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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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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冷战”这一术语被用来指代战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来，关于这一冲突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的解读，便成为史学家、政治学者与新闻界激烈争论的焦点。[1]尤其是在谁应为二战后美苏关系的破裂负责，以及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究竟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本可以避免的问题上，历史学家们意见分歧甚大。[2]人们对于冷战究竟是什么、冲突的根源何在，以及如何理清双方行动与反应的连锁关系，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3]尽管学界关于冷战起源的解释复杂多样，但总体上可以辨识出几种主要的思潮。历史学家通常把冷战研究分为三种不同的路径：“正统派”“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然而，许多冷战史的研究往往将这三种思路交织在一起，[4]而近年的学者则倾向于讨论那些超越这三种学派传统界限的问题。
亲苏论述
苏联关于冷战时期的史学研究几乎完全受国家意志所支配，将冷战的责任归咎于西方。[5]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撰写了一部十四卷本的苏联史，主要聚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时间为1950年至1978年。卡尔的朋友罗伯特·威廉·戴维斯指出，卡尔属于“反冷战史学派”，这一学派认为苏联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力量，而美国则是人类前进的最大障碍，冷战则是美国对苏联发动的侵略。[6][7]卡尔批评了一些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用英国和美国的文化标准去评判苏联，是不公正的。[8]
正统派论述
最早在美国出现的冷战诠释流派是“正统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几乎没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美国官方对冷战起源的解释。[2]“正统派”认为冷战的责任在于苏联及其向东欧的扩张。[9]例如，托马斯·A·贝利在1950年出版的《美国面对俄罗斯》一书中主张，战后和平的破裂源于二战结束后苏联的扩张主义。贝利认为，约瑟夫·斯大林违背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在不情愿的东欧国家强行建立受苏联控制的政权，并密谋将共产主义传播到全世界。[2]按照这一观点，美国官员被迫对苏联的侵略作出回应——通过杜鲁门主义、遏制全球共产主义渗透的计划以及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加以反制。
另一位著名的“正统派”历史学家是赫伯特·费斯。他在《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和《从信任到恐怖：冷战的开端》等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战后苏联在东欧的侵略行为应为冷战的爆发负责。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斯大林的政策，以及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要求的“让步”，为苏联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并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使局势向苏联一方倾斜。[10]这种诠释被视为美国官方版本的冷战史。[9]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在学术讨论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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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论述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使新左派历史学家感到幻灭，也促成了一小部分对越共立场表示同情、对美国政策持反感的历史学者的出现。更具影响力的则是“修正主义学派”，他们认为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应为陷入冷战的僵局负责，并否定了“遏制”政策的基本前提。这些学者与“正统派”历史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2]“修正主义”观点是在越南战争之后兴起的，背景是美国学界与社会对其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全面反思。这种重新思考的视角不再将美国单纯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更多地从帝国或霸权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对外行为。[9]
虽然这一新的思潮内部学者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总体而言，该学派的著作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1959年的著作《美国外交的悲剧》。威廉斯挑战了“正统派”长期以来的假设，认为美国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具有帝国扩张倾向的民族，即便他们的领导人始终否认这一点。[1]威廉斯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以及一批继承其思想、围绕相关主题发表著作的学生，对学界的影响足以形成一个被称为“威斯康星学派”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流派。[11]威斯康星学派与新左派并不相同，尽管二者有时在立场上会一致，但新左派的批评在分析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上往往更加激进。[12]
在威廉斯之后，修正主义学者们将战后和平破裂的更多责任归咎于美国，指出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就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孤立并对抗苏联。[9]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始终怀有一个核心关切——维护市场体系和资产阶级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推行“门户开放”战略，旨在为本国的企业和农业争取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准入。[1]
修正主义学者质疑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即苏联领导人致力于在战后扩张共产主义。他们援引的证据表明，苏联占领东欧具有防御性质，苏联领导层认为自己是在努力避免被美国及其盟友包围。[9]按照这种观点，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国力极度衰弱、满目疮痍，根本无力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相反，美国在1949年8月苏联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之前，一直保持着核垄断地位。[2]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还提出，冷战的起源可追溯到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1]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时间更早——例如威斯康星学派的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在其1972年首次出版的著作《美国、俄罗斯与冷战》中指出，冷战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美俄之间围绕东亚开放问题的冲突，这些冲突涉及美国的贸易、市场与影响力扩张。[1]拉费伯认为，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所坚持的目标——确保一个所有国家都对美国的影响力与贸易开放的世界——构成了冷战爆发的深层动因，并支撑了随后一系列导致冷战开始的矛盾与冲突。[2]
自加尔·阿尔佩罗维茨于1965年出版影响深远的《原子外交：广岛与波茨坦》以来，修正主义学者开始把关注点放在美国在二战末期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上。[2]依他们的看法，对这两座城市的核轰炸实际上标志着冷战的开端。阿尔佩罗维茨认为，原子弹并非是为了打败已然战败的日本而使用的，而是美国向苏联发出的威慑信号——表明美国愿意动用核武器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尽管这一策略最终未能奏效。[1]
新左派历史学家乔伊斯·科尔科与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合著的《权力的界限：世界与美国外交，1945–1954》（1972）在冷战史研究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科尔科夫妇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既是出于本能的反共立场，又带有强烈的反革命性质。美国所对抗的不仅是苏联的影响力，更包括一切可能通过秘密行动或军事手段挑战美国经济与政治特权的力量。[1]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与其说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两个阵营内部的主导国家如何控制并规范自身人民与附属国的过程——以及谁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军备扩张与对外敌的政治恐慌而获得利益。[3]
后修正主义
总结
视角
修正主义的观点本身也引发了新的批评反应。以多种方式出现的“后修正主义”研究，在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前，就已经对早期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与修正。
在这一时期，“后修正主义”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它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修正主义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否定了其大部分核心主张。[2]与此同时，后修正主义者也试图在“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之间取得平衡，认为冷战的起源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2]例如，托马斯·G·帕特森在1973年的著作《苏美对抗》中指出，苏联的敌意与美国试图主导战后世界的努力，对冷战的爆发负有同等责任。[2]
这种研究取向的奠基之作是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于1972年出版的《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被誉为冷战研究中新思潮的开端，它试图综合不同学派的解释。[1]加迪斯主张，“冷战的爆发不能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责任”。[2]不过，他特别强调，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受到国内政治复杂局势的制约。[2]此外，加迪斯批评了一些修正主义学者，尤其是威廉斯，认为他们未能正确理解苏联政策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1]1983年，加迪斯对后修正主义研究的总结[13]成为此后冷战研究的重要指导框架。[14]几乎在这一框架提出后不久，梅尔文·保罗·莱弗勒就对加迪斯的观点发起了挑战。[15]他指出，引发美国采取塑造符合自身安全观念的国际体系行动的，并非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本身，而是美国对社会经济动荡、革命民族主义、英国衰弱以及欧亚大陆权力真空的担忧。[16]这一观点引来了加迪斯及其追随者[17]的“强烈反驳”[18]，但莱弗勒认为他们的反对既不准确也缺乏依据。[19]然而，从总体上看，莱弗勒仍被视为属于后修正主义阵营。[20][21]
在“后修正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更注重分析细微差别，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谁引发了冲突”，而是试图深入理解美国与苏联各自的行动逻辑与思维方式。[9]按照这种观点，冷战并非任何一方单独的责任，而是两大世界强国之间长期相互猜疑所导致的必然紧张局势的结果。例如，欧内斯特·理查德·梅在1984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注定要成为对手……或许自1945年以后，他们的关系就不可能发展成除敌意与冲突之外的任何形式……传统、信念体系、地缘关系与现实便利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敌对，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在两国之中加以遏制。[22]
在这种“后修正主义”视角下，又产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它关注冷战时期各方如何看待不同事件，以及双方在未能就战时同盟关系和战后争端达成共识时，究竟存在多少误判与误解。[3]
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开放之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开始主张，苏联应对冷战的爆发承担更多责任。加迪斯认为，斯大林比他的西方对手更有能力作出妥协，因为他在本国政权中掌握着远比杜鲁门更广泛的权力；而杜鲁门在国内常常受到强烈的政治反对势力掣肘。加迪斯在思考——战时同盟是否注定会在数月内瓦解，从而引发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在他1997年的著作《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中写道：
地理、人口与传统确实对这一结果有所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形成因果链条的，是人在特定环境下出人意料的反应；而要让这一链条彻底锁定，则是因为（斯大林）依照他那专制、多疑、且自恋的性格倾向作出了可预见的回应。[23]
据莱弗勒指出，《我们现在知道了》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加迪斯在书中“放弃了后修正主义的立场，重新回到了更为传统的冷战诠释”。[24]如今，加迪斯被普遍视为比“后修正主义者”更接近“正统派”的历史学家。[20][25]修正主义学者布鲁斯·卡明斯在1990年代曾与加迪斯展开一场广为人知的辩论。卡明斯批评后修正主义整体上，以及加迪斯本人，过于道德化，缺乏历史上的严谨性。他呼吁后修正主义学者在研究中引入更具现代性的地缘政治分析方法，例如世界体系理论。[26]
其他后修正主义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德国问题”的解决上，认为它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格局中具有关键意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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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苏联及世界各地冷战时期档案的陆续解密，冷战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从“责任归属”与“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转向将冷战置于整个20世纪的长时段视野之中，结合文化、技术与意识形态等议题加以考察。[28][29]历史学家们也开始从更多元的国际视角（非美、非苏）来理解冷战，尤其强调“第三世界”在冷战后半期中的重要作用。[29]正如《剑桥冷战史》（2010）的共同主编文安立所写：
我们的撰稿者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冷战史可以被写成一部“定论式”的历史（甚至也不认为它应该如此）。然而，这种多样化的研究取向更需要严密的语境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将冷战置于20世纪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揭示冷战的各种冲突如何与社会、经济与思想史中的更大趋势相互关联，并与其中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发展构成一个整体。[29]
与21世纪史学研究中更广泛的“情感转向”相呼应，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从情感与心理层面考察冷战的展开。[30][31]他们尝试为那些通常从理性角度分析的政治决策和发展寻找情感上的解释，并分析世界领导人之间的人际动态。弗兰克·科斯蒂廖拉是历史分析中情感作用的积极倡导者。[32]例如，他认为，美苏战时同盟的破裂以及冷战初期的敌对局面，部分源于美国外交政策关键人物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情绪的高度紧张，以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为代表。在科斯蒂利廖拉看来，正是二战结束时关键外交官的“态度与言辞”为美苏未来关系奠定了基调。[33]
与研究重点从责任归属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趋势一致，美国历史学家也开始探索国内政治发展与冷战初期爆发之间的交叉关系。一个典型例子是托马斯·博斯特尔曼2003年的著作《冷战与肤色界限》，他既将1945年后的美国种族歧视视为国内问题，也视为国际问题：美国在对抗苏联时最亲密的盟友是殖民强权，而这些盟友的利益需要在多元种族、反共的联盟中与新兴“第三世界”的利益相协调。在国内，种族改革同时也是维护国家共识、支撑冷战努力所必不可少的。[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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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体研究重心已逐渐远离正统派与修正主义派之争，21世纪仍出现了一些新的修正主义著作。例如，诺曼·奈马克2019年的《斯大林与欧洲命运：战后主权的斗争》。[36]另一部作品《斯大林的战争：从世界大战到冷战，1939–1953》（2006）由杰弗里·罗伯茨撰写，则主张斯大林实际上试图避免冷战的爆发。[37]
间谍活动
自1990年代以来，新的回忆录与档案资料的开放推动了冷战间谍与情报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冷战的起源、进程及结果，如何受到美国、苏联以及其他关键国家情报活动的影响。[38][39]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如今已公开的秘密情报，是如何塑造出对对手复杂认知的。[40]
另见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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