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文波特

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1866年6月1日－1944年2月18日）是一位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对美国优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

早年生活和教育

达文波特于1866年6月1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父亲阿姆齐·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是一位清教徒后裔的废奴主义者，母亲简·乔拉莱蒙·迪蒙拥有英国、荷兰和意大利血统。[1] 达文波特对自己的血统感到无比自豪，他在1942年声称自己“已经做了三百多年的美国人”，因为他的“血统是由17世纪带到这个国家的元素构成的”。[2] 他的父亲与两位妻子育有十一个孩子，查尔斯在布鲁克林高地的花园广场与家人一起长大。[3] 他母亲坚定的信仰对查尔斯产生了影响，他也效仿了母亲的做法。夏季，查尔斯和家人会在斯坦福附近的一个农场度过时光。[3]^[2]

查尔斯幼年时在家接受家庭教育，这反映了他父亲坚定的新教信仰。父亲安排这样的教育是为了培养他勤奋好学的价值观。课余时间，查尔斯会在父亲的生意中做清洁工和跑腿。[4] 父亲对他的早期职业生涯影响很大，鼓励他成为一名工程师。[5] 然而，这并非他的主要兴趣。在工作几年攒够钱后，查尔斯进入哈佛大学，追求他真正热爱的科学事业。两年后，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并于1892年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5] 1894年，他与哈佛大学动物学毕业生格特鲁德·克罗蒂结婚，两人后来密切合作。他们育有两个女儿：米莉亚·克罗蒂·达文波特和简·达文波特·哈里斯·迪·托马西。[1]^[3]

职业生涯

达文波特的第一份教职是在哈佛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在那里他成为当时最杰出的美国生物学家之一，开创了分类学新的定量标准。达文波特非常尊重英国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开创的遗传生物统计学方法，他在伦敦结识了他们，并参与了皮尔逊的期刊《生物统计学》（Biometrika）的编辑工作。[4] 然而，在格雷戈尔·孟德尔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后，他转而成为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坚定支持者。[5]^[4]

1899年至1904年，达文波特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于1901年至1904年担任该校动物博物馆馆长。[6] 1903年，他协助创立了美国育种者协会，该协会后来发展成为美国遗传学会。[7]^[5]

1904年，[4] 达文波特成为冷泉港实验室主任。[8] 1910年，他利用铁路女继承人玛丽·艾弗里尔·哈里曼的资助，在该实验室建立了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哈里曼的女儿玛丽·哈里曼·拉姆齐曾在巴纳德学院就读期间与达文波特在冷泉港实验室共事。在冷泉港实验室工作期间，达文波特开始对人类性格和心理特征的遗传进行一系列研究。多年来，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并出版了数部著作，内容涉及酗酒、糙皮病（后来证实是由维生素缺乏引起的）、犯罪、智力低下、航海倾向、坏脾气、智力、躁郁症以及种族杂交的生物学效应等遗传学问题。[4] 达文波特在实验室为许多人讲授优生学课程，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妇女参政论者克莱伯恩·卡特林·埃利曼。[9] 他于1911年出版的《遗传与优生学》一书多年来一直是大学教材。在达文波特任职冷泉港期间，实验室经历了几次重组。1918年，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接管了优生学研究办公室（ERO）的经费，并获得了玛丽·哈里曼的一笔丰厚捐赠。[4]^[6]

达文波特于1907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员[10]，并于191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21年，他当选为美国统计学会会士[11]。^[7]

达文波特的研究深受当时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影响，他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是最早认识到多基因遗传（多个基因共同影响单一性状）的科学家之一，但他仍然在需要时使用简单的孟德尔模型来支持其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论断[5]。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最终，只有他最狂热的拥护者才认为他的研究是真正科学的[4]。^[8]

达文波特尤其关注种族融合，他认为种族融合既可以揭示人类遗传的运作机制，又对社会构成威胁。他和他的助手们多次将牙买加作为研究生理和智力特征遗传的实验室，因为那里拥有庞大的混血人口。[12][13] 达文波特借鉴了孟德尔的双杂交概念——根据哪些特征在繁殖过程中分离，从而在后代中以不同的方式重组——以此论证“混血人群”（在达文波特看来，这一类别包括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伴侣结合的后代，以及来自不同大陆的伴侣结合的后代）是“一个结构混乱、不满、躁动不安、效率低下的人群”。[14][15]^[9]

达文波特于1925年创立了国际优生组织联合会（IFEO），并任命尤金·费舍尔为私生子和混血委员会主席（1927年）。达文波特渴望建立一个世界种族融合研究所，并“正在绘制一张‘混血地区’的‘世界地图’[16]，他于1928年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种族融合组织（IFEO）会议上首次展示了这张地图。”[17]^[10]

达文波特与他的助手莫里斯·斯特格达（Morris Steggerda）一起，试图建立一套全面的人类种族融合定量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牙买加的种族融合》（1929年）一书中，该书试图提供统计学证据，证明白人和黑人通婚后，他们的生物和文化都出现了退化。[13]如今，这本书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科学著作，在当时也因其得出的结论远远超出（有时甚至与）其所呈现的数据相悖而受到批评。[18]卡尔·皮尔逊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书评尤其尖锐，他认为“在这部冗长的论著中，唯一显而易见的是样本量太小，而且来自过于异质的人群，根本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19]^[11]

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

查尔斯·达文波特的著作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移民问题。他认为种族决定行为，许多心理和行为特征都是遗传的。[3] 他通过研究家族谱系得出这些结论，并因此受到一些同行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缺乏依据。[3] 尽管如此，达文波特仍然认为种族间的生物学差异足以证明严格的移民政策是合理的，那些被认为“不受欢迎”的种族的人不应该被允许进入美国。[20]他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支持强化了这种信念，因为他认为允许某些群体的人进入美国会对国家的基因库产生负面影响。在国内，他也支持通过对被认为基因低劣的人进行绝育和性别隔离来防止“负面优生学”。与当时许多科学家一样，达文波特也持有种族主义观点，他认为基因低劣的人包括黑人和东南欧人。[3]^[12]

除了通过科学研究支持这些信念外，他还积极游说国会议员。查尔斯·达文波特经常与1924年《移民法》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国会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交谈，并鼓励他在该法案中限制移民。达文波特并非孤军奋战，优生记录办公室主任哈里·劳克林也多次出席国会听证会，倡导严格的移民法，并声称移民是一个“生物学问题”。[20]总而言之，达文波特的努力旨在为他所支持的社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而移民问题正是20世纪初这一努力的一个体现。^[13]

职业生涯的终结与影响

在阿道夫·希特勒于德国掌权后，达文波特在二战前后都与各种纳粹机构和出版物保持着联系。他曾在两份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期刊担任编辑，这两份期刊均创办于1935年。1939年，他为奥托·雷切的纪念文集撰稿，雷切后来成为纳粹“清除”东德被视为“劣等”人口计划中的重要人物。[21]在1938年写给《生活》杂志编辑的一封信中，他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戈培尔列为残疾政治家的典范，认为他们受自身身体缺陷的驱使，“领导革命，渴望建立独裁统治，同时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使国家财政陷入混乱。”[22]^[14]

尽管许多其他科学家由于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而停止支持优生学，但查尔斯·达文波特终其一生都是优生学的坚定支持者。1934年退休六年之后，即使在卡内基研究所于1940年停止资助冷泉港的优生学项目之后，达文波特仍然坚持这些信念。[5] 虽然查尔斯·达文波特主要因其在优生学运动中的作用而被人铭记，但他对增加遗传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成功地组织了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他的学术努力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仅推动了他的成功，也为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支持。[20] 事实上，在他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期间，许多杰出的遗传学家都曾在此工作。他于1944年因肺炎去世，享年77岁。他被安葬在纽约州劳雷尔霍洛。^[15]

优生学信条

正如奥斯卡·里德尔在《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传记》（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中所引述的，达文波特的优生学信条如下：[23]^[16]

“我相信应该努力将人类提升到社会组织、合作和高效努力的最高水平。”

“我相信我是我所携带种质的受托人；这种质已由我之前的数千代人传承下来；如果我的行为危及它及其卓越的潜力，或者出于个人便利而过度限制后代，那么我就辜负了这份信任（因为这种质优良）。”^[17]

“我相信，我们夫妻二人既然已经慎重选择伴侣，就应该生育4到6个孩子，这样我们精心挑选的种质才能得到充分的繁衍，并且这种优良的血统不会被那些未经精心挑选的血统所淹没。”^[18]

“我相信，在选择移民时，应该避免用不适宜社会的性状来污染我们国家的种质。”

“我相信，当顺从本能会伤害下一代时，就应该压抑自己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