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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增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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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增嘏(1903年12月6日—1984年12月2日)[1],浙江省绍兴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哲学史家,其先世为清代大儒全祖望。
生平
全增嘏早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民国十二年(1923年)毕业。[2][3]民国九年(1920年)5月16日,高师辩论会,胡适为评判员,全增嘏再得最佳[4]。
1923年至1925年,全增嘏就学于斯坦福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曾在该校修毕博士课程,因急于归国,未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以后,1928年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历任中国公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前后,曾任英文《中国评论》周刊编辑、《论语》杂志主编,英文版《天下月刊》编辑。[2][3]
民国二十年(1931年),全增嘏任大夏大学抗日救国会干事、理化研究主任[5]。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全增嘏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任宣传委员[6]。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7日,任立法院立法委员[7]。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起,全增嘏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主任,同时任图书馆馆长。[2][3]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任中国哲学会第4届理事会理事[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全增嘏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工作,历任逻辑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58年开始,全增嘏参加《辞海》的编辑工作,历经10余年。《辞海》出版时,1979年全增嘏任编委兼外国哲学史分科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大型的《哲学大辞典》,全增嘏任副主编兼外国哲学史卷主编。[2][3]
1960年,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邀请全增嘏整理外国哲学史讲稿,写作全国哲学系外国哲学史通用教材,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已全部撰写完毕。在文化大革命中,此稿全部遗失。1971年,全增嘏被调到当时以批判外国学术权威为任务的“复旦自然辩证法大批判小组”,与其他学者一道翻译自然科学及其有关材料。经他翻译、校订的有康德的早期自然科学著作、哥白尼的天文学原著、牛顿的自然哲学著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著等。他在这项工作中本其认真负责、谦虚谨慎、与人和谐共事的本性,很好地完成了为读者提供忠实可靠的译本的任务。[2][3]
1979年,全增嘏患冠心病,并日趋严重,但他仍坚持领导复旦大学外国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建议由复旦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合力写出一部较大篇幅的教科书,这就是以后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他亲自阅读、修订初稿与二稿,他看到了上卷的出版,下卷则在他去世后的1985年才出版。他还曾任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顾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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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著有《西洋哲学简史》、《不可知论批判》,主编有《西方哲学史》等,译有《哥白尼和日心说》,《爱因斯坦论著选编》、《华莱士著作集》、《自然科学史》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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