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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税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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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万历年间，紫禁城遭雷击，引发三大殿大火延烧两宫，国库空虚，府前前卫副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从之。此工程进行30年至天启6年方完成，明神宗至死都居住在启祥宫（曾住养心殿）。明代的矿税，也可以称为坑冶之课，金银矿的开采都是官府主持开采。也有一些民采，但是要须经允许，其课额也重。张居正一死，明神宗开始亲政，为了增加内库的内帑和税收，向各地派遣“矿税太监”征收矿税银，后来成为时人口中的一代恶政。不少官僚指出，皇帝实际上通过矿税真正收到的钱财只有十分之一，其他的都被欺公肥己的矿税太监、随从、地方无赖瓜分而去[1][2][3]。而根据《明神宗实录》，明神宗临终时遗诏中对矿税之弊，表示悔意[4]，而《明光宗实录》亦指出，明光宗登基后，立即下令停止矿税，诏书中并指出矿税弊处多项[5]。
表现
一些学者分析道，明神宗本人爱财如命[6]，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先后派出多批内珰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搞得民不聊生[7]。《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明神宗“好货成癖”[8]。万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万历二十九年，直隶巡按安文璧对万历帝说“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9]。也有学者指出，明神宗的生活花销还远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水平。然而另一批人则认为，明代的白银之购买力比清代高多了[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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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皇帝的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又名“京库折银”或“折色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300万两。另说，自廿五年至卅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两，请拨内帑，明神宗批复同意[13]。万历廿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明神宗拨内帑，明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14]。万历卅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银，明神宗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15]。
另外开征矿税的好处在于含矿税的内帑也偶尔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廿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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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间，朝廷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地方官员均反对矿税[17][18][19][20]。万历皇帝大派矿监[21]，使得百姓在正税之外又受到太监榷税，导致商税重复征收，三四百里水路就能一日被征收五六次税。 以临清为例，万历派的太监公然违反杂粮十石以下免税的旧例，临清遍布税吏，最终导致民变，也导致这个商品聚散地严重受到冲击，临清原本有缎店三十二 家，倒闭了二十一家; 布店原有七十二家，倒闭了四十五家; 杂货店原有六十五家，倒闭了四十一家，商业萧条，辽东布商更是绝迹[22]。
其他的商业重镇河西务，因为税监横征暴敛，原先的一百六十家布店，倒闭剩三十家。 七大钞关的关税因为税监胡作非为，搞的商人破产绝迹，从万历二十五年能每年征收417500两，下降至万历二十九年只能收到262800两，减幅达37.14% [22]。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七大钞每年亏损306670两。 表面上内库从矿税拿到钱，实际上却是小民破产和国家正税收入连年下降的结果[23]。地方官员也指出当其时矿税太监们在地方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向百姓征收行货税、舟车税、居货税等门摊税，百姓住的庐舍也要征税，用的油、布也要征收杂税，以致连米麦菽粟饔餐也征税、鸡豚肉食也征税、耕牛骡驴也征税[24]。海州盐税原来可以每年征收2500两，在太监高淮横征暴敛，搞的商旅为避免被双重征税而躲避下，地方官员只能收到350两，较先前下降86%，严重侵蚀地方税基[25]。
而矿税太监的手下们多四方无赖[26]，他们不但骄横市井，更有剽夺百姓财产、污人妇女等恶行[27][28][29]，这导致大量地方民变爆发[30][31]。即使万历皇帝本人也坦承矿税太监有诸多恶行和问题，如万历三十六年在矿税太监高淮对百姓敲骨吸髓而导致辽东兵变后[32][33][34]，万历皇帝也坦承说“高淮擅自出巡，骚扰地方，今又扣克军士粮饷，且各边军士卧雪眠霜，劳苦万状，九死一生，何堪虐害?”，最终不得不把高淮撤回。学者周远廉也指出，矿税大部分都是摊派民夫和地方的，矿税太监们以“奉旨前来”狐假虎威，却不实际上开矿，而是把百姓编为“矿夫”每岁收银，使得地方出现“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 、“沿屯军民……各处逃走”的情况[25]。而即使负责的太监老实开矿，也往往是得不偿失，以负责真、保、蓟、永四地开矿的太监王虎为例，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一共开采了黄金557两，银92642两，但“然计历年开矿，所费工值物料亦至十余万，得不偿失也”[35]。
而矿监们在横征暴敛之余，往往借“中使”之名威压地方官员[36]，只要其稍有不从，便是马上以“阻挠税务”之名把他们弹劾降调[37]，而每当朝野官员针对矿监的恶行提出劝谏时，万历皇帝则往往置之不理[38]。仅以矿监陈增为例，其上任山东后不久便弹劾罢免了福山知县韦国贤[39]，益都县知县吴宗尧与山东巡抚尹应元均先后弹劾陈增奸贪网利，但陈增在万历皇帝袒护下不但平安无事，二人反而先后被夺俸罢官[40][41]。陈增转至湖广后，更是又先后弹劾逮捕了荆州府推官华钰、黄州府经历车任重、湖广佥事冯应京，降荆州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武昌同知卞孔时、荆门知州高则巽、江防参政沈孟化、蕲州知州郑梦桢等，使得他们被贬官罢职[42][43][44][45]，可见其时矿监们气焰之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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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奉内库
评价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书中评价：
| “ | 闻之银镂金品，列之《禹贡》；廿人玑贝，载在《周礼》。国有常经，非可以无艺征之也。况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黩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昃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谒苞苴，阴性吝啬。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于是命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陈增驻山东，高采领福建，杨荣办云南，丘乘云驻四川，李敬摄广东，郝隆、刘朝用采池州，陈奉领湖广，鲁坤开彰德、卫辉，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虽汉室牢盆，桑、孔乘传，熙、丰手实，鸡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 | ” |
| “ | 至乃国法恣睢，人怀痛愤，反尔之诫，覆舟之祸，亦间有之。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宫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矿税而设珰者，继则珰荧然托命言矿税。其始因珰媚而迎合在矿税者，继则珰肥而交结在宫闱。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冯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国，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税归有司，矿使停罢，轮台之悔，不亦晚乎！然且两载以还，税监不革，七年之后，为池复开，比之卫武饮酒之悔，秦穆临河之誓，抑何习与性成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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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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