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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字楼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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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字楼女馆（英语：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直译：“教区本地女子训练学校”，1866年改为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Schools），又名女仔馆、女书馆，是香港开埠初期一所隶属于英国远东女子教育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的华裔女子职业训练学校，于1860年由圣公会会督施美夫夫人创立，位于在西营盘般咸道和东边街交界（今般咸道官立小学），至1868年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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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69年，原址另建新校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非官方中文校名——曰字楼孤子院、曰字楼男女馆，是为香港欧亚混血儿族群提供教育的寄宿学校及孤儿院。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和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分别是拔萃男书院，协恩中学和拔萃女书院这三所香港圣公会学校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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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中文校名源由
英文是香港开埠初期，1860年代英属香港唯一的法定语文，直至1970年代香港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后，中文才成为另一法定语文，而两所学校历史档案纪录亦以英文为主，因此中文校名在早期文献中罕见记载。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的非官方中文校名可见于1860年代"Hong Kong Directory"(译名《香港索引》)称该校为女仔馆、女书馆。
唯港英政府于1878年刊登的"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译名《辕门报》，现称《香港政府宪报》）称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为曰字楼孤子院，1879年"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又称之为曰字楼男女馆[注 1][1]。名为曰字楼，盖因般咸道校舍呈“曰”字形，“曰”为“子曰”之“曰”，而非“日月”之“日”。
校史沿革
1860年，曰字楼女馆由圣公会维多利亚教区会督及圣保罗书院首任校长施美夫夫人（Lady L. Smith）与英国远东女子教育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在香港建立，由罗便臣总督夫人（Lady Robinson）担任赞助人。根据法规，创校宗旨在“为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育”。学生的未来规划方面，校方希望将之训练为英文教师与传教士，日后则可选择与圣保罗书院(同位于般咸道)的毕业生成婚。当时香港的圣公会学校以圣保罗书院最具规模，但皈依基督教的华籍男生毕业后往往面临与同族“异教”女性婚配的问题。曰字楼女馆的设置，正是希望纾解这个窘况。
校董会本拟聘请英国的白思德女士为校长。然白思德抵港后，发现该校宗旨与自己的认知有落差，因此并未赴任，自行开办了三所学校（Baxter Vernacular Schools）。1862年，伊顿女士（M.A.W. Eaton）被聘为曰字楼女馆校长。
前此的1860年，校董会先于雅彬弥台（Albany，原址在今香港动植物公园）租借校舍，同时于般咸道购入一块稻田，建起一座水泥校舍，于1863年7月开幕。教学、寄宿及校内一切活动都在这座校舍进行。
尽管伊顿女士等恪尽己职，但当时的华人社区普遍并不希望让女子接受任何西式教育。有贫困家长因女儿就学后略通英文，遂将女儿以较高价钱出售。此外，视学官欧德理博士致辅政司史钊活（Frederick Stewart）函云：“1865年，当发现几乎每个在那里学过英文的女学生离校后都成为涉外婚妇（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这所学校只好被迫暂停。”
1864年12月初，伊顿在晚祷后返校途中，遭到华籍暴徒的袭击。当时报章评论指出，这种行动也反映出华人社区对该校的反感情绪。伊顿遇袭脱险后，请求即时休假，又自行解散学校。校董会对此举颇为不满。
伊顿不久辞职，学校于1865年重开，由兰德尔女士（Ms. Rendle）接任校长。1866年，学校英文名称改为“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School”，收生不再限定为华人女童，然华人女童不得如前接受英文教育。1867年11月，该校财政情况急转直下，校董会去信第二任会督柯尔福求援，却未解燃眉之急。
1868年，兰德尔去职，由白思德诸校的岳士列女士（M.J. Oxlad）兼任校长。不久，会督直接掌管该校，决定在原址成立新校，曰字楼女馆就此结束办学。
由于曰字楼女馆的教学实践不符理想，以致当时无论在西方或华人社区皆认为︰华人女性学习英文会导致严重后果。其后三十年间，包括白思德、菲莉女校在内的香港圣公会女校几乎完全不提供英文教育。这种情况直到拔萃女书室在1899年成立后才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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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校长
余绪
曰字楼女馆于1868年结束办学次年，1869年，曰字楼孤子院（英语：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在柯尔福主教 (Rev. Charles Richard Alford) 的协助下成立，仍以“曰字楼女馆”的原址作校舍。新校转型为招收英裔、华裔、香港欧亚混血儿、其他国籍的适龄儿童，男女兼收。除了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宿，学校更着重向儿童灌输基督新教教义，引导他们建立诚信和勤俭生活的观念。[2]
1869年7月，任职“香港英军学校”（Garrison School）的雅瑟（W.M.B. Arthur）代理院长，夫人汪玛丽女士 (Mary Annie Vaughan) 则代理女舍监（Matron）。一年后，雅瑟夫妇分别成为正式校长与女舍监。
雅瑟在任期间，“曰字楼孤子院”的学生人数虽无显著上升，但社会各界的捐款则逐渐常规化，学校因而得以持续经营。1878 年，“曰字楼孤子院”被香港教育司署划入津贴学校 (School of Grant-in Aid Scheme)。同年，因夫人健康欠佳，雅瑟毅然辞去校长一职，转任“中央书院”副校长。
1878年，雅瑟夫妇辞职后，当时第三任会督包尔腾于校董会上建议邀请远东女子教育协会重新执掌校政，获得通过。不久，未能出席会议的校董耆紫薇（W.W. Keswick）返港，极力反对这个决定，会督于是收回成命。校董会更议决，曰字楼孤子院将渐变成一所男校，不复招收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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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圣公会学校的历史渊源
1878年，中央书院助理校长俾士(George Piercy, Jr. 1856-1941)转任孤子院长。
19世纪后期，香港华人称呼各校校名，往往以校长姓名代称。
俾士校长一直着重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先后在剑桥及牛津本地升学试 (Cambridge and 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 中取得优秀的成绩，令“曰字楼孤子院”声名大噪，民间往往将俾士视作“曰字楼孤子院”的标志，称之为“俾士书馆”、“俾士书院”。
不过，这些名称皆不雅驯，1882年，学校以俾士校长英文姓氏PIERCY的吴语音译易名为“拔萃书室”[3][4]，是为“拔萃”用作中文校名之始，其后辗转于1902年改名为拔萃男书室(以示区别于1900年成立之拔萃女书室)、拔萃男书院(迁往九龙后易名)。
由于曰字楼女馆的创办单位、教育理念、人事编制及学生背景与后来的拔萃男书院颇为不同，故拔萃男书院仅视其为先驱，仍将创校年份定于1869年，以该年之后为“第二建校期”（Second Foundation），而称1860至1868年为“第一建校期”（First Foundation）。
然而，俾士就任于1878年，前此的雅瑟时代乃至“第一建校期”绝不可能有“拔萃”之名。今人或将“第一建校期”的英文名称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翻译成“拔萃本地女子训练学校”，当可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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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曰字楼孤子院转型为男校，该校女生十余人全数转往庄思端女士（庄曾在香港就学，受教于白思德及岳士列）主持，于1886年创立的飞利女校（Fairlea Girls' School），即今协恩中学的前身之一。
飞利本来只有中文部，至1891年另设英文部以安置曰字楼转学女生。1900年拔萃女书室成立，飞利裁撤英文部，将部内二十四名混血女生转入女拔萃，这批女生成为女拔萃创校学生之基本班底。
1899年，在庄思端在内的教育工作者大力推动下，同为圣公会创办的拔萃女书室(Diocesan Girls' School and Orphanage)在拔萃书室附近的玫瑰行（Rose Villas）成立（主要创办者为霍约瑟会督），初期由“拔萃书室”校长俾士兼任校长，不久聘任史及敦女士（E. Skipton）为校长。
因与曰字楼女馆皆以女性教育为宗旨，故以其继承者自居，将创校年份回溯至1860年。女拔萃自1906至1949年间，有一项名为Founder's Day的重要纪念活动。1906年9月18日，女拔萃的主要创办者霍约瑟会督与四位圣保罗书院学生乘船前往屯门布道，不幸遭遇台风。霍督与四位学生全部罹难，史称“丙午风灾”。噩耗传来，女拔萃校长史及敦将此日定为Founder's Day，每年加以纪念。甚至1921年退休返英后，史及敦每年仍会捐一笔款项，用于举办纪念活动，直到1941年为止。香港重光后，女拔萃继续举办，直至1949年。根据女拔萃校刊中的校历，1950年9月18日不再称为Founder's Day，而是在该日庆祝“九十周年校庆”。此时的女拔萃已不仅以曰字楼女馆后裔自居，更视曰字楼女馆为校史之一部分。然而随着Founder's Day的消失，霍约瑟会督的创校功绩从此也埋没不彰。[注 2]
早在1940年代后期，担任女拔萃校董、熟悉香港教育史且善于筹募经费的施玉麒牧师（Rev. G. Zimmern）即向当时的女拔萃校长夏露（A. W. Hurrell）提及，将创校年份从1900年上溯至1860年，并在1950年庆祝九十周年校庆。夏露完全遵从了这个建议。1955年，施玉麒接任男拔萃校长后，进一步向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Bishop R.O. Hall）提出︰两所拔萃可以一齐在1960年举行创校百周年庆典。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当时的女拔萃校长西门士夫人（Dr. C.J. Symons）的赞同。因此在1950年代后期，男拔萃将校历封面的创校年份由1869年改至1860年。
到1959年，西门士夫人又从学生性别的角度出发，认为1860年只适用于女校，而不适用于男校。如此举措及观点遭到施玉麒的质疑，两人产生激烈争辩。经何明华会督斡旋后，拔萃女书院仍照旧在1960年举行百年庆典，而男拔萃不得不用回1869年的创校年份。当日的即时影响，是男拔萃既不能按照施玉麒原计划那般在1960年庆祝一百周年，也来不及依原有的1869年创校年份在1959年庆祝九十周年。[注 3]
纵然如此，在拔萃女书院日后的集体记忆中，极少涉及韦以信、伊顿、兰德尔及岳士列诸人，未曾接掌曰字楼女馆、且去世于1865年的白思德女士，却往往被叙述为1860至1890年代的唯一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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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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