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指1966年11月10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1000名成员北上赴京告状，导致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废除的事件。文革自此开始从学校向工厂蔓延。

背景

1966年10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大部分党内干部完全无法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他们检讨自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私下里却大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1]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2]。10月16日，陈伯达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要求批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文革前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3]。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定把文革从学校烧向工业部门。^[4]而此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陶铸，周恩来都明确反对这样做；^[5][6]而各地市委也正焦急地阻止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向工厂扩散。

9月7日，上海市委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单位禁止红卫兵到工厂串联。但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这种努力效果甚微。1966年11月6日，北京工人造反派“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成立。三天之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简称“工总司”）成立，开始对抗上海市委。安亭事件正是这种对抗的高潮。

经过

点火

1966年11月6日，在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来自17个工厂的30余人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在成立会议上，与会者诉说着自己在文革前和文革发动初期，被当地党组织和工作组迫害的遭遇，决心反对上海市委。之后，他们推举了王洪文作为造反派领袖，并抢夺制作红袖章所需要的红布，和党组织在四清运动中搜罗来的政治评价材料（文革中称作“抢黑材料”，在各地均有发生）。11月7日清晨，完成“革命行动”的工人们通过了工总司的第一个文件《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痛骂上海市委“派出大量‘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于11月9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不过，他们对市委仍有认同，他们决定要求市委参加成立大会，条件是：

1.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2.曹荻秋（时任上海市长）必须参加9日下午的大会,接受批判。

3.提供宣传和交通工具。

但是，上海市委的反应非常冷淡。曹荻秋向当时协助周恩来主管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铸请示，得到“不得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工人组织”的回答，并说明这是中央意见。曹荻秋于是决定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认为“工人有工会组织，为什么还要成立什么造反组织？”

在上海市委缺席的情况下，工总司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座无虚席，但真正开会时，“实际发言半个小时都没有，各派就开始辩论”。在开会过程中，工总司多次勒令曹荻秋与会，但曹荻秋始终不露面。这激怒了工人造反派。大会结束后，王洪文等人带领几千人游行到市委大楼，众人在雨中等了3个多小时，等到凌晨两点，只等到了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琪。他只是劝说与会者“你们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正当一片混乱之际，一个喇叭反复广播说：“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来接见你们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注 1]}这给了走投无路的造反派一个启示：他们决定去拦截上海站的火车，前往北京上访。

高潮

他们打碎了窗口玻璃,撞坏了检票口的大门,无理冲进车站。他们一进站,强行登车,纷纷从窗口爬进列车。他们见到停在北区的满载革命师生的一列长大列车——626次将要出发,几百人就站立轨道,并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旗插在火车头上,不让开车。当时车上有几千革命师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样车上车下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整个上海站内外就此大为拥挤和混乱。

——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上海铁路“二七战斗队”1966年11月14日晚上9点

11月10日凌晨2点多，近万名造反队员跑步而来,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他们找到北站的一个负责干部,要车站增发去北京的列车,限10日早晨4点半前答复。同时，众人挤上已经满载，准备发往北京的626次列车，王洪文见这辆车已经满载，便率领一千多人上了发往郑州的756次列车。上海市委立马报告中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决定“尽量劝说工人，实在劝说不了，不影响正常发车”。11月10日早上5日，开往北京的626次列车被放行。上午七点，756（临时改为602）次列车被放行。

此时，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突然接到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王效斌的紧急电话，说刚刚和周恩来总理通报了此事，周恩来坚决不能允许这么多工人北上，要求马上把列车停在附近的车站。此时列车下一站是安亭站^{[注 2]}，上海铁路局立马下令将602次列车停在安亭。626次列车也在南京车站紧急停靠，造反派被分成南京，上海和安亭三节。

11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由陶铸撰写，毛泽东画了圈。上海市委立即要求上海站和安亭站马上播报这篇社论，并让干部给造反派送去面包，棉大衣，棉被，劝说他们回沪。但铁了心北上的造反派们不愿走回头路，他们决定拦截其他火车。最先拦下来的是是一辆小货车，司机假装同意造反派的要求，让他们从铁道上离开，但司机之后却直接开走，一去不返；接下来，648次列车被拦截。这辆车被阻滞了两个多小时，只得往车厢在塞十几个人，放行列车。11月10日12时2分，造反派又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这辆车在铁道上停了整整21个小时，加上在另外一个火车站昆山被拦的时间^{[注 3]}，安亭事件造成全京沪铁路全线停车31小时34分。

处理

上海市委得到安亭事件的消息，立即上报中央。周恩来立马主持常委会讨论。会上的口径基本与上海市委一致：不承认工人组织，不赞同拦截火车。会后，中央给时任华东局分管工交工作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打电报要求落实，同时派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处理事态。

韩哲一随后与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代表上海市委，与造反派开始了艰难的谈判。韩哲一同意造反派可派部分代表到北京去，但前提是必须保证铁路运输畅通，造反派只好让步。但当造反派等待去北京时，陈伯达打来电报，反对造反派拦截火车，要求他们立即回到上海。与此同时，张春桥也在11月深夜乘专机抵沪，痛斥造反派，要求“有什么事，到上海再说”，王洪文等造反派领袖决定动员工人们回沪。工人们坚决不肯。

12日上午，张春桥决定自己亲自对工人们讲话。工人们迫不及待地控诉上海市委，从上午8点一直控诉到下午3点。张春桥的态度开始转变。他表示，“听了大家的控诉很有触动，原来对一些情况不很了解。你们的行动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看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他并没有在具体的要求上做出回复，而是先让工人们回到上海。造反派见再这样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回沪。整个谈判时间长达13个小时。

造反派回到上海后继续集会，要求张春桥解决上海问题，要13日下午谈判。13日中午，为应对谈判，上海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能保证之后不会报复造反派，但不能承认“工总司”和拦截铁路的“革命行动”。张春桥与会，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令人惊讶的是，11月13日下午，在张春桥与造反派的谈判过程中，面对控诉“镇压工人运动”“打击造反派”的工人们，张春桥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背叛”市委，同意了造反派的几乎所有要求。

(1)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

(2)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同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3)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上海市委，1966年11月12日下午

(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诉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先派少数代表)^{[注 4]}

(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6年11月13日

毛泽东直接干涉

上海市委得知张春桥同意造反派要求，大受震撼。陈丕显打电话给陈伯达，质问张春桥“身为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陈伯达感到非常为难，决定去找江青，江青态度鲜明，认为“上海市委就是要整”，决定上报毛泽东。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毛泽东念了一段关于公民结社权利和集会自由的条文,说:“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毛泽东接着讲认识论,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注 5]}常委们自然不会有任何不同意见，安亭事件就此尘埃落定。^{[注 6]}

影响

工人造反派的崛起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时的讲话，载《王力反思录》，P693-696

主词条：全国工交座谈会

安亭事件打破了中共一直以来“不允许自由结社，不允许文革蔓延向工厂”的底线。在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大部分官员积极地反对成立工人组织，认为如果成立“不是打架就是停产”^[7]。但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强力推行把文革烧向工厂。自此，工人造反派开始取代学生造反派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在之后的“一月风暴”夺权中成为主力。^[8]

保守派组织的产生和联合

铁路被强行拦截30多个小时导致了许多认同党的领导，渴望秩序的群众的愤怒。日后成为保守派骨干的王玉饕回忆到：“造反派拦截火车,铁路运输停了三十多个小时,一百多辆列车停在铁轨上,这还叫革命吗?”他们在市委的默许和暗中引导下，建立了与造反派对抗的保守派组织“二·七战斗队”（后与其他保守派组织合并为工人赤卫队）。^[9]

保守派的绝对人数相比造反派为多，但许多参加保守派者为“随大流”，并不都具备强烈的政治观点。接下来，他们开始与造反派进行大规模的斗争，引发了《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中共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10][11]

由于康平路事件的影响，保守派在1967年1月初被强行解散。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先后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离奇死亡。至此，上海工人造反派一统上海文革，也因此上海在1967-1968年的全国性内战中损失很小，成为全国文革的榜样。^[12]

怀疑

• 黄金海：“如果确如官史所说^{[注 7]}，那么，14次列车上的列车长、乘务员、驾驶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为什么没一个人站出来证实呢？要知道，这正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材料呀！为什么在几十年的高压审查之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证明当时的拦截情况？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卧轨”的数百人中，竟也没一个人肯出来讲一讲他们当初是怎样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么采取卧轨行动的？”^[13]

注释

1. 事后证明根本没有这样的电话，是一个工人编造出来的。
2. 安亭站：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距上海市中心西北约30公里。
3. 昆山被拦与上海造反派无关，但大部分资料计算时间时会把这段时间算上。
4. 括号中话为张春桥加上。
5. 王力反思录P655，原文是“先有事实后又政策”，不过毛泽东传第七十五章中记作“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因此做了修改。
6. 这一部分的所有内容均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第七章，第八章。
7. 指工总司拦截14次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