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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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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英语：New Confucianism），又称当代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家，为现代儒家学派，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中华民国早期，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活动于台湾、香港、美国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当代新儒家在中国大陆也重新发展。
 | 此条目的主要贡献者与本条目所述的内容疑似存在利益冲突。 (2014年5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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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概况
当代新儒家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发展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1921年学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以纯学术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国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包括哲学思想、观念系统、主义学说、政经活动......），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
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道、释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尝试完成中西哲学会通的工作，故与单纯肯定传统的保守的国粹学派，即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运动的路线有显著分别。
更正统的新儒家则认为并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学说体系的角度来变通儒家，而是从儒家本身的体系及其包含的普适性道理出发发展新时代的儒学。同时，各个文化体系也可从其他文化体系中吸取有益适补的成分[来源请求]。
1949年前后，包括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等儒者均因时势动荡而居于香港，并在香港设立新亚书院，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作出不少贡献，并被视为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
1958年1月，由唐君毅起草，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修改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四人名义联署发表于《民主评论》，学术界通称之为“当代新儒家”宣言[1]。
1983年，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与业师萧萐父教授联手筹划编辑出版《熊十力论著集》。1984年，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等先生共同发起，联合北京、港台与海外数十位教授，建立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由汤先生主其事，邀请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诸前辈和美国杜维明、成中英等学者公开讲学，举办了梁漱溟、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会议[2]。
据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香港《成报》发表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可分为以下五点。一是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二是发挥外王大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三是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四是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五是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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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3]：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合称新儒家三圣。梁漱溟是文化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熊十力是起于草莽的哲学家，马一浮是精通经学、佛学与理学的国学大师[5]。
第一代的张君劢和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曾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他们与第一代的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和第二代的方东美遂有新儒学八大家之美称。
- 熊十力
- 梁漱溟
- 张君劢：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于1923－24年发生在中国学术界的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学术争论。参与辩论的学者被分为“科学派”和“玄学派”[a]。
- 冯友兰
- 方东美
- 唐君毅
- 牟宗三
- 徐复观
此外，在1940年代，贺麟曾提出新心学，将黑格尔哲学加入儒家思想之中。
另有观点认为，钱穆及其学生余英时也应被列入新儒家[8]。对于钱穆、方东美、余英时能否列入新儒家，学界颇有不同的看法，余英时不同意把乃师钱穆和他自己划归这一阵营，认定现代新儒家只是具有心学取向的熊十力师徒。而刘述先则赞同广义界定方式，认为余英时不属于新儒家，但钱穆、方东美仍可被认为属于这一阵营[2]。
关于对于儒学的分期的不同说法
江刚表示对于儒学的分期对新儒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他提到沈有鼎、牟宗三、杜维明、李泽厚及干春松这些学者都对对儒学作出了分期，沈有鼎把中国思想文化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从起初直至秦汉时期，文化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第二期是从魏晋时期直至明清时期，文化上表面上属于儒家但实际上属于道家的玄思精神，第三期是现今时期，文化上是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对第一期儒家的回归[9]。
牟宗三提出了三期说： 第一期是从孔孟荀三人到董仲舒，第二期是程颢及程颐二人、朱熹、陆九渊到王阳明，第三期是现今时期[9]。
李泽厚批驳了三期说，他反对新儒家以心性论为道统并此基础上对儒学发展史作出概括，他提出了四期说： 第一期是先秦时期，以礼乐论为代表，第二期是汉朝时期，以天人论为代表，第三期是宋明理学时期，以心性论为代表，第四期是在心性论所造成的困境的基础上的，其以所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代表[9]。
江刚表示 尽管干春松没有明确地作出分期，不过其作品可以衍生出不同于上述说法的另一说法，他表示干春松把孔子与经典之间的关系视为儒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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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民主
熊十力阐述了孔子大道之业为真正的民主的思想，认为大同之治，群龙无首，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最高的民主政治[10]。
蔡仁厚则认为，儒家是从民本到民主。首先，民本是顺着“修德爱民”而来。但民主为何一直未能实现？因中国传统政治有三大问题：一、朝代更替，二、君位继承，三、宰相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自古政道与治道并未分离。皇帝即代表整个政权，并没有想出一个法制来安排。因民主政治是属于“公天下”，而中国社会“家天下”由来已久，故此政权转移没有一个制度化。而中国传统政权转移只有两种：一为革命，二为打天下。两者都属于非理性。虽然传统社会有禅让，但是它并没有制度化、规范化，故此牟宗三才说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没有政道[11]。
儒西融通
牟宗三的作品《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的序言宣称：
人或可说：你这样作，是把康德拉入中国的哲学传统里，这未必是康德之所愿，而你们中国那一套亦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我说：理之所在自有其必然的归结，不管你愿不愿；而以康德之特重道德而且善讲道德，则中国这一套亦未必非其所乐闻。你以为中国这一套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是因为你不解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故。假若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能呈现出来，则我以为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
安乐哲、郝大维等学者认为，儒家应当在中国哲学思维的特殊性中去理解，而不应当附会到西方的思维框架中去。同时，他们又认为儒家学说的内容和关注社群共同生活的约翰杜威民主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新儒家学者通过儒家思想和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会通，构建出关注社群生活的儒家民主主义[12]。
争议
邓晓芒教授与新儒家之间的诤论的持续时间长达三十年[13][14]。他认为，新儒家要想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良传统，也要批判和超越儒学的局限和弊端，不仅要尊重和保护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也要开放和融合世界文化的多样和财富，不仅要坚持和实践儒学的道德和和谐的理想，也要关注和解决儒学的理性和自由的问题[15][16]。
哲学界探讨了二十世纪新儒学运动的发展[17]，并且质疑它实际上是一场全新的思想运动还是一场主要是回顾性创建的运动。试图回答有关这一新保守主义哲学运动的问题，包括：
- “儒家思想的共同话语使中国和海外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
- “这种话语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地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将儒家思想等同于中国文化认同？”；
- “20世纪90年代儒家在中国和台湾的复兴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哲学复兴，还是基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兴趣复兴？”。
新儒家刚出现时，曾经受到许多学者所排斥，但近年新儒家开始受到认可，有学者表示其认为新儒家不应该与所谓的新儒教派被混为一谈[18]。
抨击
学者葛兆光曾经撰文严厉地抨击新儒家，他指责新儒家人士想要令新儒家思想成为人民绝对的宗教信仰等等[19]。白彤东教授则撰文对此作出回击[20]。
《中国企业家》助理总编辑肖强在一篇文章中区分了港台新儒家所重视的心性儒学和大陆新儒家所重视的政治儒学，他在文章中对大陆新儒家人士作出了批评[21]。
学者向达曾经撰文批判新儒家在政治方面上的理念，他声称 儒学无法被妥善地应用于现今社会，这与西方法治文化不同[22]。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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