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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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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神社是台湾日治时期昭和三年（1928年）设于台北市南门町的一座神社，位于台北植物园内。二战后，建功神社在1955年被改建为南海学园内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总馆，直到1986年迁至中山南路的新馆，建筑在之后移交国立教育资料馆，于后改为现今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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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建功神社是祭祀因公殉职的招魂社，其设立自官方至民间皆极为重视，故有台湾的靖国神社之称[1]。在建功神社设立以前，台湾尚无祭祀因公殉职人员的固定场所，最初于1902年在台南举办了招魂祭，第二次则是于1908年在台北举辨[2]。之后每年以浊水溪为界，以北在台北（一开始在圆山公园，后来在新公园[3]），以南在台南举办招魂祭[2]。台湾神社宫司山口透自1913年即向台湾总督府提议设立招魂社，但其提议并未被采纳。直到1925年，蓑和律师再次提议建立神社[1]，又当年适逢台湾始政三十周年，故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发表了将建立官祭招魂社作为始政三十周年的纪念事业[4]，以设立永久的社殿，并配置神职人员，使遗族和一般民众亦能够随时参拜[3]。为此，时任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亲赴东京请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于国库编列九万圆预算[1] ，并于后选定台北市植物园内约四千坪的土地建设招魂社。于1926年4月30日靖国神社例祭日时[4]，神社举行地镇祭动工，而此招魂社的名称（社号）于1928年1月12日由台湾总督府公布为“建功神社”，其参考了明代诗人丘濬《挽伏羌伯》：“一代知名将，三边屡建功。”及陆机《豪士赋》：“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并同时公告了可入祀者的资格[5][6]。1928年（昭和3年）3月举行上栋式，同年7月14日举行镇座式，15日举行临时例祭[2]，总工程费约十二万八千圆[7]。在临时例祭时，出席者有台湾总督川村竹治、遗族总代表（日台蕃人各1人）、文官总代表（台北帝大校长币原坦）、武官总代表（台湾军参谋长）、各州厅民总代表、各州知事及厅长、各国领事（美国、英国、荷兰）、台北市尹[8]。在奉献物的部分，由五州三厅、台北市、帝国在乡军人台北市联合分会、台湾日日新报社捐赠了11座石灯笼，以及由大阪每日新闻社捐献了1对春日灯笼[8]。
建功神社的社格属无格社，供奉日本自1895年领台以来在台湾的战死者、准战死者、殉职者、准殉职者、殉难者，不分台日及地位高低，在经总督府筹组的“建功神社合格者资格审查会”审核通过后才可入祀[9]。建功神社祭神的审查人员 （1939年）为台北：高木友枝、河村彻、三好德三郎、林熊征；台中：坂本素鲁哉、辜显荣、松冈富雄；台南：富地近思、许廷光；高雄：古贺三千人、蓝高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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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神社在二战后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接收[12]，许多日本象征物品被移除，参道大门、鸟居、参道两侧石灯笼等设施皆已不存。1954年，教育部在此处筹建的一系列总称为“南海学园”文化设施──博物馆群的建立[13]。今日建功神社原址所见建筑是于1955年改建而成，其由利群建筑师事务所的陈濯、李宝铎设计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总馆为南海学园最早落成之建筑，外观呈现中国北方宫殿样式，圆顶式屋顶加盖了覆黄色琉璃瓦的圆形攒尖顶，而圆顶内部则增加了国徽之装饰，外部则增建配置为四合院之形式[11][14]。虽日治时期的神社建筑外观已遭大幅变动，但大致维持了原格局，而建功神社主建筑、神池及玉垣亦保留，并于2013年以“国立中央图书馆旧址”之名被列为台北市历史建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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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神社拜殿在战后被改建，原神池仍保留 -
原建功神社拜殿圆顶现况，拜殿内部大致保持原样 -
建功神社瑞垣 -
建功神社神桥及池塘现况，神桥现已改建 -
建功神社原址俯视图
建筑
建功神社是由台湾总督府营缮课技师井手薰设计，本殿及拜殿由浦田永太郎承揽施工。建功神社整体皆为钢筋混凝土及砖造建筑，主要设施为本殿、拜殿、鸟居、神桥及神池。社殿外墙使用了北投窑业会社生产的小口四丁挂面砖及洗石子，本殿屋顶为铜板瓦，向拜、侧廊（参集所）及鸟居的屋瓦为莺歌庄生产的中国式青瓦，本殿内部使用了阿里山产的扁柏，瑞垣及神桥至拜殿间的地板使用了士林产的板石做乱石砌[7]。鸟居高约六米[9]，顶部铺设屋瓦，外表为洗石子[7]。神桥长约20米[9]，外表为洗石子[7]。1929年10月增建瑞垣、西参集所、神职宿舍，并在1930年3月竣工，同年9月增设东参集所、神池南侧的两座灯笼[9]。
神社平面呈南北长轴向，由外至内依序为参道、鸟居、神桥、手水舍、拜殿乃至最深处之本殿，其他附属空间，如休息室（日语：控室）与社务所则于拜殿两侧延伸，配置与一般神社并无太大差异。建功神社建筑形式则极为独特，主体结构为日本式，但外观则采“汉、和、西洋混合”的建筑样式。圆顶设计及中国牌坊式的鸟居，为日本传统神社未有之建筑式样，也多少影响台湾本土建筑样式的变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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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神社在建设时，因其跳脱传统日本神社样式的设计，而引发了不少争议。其争议在于神社乃日本传统文化，但建功神社建筑却完全没有遵守神社形制规范使用神明造、流造等样式。而因特殊造型所引发的争论，井手薰还特地以建功神社的样式为主题写了三篇文章[13]。
“因为使用近代耐久建材，所以主要部分采用西洋式，也加上台湾式。然后，与台式和西式难以调和的纯日本式藏在‘本殿’的最里面。也就是说，经得住严酷气候风土的建筑样式为外装，经不起风雨的日本式在内部被保护。”[16]
“日本国内的生活方式已经相当程度西洋化，例如：西服、西餐、父母的称呼（papa 为父亲、 mama 为母亲）。神道建筑之前也充分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为什么公众不批评这种外来文化的时候，还要批评我在建功神社中引进的西洋建筑方式？” [16]
“‘和式’是简单朴素、清淡高雅的，‘台湾式’浓厚的，以及西洋式更浓厚的，因此把这三者都调和起来，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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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徽
建功神社的社徽为八咫镜内的对向凤凰，中心上部有一“台字纹”。八咫镜代表日本国体的精神，凤凰为台湾传说中最吉祥的鸟，台字纹则是代表台湾[9]。
祭神
建功神社在1928年镇座时，合祀15,350位在台战死、殉职及殉难者，例如大岛舰端艇翻覆（1895年）、广丙号巡洋舰翻覆（1895年）、芝山岩事件（1896年）、海门舰端艇翻覆（1897年）、奈良丸翻覆（1897年）、东西横贯铁道线调查队（1897年）、朴仔脚事件（1901年）、北埔事件（1907年）、松岛舰翻覆（1908年）、泰雅族卡奥湾群讨伐（1908年）、道路开凿队（1910年）、李栋山前进队（1911年）、油罗山前进队（1912年）、马力光(マリコワンア)前进队（1912年）、隘勇线前进队（1912年）、太鲁阁战役（1914年）、台东方面搜索行动队（1914年）、西来庵事件（1915年）、太田山事件（1920年）等事件之死者，之后每年举行合祀祭[17]。至1935年时，总计有16,805位。其中以陆军9,552人最多，其次为警察职员2,789人、警察官2,434人、官公署佣人职工役夫等656人、文官553人、海军485人等。依籍贯
本岛人3,620人，内地人13,185人，其中较多的人来自鹿儿岛县（640人）、东京府（609人）、福冈县（582人）、熊本县（544人）。《建功神社志》中详细记载了祭神的姓名、出身地、祭日（神避日）、资格、遗族等资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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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掌
建功神社的首任社掌为佐藤文一郎，其原为国学院大学讲师，在1928年来台担任建功神社社掌[18]，期间曾兼任海山神社及文山神社社掌[19]，并在1941年2月回到日本内地担任福岛县都都古别神社的宫司[18]。第二任建功神社社掌为丰福长人，其任期为1941年至1945年[19]。
相关条目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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