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中的绥靖

二二八事件中的绥靖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自中国大陆增援的国民革命军，针对各县市展开的扫荡镇压。1947年2月27日，因台湾省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查缉私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引起次日（28日）的陈情抗议伤亡。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此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1][注 1]}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较具规模^[4][5][6]，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于3月2日请求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7]，蒋中正虽训令陈仪及军队不得报复^[8]，且派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宣导“禁止军警滥杀无辜”（他甫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外都不究责）^[7]。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导致伤亡惨重，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9][注 2]}。3月8日起，增援军队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实施清乡。

援兵抵达

基隆和平岛，原名“社寮岛”，据传在二二八事件在军队的武力扫荡下，海面上遍满浮尸，令人害怕，为祈求和平、杀戮不再，社寮岛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更名为“和平岛”。^[11][12][13]
但当地文史工作者潘江卫表示，“和平”一名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即已存在。^[14]

3月8日中午12时，张慕陶向处理委员会成员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并表示政府不会调派军队^[15]:105-116；而只要民众不要求解除武装^[15]:105-116，亦不会采取军事行动^{[16]:264-269[2]:145-158[17]:233-239[18]:366-373}。。而同一天部队登陆风声在基隆传开，民军开始攻击市政府、警察局与其他公家机关；试图占领车站甚至炸毁码头，阻止镇压部队登陆。结果先后被驻扎军警击退。下午二时民军试图占领炮台与司令部，反遭击毙9人而溃败，要塞士兵则三人受伤。^{[19][20][注 3]}

3月8日早晨前往台湾调查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与宪兵第21团第一营、宪兵第4团第三营等先头部队抵达基隆外海；到了晚上十点才靠岸登陆。^{[19][22]（pp. 357-358）[17]（pp. 233-239）[23]（pp. 472-480）}要塞司令史宏熹因此于十一点下令向市区推进。并于9日零时宣布恢复戒严。^{[19][20][16]（pp. 66-68）[23]（pp. 438-458、467-472）}据杨报告，登陆后自己与宪兵部队5个连（宪兵第21团一营5连受要塞司令节制）连夜赶往台北，途中在七堵遭到民军袭击，两人受伤。^{[24]（pp. 126）[22]（pp. 358）[16]（pp. 66-68）}

隔天3月9日，刘雨卿领导、约7,000名兵力的整编第21师陆续自基隆港登陆。此时港口与市区，皆已经被昨晚推进之驻扎部队控制，治安良好。^{[19][20][注 4]}而宪兵则向蒋中正密报要塞部队与警察也趁机报复，拘捕殴打民军成员，造成台湾人恐慌。^{[24]（pp. 46）[注 5]}另有3,000名兵力自高雄港登陆。^{[15]（pp. 105-116）[2]（pp. 163-176）[26]（pp. 26-30）}整21师留下两连供基隆绥靖区指挥后，主力向台北推进。一个连在警察协助下前往九份金光石地区扫荡，击毙民军数十名；另一连则受基隆市警察局长郭绍文节制。12日郭绍文指挥警察与辖下21师士兵，四处搜捕遁入民众内部的民军成员。^{[19][20][16]（pp. 273-275、282-290）[17]（pp. 233-239）[23]（pp. 375-376）}其中如瑞芳矿工林木杞等人，被警察抓来以铁丝捆绑并推入海中处决。^{[27][注 6]}而基隆港则出现不明浮尸。^{[注 7]}期间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在协调让米粮车辆通过检查哨时，遭到警方带走枪杀^{[15]（pp. 105-116）[16]（pp. 282-290）[17]（pp. 240-246）}。

晚上10时30分，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总攻击^{[16]:234-238、264-269}，在中山堂处理委员会处理各部门事务的二百多名青年学生遭军队杀害，开会者遭到逮捕或击毙^{[15]:105-116[16]:66-68[2]:163-176[17]:240-246[26]:26-30}。隔天凌晨，宪兵第21师第1营抵达台北市后^[23]:467-472，陈仪依《戒严法》宣布台北、基隆地区全面戒严^{[15]:105-116[16]:66-68[17]:240-246[26]:26-30[23]:472-480}；部队进驻圆山地区、警备总司令部、行政长官公署、台湾银行等地^[17]:233-239，并因士兵开火造成多人死伤^{[16]:66-68[2]:163-176[26]:26-30}。接受政府号召参与维护治安工作的一百多名不满二十岁的各学校中学生，被军队拘捕押到圆山仓库广场前集体射杀，此即圆山事件^{[15]:105-116[16]:231-234[2]:163-176[17]:240-246[30]:147-148}。部队之后依计划巩固基隆、台北、新竹地区^{[16]:66-68[26]:26-30}，在将台湾各地分成5个绥靖区后，南北两路部队分别向北和向南推进扫荡^{[16]:154-161[2]:163-176[23]:438-458}。

新竹地区展开绥靖工作时，在员树林、虎头山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16]:68-69。而由于陈仪曾许诺民众认为县市长不称职时，可由当地参议会推举人选、并呈报行政长官公署核准^[17]:202-222，台南市参议会和花莲县参议会在3月9日票选汤德章和张七郎为县市首长^{[2]:134-143[17]:240-246[23]:395-401、415-419}。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和其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16]:54-61、66-68[31]}，将成员列为黑名单^{[15]:120-126[16]:234-238、329-333[17]:223-232[23]:472-480}；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等民间报社^[23]:472-480；审查学校职员^{[15]:120-126[16]:66-68[23]:472-480}；查扣反动刊物^[16]:66-68；禁止集会游行，自此控制相关报导。行政长官公署还派遣军警人员，以叛乱罪逮捕或暗杀处理委员会各部门干部^[16]:66-68、国民大会代表、地方仕绅和社会菁英^{[16]:264-269[2]:176-186[17]:247-259[26]:30-32[23]:493-503}，仅有林献堂、陈逸松、刘明等少数人幸免^[16]:329-333。

北部地区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4月制作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

尽管前两天遭遇零星冲突，但3月10日大量部队进驻并巩固台北地区后^[16]:154-161，该区镇压行动未经任何反抗便结束^[16]:66-68。在军事当局未能有效防范、军纪不佳的情况下，警察、警备总司令部、宪兵队开始直接殴打、逮捕嫌疑人^{[15]:105-116[16]:234-238、264-269}，部分民众必须用金钱贿赂或特殊关说以逃脱定罪，也有不法军警借机勒索敲诈或掠夺私人财物^{[15]:120-126[16]:239-240、290-294}。在基隆要塞司令部司令史宏熹指挥下，所属部队与整编第21师438团第2营合作，自3月10日在基隆市区、八堵^{[15]:105-116[16]:269-273}、社寮岛、宜兰等地区展开绥靖工作^[16]:66-68。同日，整编第廿一师师长刘雨卿对省民广播，表示国军来台目的^[32]:423。由于金山乡保安团持续包围驻守军队，第21师也紧急派兵增援金包里（金山）驻军^[16]:66-68。3月10日早上，一辆载满士兵的军用卡车进入金山乡车站扫射路旁摊贩、路人、农民；杀害孕妇高环与其夫后洗劫其身上金饰等物品，复以军车拖埋于海滩；并以开会名义召走台北县参议员许海亮，从此失踪，是为金山事件^[33]。

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林茂生博士遭到国民政府捕杀。

3月10日，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在和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李瑞丰兄弟会面时，遭到宪兵逮捕而失去下落。3月11日，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在于住家遭宪兵队逮捕，并被张慕陶下令淋上汽油烧死^{[16]:80-86、264-269[2]:176-186[26]:30-32}。新闻媒体方面，包括作为《民报》创办人的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16]:80-86、担任《人民导报》首任社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及《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链和总经理阮朝日等人^[26]:30-32，分别遭到武装分子带走后失踪（上述人士警备司令部皆否认有逮捕）^{[2]:176-186[23]:493-503}。廖进平则在逃亡期间，在淡水遭举报而被宪兵逮捕而下落不明^[2]:176-186。

另外包括台湾信托董事长陈炘^{[16]:80-86[2]:176-186[26]:30-32}、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施江南^[2]:176-186、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16]:269-273、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新竹地方法院检查处检察官王育霖等人在也陆续失踪^{[16]:80-86、282-290[2]:176-186[26]:30-32}，另有林宗贤^[17]:247-259、郭国基等人遭到逮捕监禁，而蒋渭川则是差点遭逮捕杀害^[23]:493-503。3月12日，要塞司令部派兵至瑞芳、四脚亭、九份、金瓜石镇压^[23]:481-482，并搜查私立淡水中学校^[16]:66-68。3月13日，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在办公室遭人请去问话，之后遭到枪杀^{[16]:282-290[17]:247-259}。3月15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将基隆、苏澳划归基隆绥靖区，重新布署部队^[16]:66-68。3月24日，新竹地区更实施第二阶段绥靖工作，进行更严密的搜查武器、调查叛乱成员与户口清查^[16]:68-69。

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医师前往嘉义水上机场与国军和谈，却遭逮捕，被全身捆绑押赴嘉义火车站前枪毙示众，其年仅15岁的儿子潘英哲也遭国军杀害。

中部地区

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教授遇害时所穿的衬衫，由陈澄波妻子秘密收藏，衣服上可见弹痕与刺刀的痕迹，现正展示于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3月9日，首批增援军队进驻嘉义县刘厝庄并进行扫射，造成13人死亡。3月11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嘉义分会在推派代表前往嘉义机场会谈时，军队拘捕陈澄波等4名代表^{[15]:143-146[2]:176-186[17]:247-259[23]:486-487}。在整编第21师紧急空运部分军队前往嘉义机场后^{[15]:143-146[16]:154-161[17]:247-259}，驱逐包围机场的民兵并重新进驻嘉义市区^{[16]:154-161、273-275}。尔后军队开始捕杀主张和平谈判的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成员^[23]:486-487，先在3月18日于嘉义车站处死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16]:264-269，3月25日处死嘉义市参议会议员潘木枝、卢炳钦、柯麟、陈澄波等人^{[16]:80-86、154-161[2]:176-186[17]:247-259[26]:30-32}。

而在3月12日下午3时，第21师登陆镇压的消息传开后，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尽管武装兵力规模最大，但是考量军队进驻台中市市区后将造成民众伤亡，而决定撤往埔里镇^{[15]:132-143[2]:163-176[17]:247-259[23]:482-485}。其中二七部队计划牵制军队进入深山地区，以牵制部队并减少镇压伤亡^{[15]:132-143[17]:247-259}。3月13日下午，第21师先遣部队进驻台中地区^[23]:482-485，便在市区展开镇压^[16]:70-71。3月14日，第21师又空运800多名第146旅第436团官兵进驻中部地区^[16]:70-71。国民政府军队一方面逼近埔里附近的龟子头^[15]:132-143，但同日遭到二七部队的拦截^{[17]:247-259[23]:482-485}；另一方面进驻云嘉南地区展开绥靖工作，但在斗六镇街道上与陈篡地领导的游击队爆发城镇战^{[16]:70-71[23]:539-541}。因为兵力差距甚大，陈篡地决定转入嘉义县附近的小梅山展开游击战^{[16]:61-63[16]:70-71[23]:539-541}。

3月15日，政府军队计划从集集镇行经日月潭进入埔里镇^[15]:132-143，双方在日月潭激战而互有伤亡^[17]:247-259。3月16日，二七部队和国民政府部队双方在埔里地区爆发乌牛栏之役。二七部队警备队队长黄金岛率领数十名学生驻守在乌牛栏吊桥附近，凭借着地利之便重创不熟悉地形的政府军队。政府军队也与陈篡地的游击队有多次激战，尽管后者遭遇重大损失^[23]:539-541，但因小梅、樟湖的山区地形复杂，使得政府军队无法彻底消灭游击部队^[16]:70-71。3月17日，面对政府军队分两路逼近，且自身弹药不足与士气浮动，二七部队决定各自解散^[17]:247-259。之后二七部队队员分别南下加入陈篡地的游击队^[15]:132-143，或是返家避难^[17]:247-259。获悉二七部队解散后，第21师于当天进驻埔里镇^{[16]:70-71[17]:247-259[23]:482-485}。

其他地区

3月13日，汤德章律师遭到国军刑求后枪决，几天之后高等法院宣判无罪。

3月8日，军队自高雄县凤山镇攻入屏东县后，当地民军纷纷解散^[17]:233-239。之后军队的肃清活动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屏东分会召集人叶秋木逮捕，并在3月12日游街示众后枪毙^{[17]:233-239[26]:30-32[23]:489-490}。3月10日，高雄县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劝阻抗争游行时，反遭部队逮捕^[16]:80-86，并与另一名遭拘留的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学生余德仁处死。3月11日，第21师宪警人员对台南地区扫荡，逮捕过去负责维持台南市治安的候补省参议员汤德章律师^[23]:487-489，在酷刑逼供后，于隔天游街后在民生绿园枪决^{[15]:59-61[17]:247-259[26]:30-32}，尔后法院判处无罪。其他还有新营镇镇长沈琼南遭军队酷刑而严重伤残，《兴台日报》创办人沈瑞庆则因报导各地情况而关押至军事监狱中。

3月17日，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宜兰分会会长的宜兰病院院长郭章垣遭到军方逮捕^[16]:282-290，隔天枪决并掩埋至头城庆元宫前^{[2]:176-186[17]:247-259[26]:30-32[23]:481-482}。3月18日，第21师独立团与第2营分别自凤山和宜兰进驻东部地区执行绥靖工作，两队于台东县会合^{[16]:72-73[23]:542-544}。3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向各县市要求全面清查户口、搜索民间武器、搜捕可疑嫌犯^{[16]:66-68、275-282[2]:186-192[26]:32-35}；同时下令整编第21师拟定绥靖计划，将5个绥靖区域扩大为7个^[16]:66-68，分别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东部、马公等区^[23]:534-536。绥靖区由该区最高军事主管担任司令^[23]:534-536，全面管制地区交通和通讯^{[16]:66-68[16]:275-282}。在东部镇压过程中，军队于4月4日晚上逮捕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张七郎^[16]:80-86，之后和其儿子张果仁、张宗仁在凤林公墓处死^{[2]:163-186[17]:247-259[26]:30-32[23]:490-492}。

尽管事件爆发前，澎湖县居民便与外省籍官兵关系紧张。但由于岛屿粮食欠缺，且在澎湖岛要塞司令部驻军加强防备、及地方要员协调下，该地区仅有数起骚乱^{[16]:72-73[23]:422-424}。在台湾本岛展开大规模绥靖工作后，澎湖县划为马公绥靖区，由澎湖岛要塞司令部司令史文桂主持^[16]:72-73。绥靖工作期间，澎湖县地方军警主要防范要犯潜逃各个岛屿，亦加强监控、搜捕嫌疑分子，但也发生警察局局长趁机报复而逮捕民众^{[16]:72-73[17]:247-259}。4月1日，21师独立团进驻花莲县，在此成立东部绥靖区司令部^[23]:542-544，之后司令部拟定绥靖计划并划定分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