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此条目介绍的是新文化运动时代对《晏子春秋》内典故之一的再演绎。关于原始典故，请见“二桃杀三士”。

关于该公案牵涉之“士”定义问题，请见“士 (消歧义)”。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国学者章士钊刊登在上海《新闻报》之《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句子；意指白话文拗口，但因涉曲解典故引起争议。^[1][2][3]

论战概要

首次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胡适等人领导并开启文学革命，主张推广白话文以达到“我手写我口”之目的，遂引起誓要维护文言的学者抵制，其中以章士钊领导甲寅派首当其冲，与胡适等人争锋相对，各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由此掀起一系列论战。章士钊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在上海《新闻报》以《评新文化运动》为题，举二桃杀三士例，批判白话繁杂，宣扬文言优点^[3]：

“[...]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呼。”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论战当事人，左为章士钊，中为鲁迅，右为胡适

在章士钊发表文章后不久，同样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鲁迅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晨报副刊》以《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为题，指出此典故是出自《晏子春秋》^{[注 1]}：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名大将自恃功高，对相国晏婴不敬，后晏婴欲与齐景公谋除三人，景公赏三人两个桃子，使三人因无法分配而自尽。故此可看出，“士”意即勇士，而非士族、士大夫的“读书人”。鲁迅于文章中批评章士钊为宣传文言文引经据典，却错用^[4][2]：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鲁迅，《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二次

在鲁迅的文章刊登后，章士钊并未第一时间回应；不过他一度有转变立场的迹象，与新文学运动领袖胡适和好，在某次宴席中还赠与胡适一首白话文新诗，以示对“新文学运动的投降”；后者则相应写了篇七言绝句赠于章，也称愿与他“相亲不相鄙”。^[5]

但在一九二五年《甲寅》复刊时，身为主编的章士钊却要求投稿“文字务求雅训，白话恕不发布”，并接连发布数篇批评白话文运动的议论，使胡适认为其出尔反尔，故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国语期刊》刊登《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批评章士钊是“时代的落伍者”还提及《评新文化运动》中的“谩骂”并不能阻止白话文运动发展。^[1][6][5]

作为回应，章士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甲寅》一卷第九号期刊上重新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但新增了一段后文，并为先前“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事件辩解，认为将勇士错写为读书人，只是一种“小节”而不影响他要表达的主旨^[1]：

“[...]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为二桃杀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曰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晒也”。

——章士钊，甲寅版《评新文化运动》

鲁迅则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将此前发表之《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文章重新登刊，新题《再来一次》，并添加前言以讽章是让“迷信”他的读者再买一次他所写下的文字^[1]：

汉代“二桃杀三士图”画像石拓片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鲁迅，《再来一次》

鲁迅后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刊登《大雪纷飞》一文，将章士钊这句“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与李焰生的“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并列为“适得其反”的语句；他在文中指出“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其也认为文人随着阶级跨越，与一般人思想与智识的脱离大抵“势所难免”，然为阐释观点而自造解释、发表脱离一般民众智识的言论，实则是“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7]。以上文章分别在两人身后收录进《章士钊全集》和《鲁迅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