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刘军宁（1961年11月11日—），安徽舒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者。^[1]

Liu Junning

生平

1978年于舒城中学高中部毕业^[2]，于1993年获得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3]。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2年，因被举报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思想，被该所开除^[3]。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国大陆具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自由派，比如王怡、陈永苗等。

刘军宁是2009年中共点名批判的三位“自由派”之一，另两人是国家一级编剧沙叶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3]，原因在于他们参与签署《零八宪章》。

著作

《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自由主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引人注意的话题。自由主义的登场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中国思想 发展的最大的分水岭,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学人的思想探索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也引来了一系列的质疑与诘难。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自由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提并论,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时过境迁的学术研究对象,它既不时髦,也不前卫,更不代表当今西方的学术前沿。这种主张没有看到 一个更深层的现象: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在“文革”期间听到过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 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

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一个人可以信仰任何一种主义,但是首先必须造就或认同 一个允许各种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只有落实到社会实践 中的自由主义才能提供这种土壤。所以,一切诘难自由主义的 人士请不要忘记自己与自由主义者同样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拥护 或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只要人们还需要自 由,只要自由主义制度平台还有理由继续存在,自由主义就不 会过时。再说,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T字舞台上的学术时装。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社会 有种种弊端,既然自由主义在其西方的大本营都已受到了万般 的抨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伸张自由主义?

的确,当今,西方的社会充斥着种种的危机和社会问题,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正在东南亚经历着严重的危机。然而,自由主义的功能不是要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如果自由主义不能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的话,那么,哪一种主义能够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呢?没有。哪一种主义都 做不到。只要是由凡人构成的社会就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别不是在于自由主义能造就一个 完全没有危机的社会,而是危机程度大小的差别。像“文革”式的“十年浩劫”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东南亚 的危机表明,如果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能彻底地贯彻到一个社会 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类似的经济危机以及相应的政治危机 就不能避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多余的,中国过去 几千年都是在没有自由主义的状态下度过的。不错,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资源,而且往往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过去的努力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中土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如中国人爱喝茶,西方人爱喝咖啡。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 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 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入监狱?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场。在西方,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中国,当市场经济成为必然的选择时,自由主义也就早晚要成为中国的一位“不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已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4]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构成了当代世界上三大主流意识形态。

如本书所要说明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守旧的心态,而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保守主义对世界和人类事务有系统的看法和主张,正是这种系统的看法和主张把保守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由于有太多的嫌疑,意识形态这个说法越来越不受欢迎,贬义的用法越来越多。

所以,有许多人为了否定保守主义的正当性而指责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厌恶通常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塑造乌托邦,因为以一些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近现代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在追求乌托邦的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这种运动所描绘的乌托邦幻灭之后,人们也试图把意识形态与激进主义一道送入历史的垃圾箱。因此,有人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使命都是致力于提供一个被过分美化了的乌托邦。还有一个导致保守主义者拒绝承认保守主义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倾向于用抽象的理念代替活生生的现实,力图用脑子里幻想出来的一揽子方案来解决一切真实的和虚构的社会问题。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矛头针对的正是上述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针对任何乌托邦的冲动,是与任何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

二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伪科学。自高举科学与理性旗帜的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科学来衡量人世间的万物,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指责意识形态是伪科学,其实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谬误。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是科学,不是伪科学,而是说意识形态与科学无关,科学没有理由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尺度。就像指责某种意识形态为伪科学的做法毫无道理一样,把某种意识形态打扮成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做法也是张冠李戴。科学不是万能的,因而没有理由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在涉及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科学的意识形态与伪科学的意识形态之分。衡量一种意识形态优越与否,不是看其中科学的含量,而是看它是否合乎人性,合乎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现实和传统,看它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科学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使命不是要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

所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暗含这种意识形态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或是反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科学就是科学,两者不相干。既然主义与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也就不存在用“科学”的态度和尺度来对待和衡量“主义”的问题。主义之间的比较不能用“科学”作为比较的尺度,指陈一种主义比另一种主义更“科学”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主义是信念、价值取向,及对价值取向的合理性论证。主义与科学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要解决的是价值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不应作随意的比附,不能说某种意识形态是科学的,甚至不能把意识形态当作科学来研究,除非是要考察某个意识形态中的某个史实。任何主义都不是科学,也谈不上把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 ^[5]

著有《民主教程》等。编有《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