经不可挡”^{[注 1]}。由于这样“选择性”的公正客观，导致新闻舞台上，举目所及都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或权力新贵；异议人士和弱势团体则受到冷落，无法得到侍从媒体关爱的眼神^[10]。

台湾

参见：台湾媒体产权集中化和重北轻南 § 太阳花学运

就媒体业而言，台湾曾经的侍从媒体报业有：联合报系及中国时报，两个都是受惠于中国国民党扶植而得以壮大的报纸集团，1995年起自由时报在民主进步党的扶植下也成为该党的侍从媒体。而它们长期以来的编辑倾向大多呈现一言堂的情况，即便在报业自由化的时代，这些因侍从而起的大规模媒体集团之所有人，仍因介入政治斗争，而将手上的媒体公器私用，提供一面倒的消息或言论给社会大众^[10]。因此部分台湾侍从主义所致的台湾媒体产权集中化，导致台湾戒严解除后的媒体环境仍然让新兴小媒体的生存空间被少数几个侍从媒体集团抑制，所以对台湾而言，报禁解除同时，无形中反倒是为台湾又扣上了一个新报禁。^[10][13][14]

欧洲与拉丁美洲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则因为文化上都具有评论式报导的传统，曾经出现过侍从媒体。随着民主化，侍从媒体转而被资金雄厚的政治人物利用庞大资金，组成政治联盟来操控，以撷取政治利益。不过其中许多国家的公民社会后来对于这样的媒体，已经普遍出现“反对具有政治倾向”的省思浪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