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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方方
臺灣登山家、旅行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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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方方（1967年2月5日—1994年5月9日），登山家、旅行家，台湾花莲县凤林镇人，1994年成为第二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也是第一位在珠穆朗玛峰遇难的台湾人。
生平
拾方方父亲拾礼周为江苏省铜山县人，1962年退役后搬至凤林镇，1965年在当地成家[1]。拾方方为1967年2月5日生于凤林镇[2]，在家中四名子女排行长子[1]，住凤林镇信义路[2]。
拾方方在凤林镇家中房间书架摆满国外观光资料，并挂着一张飞向霞光云彩的海鸟照片来诠释自己旅行的志趣[3]。国中毕业后，他本来考上花莲高工，但他却宁愿远赴南台湾读南光高中[1]。拾方方大弟表示，兄长读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观光科后，喜欢四处登山，像是大霸尖山、南湖大山等等[4]。
拾方方的客家话与英语都相当流利[2]。他观光科毕业后，先进入旅行社担任国外导游，但因自觉个性不适合，两年后便换到大园的中油炼油厂[4]。他将工作的钱大多用于充实登山器具和买相关书籍[1]。拾方方母亲陈月宝说，儿子常在国外自助旅行一到二个月，有一回接到明信片上头有着非洲风景，才知道儿子去非洲探险[3]。
1990年代初，拾方方到诚品敦南店听刘克襄演讲后，问说台湾的山脉都已被前人摸索过了，登山还有什么可以完成的？刘克襄以台湾单车旅行家胡荣华为例，建议到海外探险[5]。
1992年，头份镇体育会登山委员会开始筹组1994年台湾珠穆朗玛峰远征队，利用师范大学分部操场，为报名者作体能测试，再参加大炮岩、龙洞岩场的攀岩训练、玉山冰雪地训练、廿公里长跑训练，最后半年在阳明山每周一次密集训练[6]。该年，拾方方参加集训，六十二人中只有他与其他二十二人通过鉴定[7]。赖永贵表示，拾方方遴选在第一项体能测试中，三千米、单杠、仰卧起坐、俯卧撑都合格，且集训期间自我要求很严，各项训练都不落人后，与队友之间很随和，且还因每周日要受训，差点连女朋友都要分手[2]。
1993年5月5日中午12时40分，吴锦雄与海峡两岸联合攀登队员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第一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台湾人[8]。吴锦雄的成功，带起台湾登山界攀爬珠穆朗玛峰的热潮[5]。拾方方与张行健、叶进福一起在桃园炼油厂当临时工，空闲时以长跑与单杠锻炼身体，以准备登珠穆朗玛峰[2]。6月29日到7月23日，拾方方与叶进福、郭明哲三人创下无补给完成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最短天数纪录[9]。11月28日，头份镇体育会登山委员会总干事赖永贵以美金五千元的注册费，在北京与中国登山协会外交部主任营道水签定春季攀登珠峰的议定书[10]。
1994年1月30日，拾方方等人在赖永贵带队到北投大炮岩练习绳队和确保等作业[11]。2月25日，拾方方在日记写下：“对我自己，我是想在有生命之年，成就自己的心愿。登山是我不能放弃的，我也深深了解自然力量的伟大，深具完美、创造与毁灭性。我更不能去掌握我是否能在这次的远征活动中活着回来”[2][12]。队员的个人装备就将近台币贰拾万元，尤其许多高级雪地装备必须远自日本或法国采购[6]。为此，拾方方先回老家向家人借钱，但未告知家人他要往珠峰攀登的计划[5]。
1994年3月15日中午，拾方方在赖永贵任领队、张致远（本名张瑞恭）任副总领队、宋义雄任副领队兼指导长，与王金荣、叶进福、刘剑华、张合助、张行健、许廷忠、胡瑞发、郭国津、郑仁亮一同出发搭机至成都，再转往拉萨[7]。原先头份珠峰队希望县内工商界赞助旅费，结果只有信和有线电视等公司赞助，才筹到新台币四百万元，队员只能举债成行[13]。因由拾方方有旅行社经验，订机票、划机位都由他负责[2]。当天，拾方方才叫登山协会转来一封事先写好的信给父母，同时信夹着意外保险保单[1]。拾方方还带着《瓦尔登湖》随行[2]。
3月25日，拾方方在海拔3800米帮堆乡时，日记中写：“午睡后头痛更剧，很痛苦的感觉，明天又要再上升，不知是否会更惨。我无法学习印第安式的忘记痛苦哲学，也无法体会梅思纳式的痛苦折磨...”[2]。26日，队员除郑仁亮退出外，其余人抵达珠峰北侧海拔5154米珠穆朗玛峰基地营[14]。成员中，仅有队长王金荣有攀登国外八千多米的高峰经验[7]。
4月2日，头份珠峰队在东绒布冰川源头海拔6500米处建立前进基地营[15]。当日，拾方方因高山症不适，在王金荣与三护送下撤休息三日，再回基地营[2]。4月8日，众人登上北坳冰壁，在海拔7028米的北棱鞍部建起第四营地[15]。
4月20日，美国登山怀疑头份珠峰队擅用他们的6ＭM绳索，这时拾方方据理力争说台湾人是用8MM固定绳安全性高[2]。当时美国队为到过珠峰四次的艾瑞克·西蒙森（Eric Simonson）领军[16]。当晚他前来致歉，还特别指名向英文名为Norman的拾方方致歉，成为朋友[2]。
5月8日早上6点，拾方方和夏尔巴人Chhring带着五瓶瓶苏联制氧气瓶，从海拔8300米高第六营开始登顶之路[16]。另一队员胡瑞发和夏尔巴人Moti也在一小时后出发，但胡瑞发下午2点7分就因缺氧由海拔约8500米处和Moti一起下撤[16][17]。拾方方不接受在指挥营的张致远几度以无线电告知天气即将转坏，坚持继续上爬[5]。拾方方继续前进到海拔8660米第二台阶时，Chhring以胃痛为由要求等两天后等意大利队一起突击[16]。拾方方拒绝后，先关掉无线电继续前进，让基地营只能以望远镜跟踪他行动[18]。下午17点18分，拾方方打开无线电宣布成功登峰：“我是拾方方，诸位同仁，我有事情宣告，─现在的时间是5点18分”，并拍三十六张照片作为登顶证明[16]。
原先头份珠峰队想以自加拿大队商借的卫星电话告知，但该电话传真为直接电脑数据传送，无法传送中文[19]。随队联络员杨世涛于绒布寺以电话告知北京中国登山协会，再传回台湾[13]。该夜，张致远发电报给《民生报》，以感性的口吻表示：两年的辛苦筹备、两个月的攀登、有些队员中辍学业、有些队员放弃原有职位，每个星期的长跑训练等至此都有了代价，并表示要将登顶成功的荣誉当做母亲节送给天下母亲的礼物[19]。次日，吴锦雄回应，对拾方方从没有海外远征经验的背景却能登顶更觉不易，但也可能对国内山友造成误导，以为没有累积登山经验就登上世界大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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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方方的登山被视为错误，是因尚未在海拔8680米建立第七营地就攻顶，来回第六营需要十六至十八小时，且必然要天黑回返[16]。5月8日下午3时后山区已起云雾，使得拾方方在下山时误走向西棱方向[18]。晚上8点27分，拾方方以无线电告知自己两度滑落山谷时，郭国津研判他掉落到诺顿雪沟[16]。
5月9日一早，美国登山队长西蒙森等人用望远镜见到拾方方后，告诉他尝试折向东行是唯一的希望[16]。张致远回忆拾方方抛弃身上所有的装备，只穿着红色雪衣朝东方移动[21]。美国队见到拾方方非常疲劳且虚弱，在四小时内仅移动了百米，然后便坐下停止行动[16]。当拾方方再以无线电告知“我现在还好”后，突然刮起一阵云雾，之后从望远镜中消失[21]。西蒙森研判拾方方身亡处在大约海拔8700米处，远离攀登路线，而且不可能再被发现[16]。所有队友在珠峰约5200米处立下石碑，以水酒向他告别[22]。5月8日至13日之间，只有拾方方成功从西藏侧北坡登顶[23]。
5月15日，头份珠峰队决定离开，在加德满都卖掉仅剩的七瓶氧气和一顶高级雪地帐，离开前还欠下三千美元的债务[24]。据同行队员透露，拾方方此行拍了至少卅卷底片，但发生意外之后，遗物仅有几件破旧登山衣[25]。23日，赖永贵、王金荣、张行健、郭国津等转到拾方方舅舅开设在台北的公司，会见从花莲北上的拾方方父母[24]。30日，头份镇长徐耀昌颁发新台币五千元奖金给登山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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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1994年6月4日告别式，在花莲县警局长张琪到场下，由拾方方的二位弟弟手捧灵位与遗像，安灵于米栈村永明山宏华寺[29]。据刘克襄〈成为珠峰的一部分──怀写拾方方〉回忆，张致远为此自责，日日借酒浇愁[5]。后来，刘克襄将此文收录到他的书籍《十五颗小行星: 探险、漂泊与自然的相遇》[30]。
拾礼周耗资四十万以上为儿子打造铜像[31]，委由廖清云制作[32][33]。原先计划于1995年5月8日在凤凰瀑布游憩区设立[33]。但因镇代会民意代表以风景区内设立纪念铜像将破坏自然景观面貌，极力反对[32]。
1995年，江秀真登上珠穆朗玛峰时，在基地营向拾方方的衣冠冢致意，并寄照片给刘克襄[12]。1996年6月24日上午11点，新光兆丰休闲农场举行拾方方铜像揭幕仪式，由花莲县府主秘赖政雄主持，县议员邵金凤、兆丰公司协理黄盛钦到场[32]。
2003年，喜玛拉雅登山五十周年，5月30日《中国时报》记者徐志谦采访拾方方遗族，感叹首位在喜玛拉雅山殉山的台湾人拾方方不再被众人记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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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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