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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诺尔·帕拉
智利诗人(1914—201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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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诺尔·塞贡多·帕拉·桑多瓦尔(西班牙语:Nicanor Segundo Parra Sandoval;1914年9月5日—2018年1月23日)是智利物理学家、诗人。出生于教师家庭,曾在智利大学、布朗大学及牛津大学就读,后在智利大学教授物理学,同时创作诗歌。在文学领域,帕拉是反诗歌运动的倡导者,其诗歌创作具有颠覆传统性和游戏性,代表作为诗集《诗歌与反诗歌》,并凭借其反诗歌作品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塞万提斯奖等奖项。其家族则在智利音乐界具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智利音乐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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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1914年9月5日,尼卡诺尔·帕拉出生于智利纽布莱省山区的圣法比安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八个兄弟姊妹中的长子[1]。他的父亲尼卡诺尔·帕拉·阿拉尔孔(Nicanor Parra Alarcón)是一位小学教师兼音乐家。他们在圣法比安的房子也是镇上的学校。母亲罗莎·克拉拉·桑多瓦尔·纳瓦雷特(Rosa Clara Sandoval Navarrete)则是一位农民出身的织布工兼裁缝,热爱演唱民间音乐[2]。然而,因为他父亲放荡不羁、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家庭持续的经济困境,加上后来在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将军独裁统治期间失业的影响,年少的尼卡诺尔的童年在频繁的搬家中度过,他的父亲为此经常更换工作,而尼卡诺尔·帕拉本人也曾被迫辍学打工以补贴家计[3]。他们一家起初搬到了劳塔罗,并于1919年从那里搬到了首都圣地亚哥,在那里,他们寄宿在堂叔父拉蒙·帕拉(Ramón Parra)的家中。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劳塔罗,甚至一度搬到了奇洛埃岛的安库尔德。1927年,十二岁帕拉与全家又从劳塔罗搬到了奇廉的比利亚阿莱格雷街区,并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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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迁居奇廉当年,帕拉进入奇廉男子高中,并在那里完成了人文学科的五年级学习,而他也是诸兄弟中唯一在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人[4],大概在此期间,在老师的鼓励下,帕拉也开始创作他的第一批诗歌,其风格具有感伤而华丽的巴洛克风格,这些诗歌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时兴的文学风格影响[2][5]:CXXXIII-CXLI。
1932年,帕拉离家前往首都圣地亚哥求学,试图进入卡拉比内罗斯学院就读,却因为经济拮据作罢,后来,在贡萨洛·拉托雷·萨拉曼卡(Gonzalo Latorre Salamanca)的斡旋下[5]:CXXXIII-CXLI,贫困学生联盟决定授予他奖学金,让他得以在寄宿学校巴罗斯-阿拉纳学院就读高中最后一学年[4]。在学院内,除了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帕拉还结识了荷黑·米利亚斯、路易斯·奥亚松和卡洛斯·佩德拉萨,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文艺领域有着极强的契合度。据帕拉自述,正是在这所寄宿学校,他开始萌生了创作一种充满笑话和恶作剧的文学作品的想法,这也为他日后投身反诗歌运动奠定了基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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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执教生涯

1933年,帕拉考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主修数学和物理教育学。起初,他也曾学习工程学、法学和英语,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些学业。为了支撑学费及生活开销,他也住在母校巴罗斯-阿拉纳学院,与友人米利亚斯和佩德拉萨一起担任督学[4][5]:CXXXIII-CXLI。1935年,他们三人创办了《新》(Nueva)杂志,分发给寄宿学校的管理层、老师和学生,帕拉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名为《路上的猫》(Gato en el camino)的短篇小说[4],这是一篇不敬的自由诗,帕拉也因此遭到了学院长的斥责[7]:29-35。同年,《新智利诗歌选集》出版,帕拉透过这本选集认识了时兴的智利诗人,随后,他开始从这些当代西班牙语作家的作品、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和达达主义等其他欧洲先锋派运动作品的西文译本中汲取养分[8]。
1937年,帕拉以数学学士的身份从智利大学毕业,在母校奇廉男子高中教授数学及物理学[2]。同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无题诗歌集》,之后也凭借此诗集在奇廉市的春节庆典上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并第一次见到了巴勃罗·聂鲁达。当时,聂鲁达正在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的总统竞选活动进行政治巡回演讲[5]:CXXXIII-CXLI。隔年,这部诗集又获得了圣地亚哥市政府颁发的市政诗奖。而他也因此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誉为“智利未来的诗人”[4]。1939年1月,奇廉发生灾难性地震,帕拉不得不返回圣地亚哥,在巴罗斯-阿拉纳学院继续教授物理,并在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数学[9]。同年,他的诗歌入选智利大学出版的《八位智利新诗人》集,之后又被收录于《三位智利诗人》集中[10]。
1943年,帕拉获得了国际教育协会的奖学金,前往美国布朗大学攻读机械学硕士学位[2],1946年毕业后,他回到智利大学教授力学,并于1948年一度出任大学工程学院的临时院长[11]。1949年,英国文化协会向他提供了奖学金,帕拉得以赴英留学,在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师从爱德华·亚瑟·米尔恩学习宇宙学[12],在此期间,帕拉有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T.S.艾略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也因为很少出席讲座并宣称自己是“不正经的学生”而差点失去奖学金,但在米尔恩为他辩护后,英国文化协会把他的奖学金续签至1951年[13]。在英国,他还与瑞典人英加·帕尔门(Inga Palmen)结婚,并将妻子带回了智利[14]。回国当年,他与诗人恩里克·林、艺术家亚历山大·尤杜洛斯基合作举办了一个名为“胡兀鹫”(Quebrantahuesos)的展览,这是一场用剪报制作的珂拉琪诗歌展[15]。1954年,帕拉的第二部诗集《诗歌与反诗歌》对外出版,这部作品在拉丁美洲引起了强烈反响[2]。
中年
在《诗歌与反诗歌》问世后,帕拉也受到了拉丁美洲及世界其他国家文坛的关注,他也因此多次出国旅行,受邀前往美国、秘鲁、巴拿马、墨西哥等国进行学术讲座,并参加研讨会和其他文学活动。1958年,他开始了漫长的欧亚之旅,曾到访苏联、意大利和西班牙[16]。隔年,他受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并因此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短暂停留,当时,他结识了时任瑞典学院秘书长的作家阿图尔·伦德奎斯特,并在伦德维斯特家中结识了作家松·阿克塞尔松,两人随后发展出一段短暂而激烈的恋情,之后,阿克塞尔松更追随帕拉来到智利[17]。
1960年,帕拉在康塞普西翁大学组织的首届美洲作家会议上结识了“垮掉的一代”作家艾伦·金斯堡和劳伦斯·弗林盖蒂。其中,弗林盖蒂早已透过评论家荷黑·艾略特(Jorge Elliott)的译作了解了帕拉的作品[18]。后来,对《诗歌与反诗歌》饶有兴趣的弗林盖蒂更与多位翻译家共同翻译了这部诗集,并透过自家的城市之光书店出版[19]。《诗歌与反诗歌》的成功也激发了帕拉的创作热情,他开始频繁地创作自己的诗集,其中便包括《沙龙的诗》、《俄罗斯歌集》、《大部头》等作品,1969年,他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2][20]:204。

1970年4月15日,帕拉与弗朗西斯·蓬热、耶胡达·阿米亥、荷黑·卡雷拉·安德拉德等多位左派诗人一起赴美参加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的国际诗歌节时,遭遇了一场长期困扰他的误会。在旅途中,他参访了白宫,并与时任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合影,这也导致他与古巴以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关系破裂[21]。尽管帕拉辩称与美国第一夫人的会面是偶然的,但古巴的美洲之家仍然对他非常不满,并将他逐出了美洲之家文学奖评审团,与此同时,在智利国内,《号角报》、《时代报》等左派报纸也对于他大加挞伐,而《水星日报》等右派媒体则力挺帕拉,亦为他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平台,帕拉同时也声明脱离一切,并表示自己既非右派也非左派[22]。
1973年智利政变后,军人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帕拉也再度进入智利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学院人文研究系任教。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该系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并持续到军政府于1990年代下台[23]。他也再次与恩里克·林合作,其中,帕拉将自己的物理知识与人文学科结合,以教授学生文学[13]。同时他也借由诗歌集《埃尔基基督的新布道与说教》、《圣诞节歌谣》等,从非意识形态、风险更低的角度多次批判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7]:11-17。与此同时,帕拉还接受了恩里克·林之侄克里斯蒂安·瓦恩肯的邀请,多次为瓦恩肯主办的诗歌报纸《东北》撰写一系列专栏文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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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及逝世
1990年代初,智利民主转型后,尼卡诺尔·帕拉的名字及作品再次受到认可。1991年,帕拉辞去教职,此后便专心于文艺创作[25],1994年9月,主管文化事业的智利教育部为80岁的帕拉和当年年满七十岁的作家何塞·多诺索举办了纪念活动,两人也都出席了[26]。后来,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学还聘请他担任创意写作专案主任,这是一个相当象征意义的职位,并以他的名字建造了一座大型图书馆[27]。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帕拉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人选,第一次受到了纽约大学的赞助。美国的西语文学专家玛莲娜·戈特利布(Marlene Gottlieb)协调组建了一个“帕拉委员会”,最终促成了纽约塞万提斯学院向瑞典文学院提交一份由360位美国文学教授签名的帕拉作品集。1997年,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于1997年提名了帕拉作为文学奖得主人选。三年后的2000年,致力于推广帕拉作品的组织“马奇通-2000”(Machitún-2000)宣布提名帕拉为诺奖得主人选,并得到了智利大学、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巴伦西亚大学的支持,但帕拉最终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28]。翌年,帕拉获得了西班牙索菲亚王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29]。2011年12月,帕拉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界的最高奖项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奖,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出席颁奖典礼,而是由他的孙子乌加特赴西班牙代为出席[25][30]。

晚年的帕拉亦积极投身社会事务,2010年9月,一些马普切人被智利法院指控盗窃木材和参与恐怖主义,并因此遭判刑入狱,但智利当局也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而这些马普切人也为此进行绝食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停止侵犯人权,并撤出驻扎于马普切社区的军警。帕拉也参与了这场绝食抗议,以表达对该国原住民权益的支持[31][32]。
自获得塞万提斯奖后,尼卡诺尔·帕拉便鲜少公开活动,2014年百岁寿辰时,时任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还曾前往他位在太平洋沿岸小镇拉斯克鲁塞斯的家庆祝。之后,帕拉又从拉斯克鲁塞斯搬到了圣地亚哥[33]。2018年1月23日,帕拉在智利圣地亚哥市郊拉雷纳的住家中逝世,享年103岁[34],同日,智利政府为此颁布为期两天的全国哀悼日[35],1月25日在圣地亚哥大教堂举行葬礼,不少民众自发前往教堂悼念,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当选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亦表示哀悼,并出席了他的葬礼,之后他的灵柩被运回瓦尔帕莱索的拉斯克鲁塞斯下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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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20世纪初期的智利诗坛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鲁本·达里欧、何塞·亚松森·西尔瓦、卢贡内斯等诗人主张诗歌应该摆脱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的束缚,其作品以形式精美、形象丰富、情调忧伤而见长,但也因为过度强调形式而缺乏感情[37]:177。帕拉早年的诗歌作品便具有上述特征[4]。但在比森特·维多夫罗的倡导下,先锋派诗歌也开始在智利兴起,但维多夫罗的“创造主义”(Creacionismo)却也具有脱离现实,过度追求抽象的创造特点,因此也缺乏卓越的作品,其逝世后,先锋派一度在智利式微,而巴勃罗·聂鲁达便开始引领智利诗坛[38]:137[39]:59-62。帕拉日后提出的反诗歌理念也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维多夫罗的影响,另外,其在英、美留学期间对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威廉·布莱克和卡夫卡等人作品的研读,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解以及自身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也对反诗歌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38]:137-138。

1954年,尼卡诺尔·帕拉的第二部诗集《诗歌与反诗歌》出版,他亦借此正式提出了自己“反诗歌”的理念[2],这种理念主张作品打破既有诗歌修辞的束缚,倡导与口语、民歌相近的格律及语言表达,以反讽的风格、漫画的夸张表现自己理解的人、事、物,不使用想象或抒情的文字,反对宣扬任何宗教或主义,亦认为生活荒诞而无意义[40],反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维多夫罗的滑稽幽默、反科学,同时也避免了聂鲁达冗长、形容词化的写作方式,颠覆了现实却又较维多夫罗更加贴近现实世界[38]:137-139,这些反诗歌多以碎片化的话语拼凑而成,看似毫无逻辑,但在诗歌中又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具有马塞尔·杜尚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特点[41],《诗歌与反诗歌》出版后亦在西语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帕拉开始执著于为反诗歌而创作自己的诗歌[20]:204-207,并创作了《悠长的奎卡》、《沙龙的诗》、《宣言》、《俄罗斯歌集》、《大部头》、《老师们》、《紧急的诗》、《器械》、《埃尔基基督的新布道与说教》、《反对拉撒路》、《致爱德华多·弗雷的诗歌及反诗歌》(Poema y antipoema a Eduardo Frei)、《圣诞节歌谣》、《最后的说教》、《和秃顶战斗的诗篇》等[2]。
除了诗歌以外,尼卡诺尔·帕拉也在视觉艺术领域有所涉猎,在1952年,帕拉就曾用剪报制作的珂拉琪举办了一场名为“胡兀鹫”(Quebrantahuesos)的诗歌展,2001年,在幼女哥伦比娜的帮助下,帕拉又在马德里举办了以文字、图像和1952年的珂拉琪等物件组成的“视觉文物”展览,作品也体现了帕拉独有的幽默、批评和惊喜[42]。2006年8月17日至10月6日,帕拉再度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拉莫内达宫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公共工程”的视觉文物展览,其中的展品《智利的付出》(El pago de Chile)由智利历任总统(时任总统巴切莱特除外)的照片加上绳索吊颈组成,受到了参展者的关注,但为他引发了不少争议,智利文化部长还一度试图阻止这部作品的展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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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个人生活

尼卡诺尔·帕拉的家族被称为帕拉家族,其父亲尼卡诺尔·帕拉·阿拉尔孔与母亲罗莎·克拉拉·桑多瓦尔·纳瓦雷特共育有八个子女,其中尼卡诺尔·帕拉是长子,与帕拉本人终身从事诗歌创作、物理学研究不同的是,帕拉的妹妹伊尔达、比奥莱塔,弟弟拉洛、罗伯托、劳塔罗、奥斯卡均从事音乐创作事业[44]。其中比奥莱塔也是智利新歌运动的先驱之一,在智利音乐界拥有众多追随者,代表作为《感谢生活》[45],除了音乐创作外,亦通晓民俗学、陶艺、绘画、地毯与刺绣制作工艺,比奥莱塔的儿子安赫尔·帕拉、女儿伊莎贝尔·帕拉也是知名歌手[46]。
尼卡诺尔·帕拉生性风流,曾经两度结婚,先后拥有多个女友,1940年,他迎娶了阿妮塔·特龙科索(Anita Troncoso),并与她生下了卡塔利娜、弗朗西斯卡(Francisca)两个女儿及阿尔韦托·尼卡诺尔(Alberto Nicanor)一个儿子,1949年,两人离婚[47]。1951年,帕拉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期间,与瑞典人英加·帕尔曼(Inga Palmen)结婚,但最终还是分居了[14]。1961年,帕拉在圣地亚哥的拉雷纳买下了一栋房产,并与一个名为罗西塔·穆尼奥斯(Rosita Muñoz)的女子同居,直到1969年分手,两人育有一子里卡多(Ricardo)。1969年,仰慕帕拉的努丽·图卡(Nuri Tuca)取代穆尼奥斯,成为了帕拉的伴侣,两人育有一个女儿哥伦比娜及一个儿子胡安·德迪奥斯(Juan de Dios)。在这之后,帕拉还曾与多个女子产生恋情[47][48]。帕拉的六个子女中,长女卡塔利娜是画家兼艺术教育工作者[49],次子里卡多是林业工程师[47]。幼女哥伦比娜、幼子胡安·德迪奥斯则从事音乐创作事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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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评价
自1937年获得奇廉市“桂冠诗人”称号以来[4],尼卡诺尔·帕拉及其诗歌作品获得了智利国内外多个文学组织的肯定,其获得的奖项包括圣地亚哥城市奖、“胡安·塞德”诗歌一等奖(Premio de Poesía Juan Said)、全国诗歌比赛奖、智利国家文学奖、美国理查德·威尔伯奖(Richard Wilbur)、普罗米修斯诗歌奖(Premio Prometeo de Poesía)、墨西哥“胡安·鲁尔福”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文学奖、路易斯·奥亚松奖、索菲亚王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以及2011年度的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奖等。此外,他还曾获得奇廉市“杰出的儿子”、美国布朗大学、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及比奥比奥大学荣誉博士、英国牛津大学荣誉研究员等称号[2],另一方面,在1972年,诗人帕特里西奥·莱尔松迪(Patricio Lerzundi)便提名帕拉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人选,称他是“当之无愧的得主”[51],但帕拉直到1995年才得到纽约大学及学者玛莲娜·戈特利布等人的正式提名,此后他又于1997年、2000年被提名为诺奖得主人选,不过最终并没有得奖[4]。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两位智利诗人都很欣赏帕拉,米斯特拉尔称之为智利“未来的诗人”[4],而聂鲁达则称帕拉“我们语言的文学中最伟大的名字之一”[52]。智利文学评论家何塞·米格尔·伊瓦涅斯-朗格洛伊斯也称帕拉的诗歌是拉丁美洲文坛“最生动、最活跃且最有前途的作品”[40]。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帕拉的《全诗集》序文中称其为当代西方最杰出的诗人之一[20]:207。但也有对帕拉的文学作品持批判态度的评论家,中国学者朱景冬便指出,拉丁美洲部分评论家认为反诗歌虽然具有反抗性,但所透露的失望情绪是危险的[40]。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对于20世纪拉丁美洲知名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伊莎贝尔·阿连德多加挞伐[53],但对尼卡诺尔·帕拉情有独钟,在其作品中多能寻觅到帕拉的影子,西班牙文学评论家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也表示理解帕拉作品的影响,文学评论家便能解释波拉尼奥的诗风,波拉尼奥更与通读帕拉诗作的墨西哥作家马里奥·圣地亚哥亦创立了有别于拉丁美洲主流的“现实以下主义”文风[54][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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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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