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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事件
1792年法國大革命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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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8月10日暴动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里程碑。当日，由激进化的巴黎公社主导，并联合同来自马赛与布列塔尼的国民警卫联盟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攻入杜乐丽宫。这一行动直接促成法国君主制的瓦解。其后，路易十六与王室由国民立法议会暂予庇护，议会的正常立法功能亦告中止。约六星期后，新组成的国民公会成立，宣告正式终结君主制度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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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暴动及其后果，在革命史研究中通常被简称为“8月10日事件”，亦常被称为“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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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脉络
1792年4月20日，法国向刚完成帝位更替（新皇弗朗茨二世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同时普鲁士亦加入对抗法兰西的阵营。法国在初期战事中接连失利，加上指券信心崩溃及食糖价格暴涨，基层民众生计艰难，社会动荡、盗匪四起。舆论首先将灾祸归咎于国王及所谓“奥地利委员会”（Austrian Committee），其次则指摘主战的布里索与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领导的吉伦特派。[1]
国民立法议会于5月17日通过法令，按《教士的公民组织法》规定，20名公民可请愿，将拒绝宣誓的教士即时驱逐出境。5月29日，又通过解散由贵族统领的国王卫队。6月8日，议会决议在巴黎附近建立2万名国民警卫联盟的国民自卫军。路易十六否决上述三项法令，并撤换布里索等吉伦特派部长[2]，改组以君主立宪派（斐扬俱乐部）为主的新内阁，致使国王与议会以及巴黎民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6月16日，拉法耶特侯爵致信国民立法议会，建议压制“无政府主义者”及首都的政治俱乐部活动，使局势走向临界点。[3]
6月19日，路易十六否决国民立法议会的法令，时间恰为网球厅宣誓发布引发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前夕。翌日，群众组织发动示威游行向国王施压。路易十六在群众前现身，戴上象征自由的红色弗里吉亚帽，并为国家昌盛举杯，但仍拒绝批准法令，亦不召回被撤换的部长。巴黎市长佩蒂翁遭到停职。6月28日，拉法耶特侯爵离开军队驻地，出现在国民立法议会，要求议员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并惩治6月20日示威的参与者。[4]议员拒绝遵从，且指控其擅离指挥职务。国王亦拒绝这名长期负责监视其行动者提出的各种出逃建议，拉法耶特侯爵遂匆匆离开巴黎。罗伯斯庇尔斥其为叛徒，群众在巴黎皇家宫殿焚毁其草人像。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国内外皆无容身之地；六周后，他在逃往英格兰途中被捕，关押于奥地利监狱。[5]他之失势，既由于其主张与法兰西民族情绪抵牾，亦因其在领军时无所建树，坐视普鲁士于莱茵地区集结兵力。[6]
7月2日的法令授权各地组织国民警卫队；许多受召者已在赴巴黎途中，准备参与夏至联合会仪式。另于7月5日，议会宣告在国家危殆之际，可征召所有壮丁并征用所需武器。六天后，国民立法议会宣布祖国陷于危难。[7]
当局在公共广场悬挂横幅，写道：
你们会容许外国军队像毁灭性的洪流般席卷你们的乡间吗？他们践踏我们的收成！他们以烈火与杀戮摧毁我们的祖国！总之，他们要以染满你们至亲鲜血的铁链奴役你们……
公民们，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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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危机
7月3日，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在国民立法议会引发更广泛的辩论，对国王提出严厉谴责与警告。他指称：“法兰西皇族以国王之名，试图唤起欧洲各皇室对抗本国；维也纳与柏林的宫廷因皮尔尼茨宣言而结成凶恶的同盟，图为国王的尊严报复。我们见到原先的保镖卫队匆匆投向德意志的反叛旗帜，以保卫国王；流亡者恳求并受雇于奥地利军队，协助国王，准备刺向祖国的心脏……这一切均以国王之名，自由正遭受攻击……但据1791年宪法第二章第一节第6条：‘若国王亲任军队首领并调转军队对抗国家，或未明确表明反对任何以其名义筹划的此类行动，则视为已放弃其王权。’”
韦尼奥回顾指出，国王动用否决权已在各省造成混乱；多名将领又故意按兵不动，致使边境向入侵敞开。他向议会提出（虽多以暗示而非直陈）路易十六或已落入1791年宪法上述条款的适用范围。借此，他把“罢黜国王”的构想植入公众议程。其演说经由国民立法议会传送至各省，影响深远。[9]
为回避国王否决解散武装营队的法令，国民立法议会邀请各省国民自卫军在赴前线途中先到巴黎，名义上是参与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活动。这批国民警卫联盟整体立场较为激进；至7月中旬，他们向议会请愿，要求废黜国王。未能完成“决定性一击”之前，Fédérés不愿离开巴黎；其后，7月25日自布雷斯特抵达的约300人，以及五天后自马赛抵达的约500人，相继加入。他们以强烈的动员力介入革命，并在巴黎街头高唱日后被称为马赛曲的歌曲。[10]
Fédérés成立中央委员会与秘密理事会，吸纳若干巴黎领袖，以便直接联系各省分队。至7月15日前，已形成一个跨省警卫队的协调架构；其内很快出现一个五人秘密委员会。来自布卢瓦的沃茹瓦（Vaugeois）、德龙省的德贝斯（Debesse）、卡昂的纪尧姆（Guillaume）及斯特拉斯堡的西蒙（Simon）在巴黎名不见经传，仅留于史册记录，惟其实是推动全法运动的关键发起者。他们在莫里斯·迪普莱位于圣奥诺雷路的寓所会晤——该处亦为罗伯斯庇尔的住所——并与第五名成员安托万（梅斯市市长）共同策划。其后，他们集合多名分队领袖，彼此多未相识，包括：记者卡拉让-路易·卡拉与安托万·约瑟夫·戈尔萨、夏尔-亚历克西·亚历山大、出自圣马塞尔郊区的克洛德·弗朗索瓦·拉佐夫斯基、克劳德·富尼耶、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其中唯一的军事人士）、加兰（Garin）面包师、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及来自圣安东尼郊区的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等。[11] 各分队日常会议由其自召；7月25日，国民议会批准其连续集会；27日，巴黎市长佩蒂翁准许于市政厅设立“联络办公室”。
并非所有分队皆主张反王，但“被动公民”亦陆续加入其行列。30日，法兰西剧院分队决议扩大投票权至所有成员。分队会议内，雅各宾派及无套裤汉与温和派争辩日烈，并逐步占上风。7月30日的法令亦允许被动公民加入国民自卫军。[12] 8月1日，不伦瑞克公爵签署的宣言传至巴黎，威胁若路易与其家人受伤害，将即时对巴黎民众施以“惩戒性的处罚与永难忘惩”，把巴黎置于军事管制并“彻底毁灭”，对“谋杀与叛乱的罪犯”施以应有之刑。[13] 布伦瑞克宣言于8月1日在巴黎广为人知；同日与其后数日，巴黎民众又接获奥地利与普鲁士部队入侵法国领土的消息。两项动态同时推升共和主义情绪，激化革命愤怒。
7月26日已现暴动征兆，30日再度浮现。经巴黎市长佩蒂翁两度设法延宕后，8月3日他代表分队向国民立法议会请愿。巴黎48个分队除一队外一致行动。佩蒂翁告知议会，分队已“收回其主权”，因此他除劝导外，已无力约束群众。圣安东尼郊区“三百病床医院”分队甚至至8月9日仍拒绝起诉拉法耶特侯爵。同日夜间，警钟响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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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
可能会以为进行攻击杜乐丽宫巴黎没有很大的风险。这不是当时普遍的看法。国王未能收买人民的领导人。依据皮埃尔·维克托·马卢埃叙述，三万七千镑已经支付给市长佩蒂翁和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得到毫无价值停止暴乱的承诺。他拒绝了最后一分钟的退位建议，现在不仅是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和马格里特-埃利·加代，由于他们引起事态的转变，就连他忠诚的老部长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也感到惊慌。他决心保卫杜乐丽宫。他的支持者已经预期并事先已准备应对这各攻击，也有能成功防御的信心。防御计划，由职业军人制定的，6月25日已被巴黎政府部门正式通过：这是他们维护行政权力的公务职责。这座宫殿很容易防守。它两边-由950名瑞士雇佣老兵唯一正规部队驻防（传闻他们数量有四倍之多）; 还有930名国家宪兵，2000名全国卫兵，和200-300 名圣路易斯骑士，以及其他保皇党志愿者支援。五千人应该是足以应付防御的需求; 然而,看起来也是，有一些疏忽，他们严重地缺乏弹药。
治安间谍给公社的报告，地下通道已经完成增派部队可以从他们的营房秘密的进入。[15]安托万·加利奥·芒达·德·格朗塞，简称“芒达”，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对他的国民自卫军不是很有信心，但他的命令的语气是那样坚决，它似乎能稳住部队。他已经配置一些部队在新桥，以防止在河两岸暴动者之间的连接，这可以阻止他们的任何合并活动。[16] 而且，这不是攻占巴士底狱事件。有名气的领导人可能会很犹豫地抛出一个不确定的数量半培训的和未经考验的志愿者，跟随用长矛武装没有纪律的暴徒，对抗如此难以应付的堡垒。王座的支持者应会有预期的胜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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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有三个人在皇宫，巴黎市长佩蒂翁，的安全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时，巴黎行政部门检察官和“芒达”，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并负责军队防御杜乐丽宫的所有细节，他们的出现是确保王室的安全。所有这三人都抛弃了国王。佩蒂翁佯装，他不得不来保卫王室成员; 但在凌晨2点，自称自己被一群保皇党枪手威胁，他服从议会的招唤回去报告，他已经采取所有可维持和平的预防措施，不光彩的由市长职位退休，就像他之后说的，他被暴乱公社下令关在市长室。检察官的第一个行动是保证王室会有任何攻击。他的第二个行动，当布隆德尔(Blondel)，巴黎行政部门的秘书，一系列新闻简报中明确表明，攻击迫在眉睫，说服国王路易放弃宫殿的防御并将自己置于国民议会的保护下。“芒达”，视察宫殿的防御布置后，被窝德尼(Roederer)说服（杜乐丽宫防御的第三个致命错误），顺从市政厅奸诈的招唤。[17] “芒达”对暴乱公社的组成一无所知，他在没有任何保驾护送的清况下离开了。他被逮捕，之后不久被谋杀。他的指挥权被转移给安托万·约瑟夫·桑泰尔。[16]
于是，约在早上七点时联合纵队的领导被看到进驻宫殿的后面，这里没有人下令防守。路易斯，睡意朦胧地视察他的驻军，“盛装，戴着配剑，但敷粉假发的粉末掉落下来”，被迎面而来的一些国民卫队呼喊“国家万岁！”（Vive la nation!）和“抵制否决！”（A bas le véto!）。路易没有回答，回到了杜伊勒里宫。在他身后的行列中爆发争吵。枪手大声宣称他们将不会向他们的同胞开火。[16]
憎恨暴力和害怕流血，路易心甘情愿听窝德尼的建议，他应该放弃宫殿的防御。女王自负的敦促他们应该留下来战斗。甚至在第一声枪声之前，王室成员已伤心穿过花园撤往议会的大门。“先生们，”国王说，“我来到这里，以避免犯下更大的罪行；我想我不可能比你们更安全。” “陛下，” 主持会议的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回答，“你们可以依靠国民议会的牢固性。它的成员已经用生命宣誓维护人民的权利，以及宪政的权威。” 然后国王坐在主席旁。但是弗朗索瓦·沙博提醒他说，议会不能在国王面前协商，然后路易斯连同他的家人和部长退席，到主席背后的记者房间。[18] 在这里，当代表们讨论了他的命运时，国王有一个座位，以他的惯有的平淡冷漠高傲态度，让他聆听。皇后坐在房间的横座，亲王坐在她的腿上—对她，至少，他们的悲剧情况是显而易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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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离去，抵抗的诱因也消失了。防御方法也已因国民自卫军护送国王的离去而解除了。国家宪兵离开自己的岗位，高喊“国家万岁！”，而国民自卫军的倾向开始向叛乱分子移动。在河的右岸，是圣安东尼郊区的一大群人，在和左岸的，有圣-马塞尔郊区，布列塔尼和马赛的国民警卫联盟，向前自由行进，就如同在游行。当时许多地方已下令把守，但全然没有前来阻挡，如在圣让商场、桥梁通道、沿岸码头以及卢浮宫。先头的卫队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前，都装备了刀具，棍棒，长矛和，遍布被遗弃的卡鲁索广场，接近八点钟前进，先头的纵队，由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带领，到达杜乐丽宫。[19]
早上八点钟开始攻击杜乐丽宫。根据国王的命令，瑞士军队退到了建筑物的内部，庭院的防御完全交由国民卫队。马赛国民自卫队冲了进来，和国民警卫队枪手们称兄道弟，达到门厅，登上宏伟的楼梯，并呼吁瑞士卫队投降。“向国家投降！” 约瑟夫·韦斯特曼用德文大喊。“我们认为自己蒙羞了！” 对方回答。[20] “我们是瑞士人，瑞士人不要放弃他们的武器，而是和他们的生命在一起。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受这样的侮辱。如果不再需要军团，让它合法的解除。但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岗位，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武器从我们手中拿走。“ [19]
瑞士卫队堵住城堡的窗户，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两个部队面对面僵持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作出明确的举动。几名攻击者和睦的向前进，瑞士卫队从窗户扔出一些子弹，并作为和平的象征。暴乱分子穿透到门厅里，直到他们遭遇城堡的其他护卫部队。这两个部队仍然面对面的在楼梯上对峙了四分之三小时。隔栏将他们分开，虽然不知是那一方先发动攻击，然后战斗开始了。[21] 瑞士卫队，从上面射击，清理前庭和天井，冲下进入广场，缴获大炮; 叛乱分子被击溃逃离现场。不过，最勇敢的，在卡鲁索广场房屋入口后面集结，把火药扔进天井的小型建筑物，放火焚烧。随后瑞士部队反击，跨过尸体，缴获大炮，收复了宫廷入口的场地，越过卡鲁索广场，甚至带走集中在那里的枪。[20] 就如在攻占巴士底狱般，背信的怨诉盛嚣尘上和被认定为伏击的攻击，此后瑞士卫队成为部分无套裤汉暴力仇恨的主体。[22][23]
在那时刻，圣安东尼郊区部队赶到，实力增强的暴动分子将瑞士卫队推回到宫殿。路易斯，在借用”室内马术学校”的国民议会听到枪声，在一张小纸片写：“国王下令瑞士卫队立刻放下武器，以及退回到军营。” 在这样的时刻服从这个命令，几乎意味着必死无疑而且瑞士的军官了解在战争剧烈的中途这是没有用的，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然而，瑞士卫队的处境很快就支撑不住了，他们的弹药不足而且伤亡人数上升。然后出示国王的备忘录，守卫部队奉命解除契约任务。瑞士卫兵的主体由皇宫溃败，并通过建筑物后方的花园撤退，一些在国会大厦寻求庇护：一些被包围了，带到市政厅，并路易十四的雕像下方处死。九百名卫队只有三百名幸存。[24]
大屠杀还包括男性的朝臣和皇宫工作人员。然而，皇宫女性成员在大屠杀中似乎没有被杀害。据珍妮-路易斯-亨丽埃特·康庞描述，女士们，在等待被聚集在一个房间，女王的套房，而当他们被发现，一个名叫佩蒂翁的男子，阻止他们的攻击并大声喊道：“不要伤害女人！不要玷污了这个国家！“ [25]作为女王的整个家庭在她的公寓云集，这也可能包括女随员。康庞也提到了这个房间外的两个女仆，除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在他们旁边被杀害外，没有一个人被杀害，也呼喊阻止：“我们不杀女人。” [25]女官们，根据康庞的描述押送监狱。[25]
国王身边人员的总损失约八百名。在叛乱分子这边，被杀害或受伤约376名 ----国民警卫联盟83人和国民自卫军的285人：来自于巴黎小商店和从事劳动的普通市民。这些措施包括头发修整和马具制造商，木匠，细木工，和油漆工，裁缝，帽商和制鞋降，锁匠，洗衣工和家庭佣人。两名女战斗人员中受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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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展
1792年的夏天危机（夏天灾难）是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众运动借由推翻君主制，有效地对整个欧洲（的君主制）下达了最后通牒；另一方面，对外宣战和推翻君主制，都在内部严重的激化了革命的热度。因此，现在如果还继续在政治上排斥所谓的“消极公民”（无投票权者），很明显是不正确的行为。此时民众已有了强烈的共识：如果革命要进行下去（并捍卫其成果）的话，就必须招集并动员国家所有的资源和力量。[26]
于是乎，现在连“消极公民”都被赋予了选举权，这场第二次革命上带来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并实质上把国家改制为共和国。但它并没有像第一次革命（“攻占巴士底狱”）那样，得到全国热烈的响应和几乎全体一致的大力支持。自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首开事件以来，已经带来一连串的争议与分歧：许多人民（几乎是农民）跟从并站在“倔强教士”的一边，反抗中央政府（已由巴黎市民控制）推展的革命运动；另一些支持革命的人，批评8月10日的过激暴动；再另一些支持革命者，则对8月10日的后续演变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就人口统计上来说，虽然全法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民实际参加或毫不犹豫地力挺这场暴动，但这群少数人已决定，将以专断及不择手段的方式，全力镇压并扑灭反革命力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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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件对国民立法议会的冲击几乎是同样的瞩目惊心。在8月10日晚上，超过半数议员的出逃而缺席，只有284名代表们出席在自己的座位上。[28] 议会焦急的注视着王政与共和两派斗争的情况，情势可说是瞬息万变。只要这个争端没有解决，路易十六仍会如同国王般被对待和敬奉。但很快的暴动者获得绝对的胜利，大会宣布暂停国王的职务。国王立刻置于严密的监控。议会本来希望将他安置在卢森堡宫，但暴乱公社要求他应该被带到圣殿塔，这个监狱更小、更容易监控国王。[29]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保留了制宪议会，8月10日对国民立法议会宣判：当天的胜利者打算解散议会，并保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新的公社，尚未组成，不愿惊动各省，吉伦特派被保留，革命深陷于进退不得的泥坑。剩余的立法议会暂时仍然存在但承认公社，通过选举增加至288名新代表。议会任命了几个先前的吉伦特派部长并加入加斯帕尔·蒙日和皮埃尔·亨利·埃莱娜·玛丽·勒布伦-通迪组成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议会表决，经由普选产生的议员，共同召开国民公会，于是领导国家未来的最高机构诞生了。[30] 它的一个第一个行动就是发布废除君主制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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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杜乐丽宫的沦陷，巴黎式的社会面貌经历突然的变化。八月暴动大大增加了无套裤汉的影响力。在旧公社，中产阶级是主导，而新建的公社中，工匠的数量比律师多出一倍，这些律师也多是态度暧昧之辈，和1789年的律师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公社本身也就是"在48州联邦共和国的一种联邦议会"。它对各派系只有非常微弱的控制，开始试行卢梭主张的直接民主。“被动”公民被允许参加会议，治安法官与警察被解雇，派系全民会议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人民法院”，而一个新的革命监督委员会全力追捕反革命。对于巴黎的贵族而言，与攻占巴士底狱的1789年7月14日相比，1792年8月10日才真正标志着旧政体的结束。[28]
8月10日的胜利者首先关注的就是建立他们的独裁统治。公社立即压制反对派刊物，关闭了收税站，并通过多次家庭查访抓捕大批难驾驭的教士和贵族名流。8月11日，立法议会给了各地政府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31] 这些志愿者准备开赴前线，谣传:”他们的离去就会是囚犯起义的信号”而且传闻迅速蔓延。无套裤汉冲入监狱处决囚犯的浪潮接踵而至，后来被称为九月屠杀。[32]
铭文: 向瑞士卫队的忠诚和勇敢致敬
为了让革命者明白8月10日的暴动于事无补，普鲁士军队于进入法兰西境内。仅仅一周，强大堡垒隆维即陷落。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宣布它已移交给敌人。月底，普鲁士人抵达巴黎东面最后的门户凡尔登。巴黎相信凡尔登只能做出象征性的抵抗。这场战争本来似乎能将革命印象胜利，现在却适得其反。[33]
9月2日，警炮大作，同时击打警鼓慛促公民到他们所属的警卫队。巴黎的墙上贴满了招募海报，其警语“拿起武器，公民们，敌人已兵临城下！”许多读者从字面意义理解。在国民议会，丹东结论出他最著名的讲话：“大胆行动，还要更大胆行动，而且持续的大胆行动，法兰西就会得救！”（"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 toujours de l'audace, et la France est sauvée!"）无套裤汉再一次的回应，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两万公民为了捍卫革命由巴黎出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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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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