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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布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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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阿洛伊修斯·马利亚·以利沙伯·布吕宁（德语：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为德国的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1930年到1932年间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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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布吕宁的父亲为保守的天主教徒，经营制醋工厂及贩售红酒来维持生记，在其1岁时去世。那之后便由其兄长来抚养他，这对他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在故郷明斯特的文理中学毕业后，进入慕尼黑大学法学系就读。1906年，转至德意志帝国下的史特拉斯堡（现在的法国领土）大学，并专攻哲学、史学、德文。1911年，高级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至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经济学。1913年，仅两年便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德国波昂。
毕业的同时志愿入军，官拜少尉并编入机枪部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因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也随之退役。复员后以博士学位转入研究、教育的道路。1919年，作为天主教派的政治家卡尔·索恩夏因的支持者，从事复员军人的就学、就职的支援活动。1920年，担任德国劳动组合联盟 (DGB) 会长，也就是普鲁士邦福利部长亚当·希斯加尔德的个人秘书，就任DGB事务局长。
1924年，初次当选国会议员，就任中央党议员团的财政政策发言人。1925年，提出限制所得税在12亿国家马克的“布吕宁法”。他本身是自制且禁欲的人物，此外再加上他的专业知识，使他的声望相当崇高。1929年，就任中央党议员领袖。当时德国因杨格计划而必须对国内增税，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时，也表示支持，这前后连贯的政策引起了当时的德国联邦大总统兴登堡的注意。
为了寻找接替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的赫尔曼·穆勒总理的人选，兴登堡总统的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劝说他考虑布吕宁作为人选。正在摸索大联合政府的兴登堡总统不喜社民党加入其中，因此布吕宁找上了与其对立的德国人民党，邀请加入联合政府。1930年3月28日，兴登堡总统正式对布吕宁作出组阁的指示，由于之前便完成了各政党间的谈判，因此组阁速度超乎寻常，仅在几天后的4月1日便完成。加入该联合政府的政党除了有中央党外，还有德国国家党、德国人民党、经济党，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部分。布吕宁就任总理时年纪仅44岁，为当时德国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
新成立的内阁最初的课题便是经济大恐慌造成的经济衰退。杨格计划延缓德国支付赔款但同时要求稳定通货，因此在1930年6月，财政部长提出进一步的削减支出法案，该案由于社民党对兴登堡与布吕宁的猜疑而反对，因而未获半数。遭到国会否决。1930年7月18日，该法案在社民党、德国共产党、纳粹党与德国国家人民党反对下，再度以微弱优势否决了该法案。布吕宁援引威玛宪法第48条，试图使法案不经国会通过，以否决国会多数的决定。1930年9月14日，国会大选开始，但此次情势则大幅转变，布吕宁原先预期无党派候选人将大幅当选，但结果是纳粹党与共产党的崛起，德国的政治结构转变为右派和左派的两极化。除此之外，纳粹党跃升为国会第二大党，也引起国外投资者的不安，经济丝毫没有起色。
在国会完全处于弱势、行政完全依靠总统政令的布吕宁政府难以正常的召开国会，因此有62个以上的法案是经由紧急立法而通过，而纳粹党与共产党皆提出法案无效的动议，尽管如此初期并没有放弃拉拢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右翼势力。后在社民党的帮助下，布吕宁才得以排除两党的动议顺利召开国会。社民党之所以帮助布吕宁，有对抗纳粹党及共产党的意图，但除此之外，也是因布吕宁与社民党达成妥协并仰赖其持续政权的缘故。因此引起兴登堡总统对布吕宁的不满。
为了挽救经济，布吕宁施行一系列的紧急法规，并实行紧缩性财政与通货紧缩政策，更进一步增加新税、降低工资来诱使德国提高出口。布吕宁以为依据的清算理论（Liquidationsthese）认为，在紧缩期的价格下跌将通过对无法调适的企业进行淘汰最终实现市场均衡的恢复。而对于德国的优势在于，作为最先触底的工业国家德国可以凭借价格优势创造大量的出口，从而在复苏期间一举领先。
1930年，访德的奥地利总理约翰·绍贝尔提出德国与奥地利结成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的计划。1931年春季方案公布后，法国皮埃尔·赖伐尔和以捷克斯洛伐克为首的小协约国强力反对，指出这严重违背了1922年《奥地利重建协定》精神，法国禁止国内银行贷款给德国或奥地利。1931年6月，法国的资金禁令声明后，在德国银行业本就陷入困境的时期里，布吕宁发出了正式的公开声明，表示德国已没有能力赔偿，所以将不再继续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随后德国的经济评价迅速下滑，进而导致全国范围的信用危机，但法国的经济同样受到莫大的影响。
同时，针对伤残士兵与失业者的紧急法令开始反弹，各城市都出现共产党发起的示威游行。为了和缓这一连串事态，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提出各国政府间的债务、赔偿及战争债务均延期一年偿付，此既为1931年6月的《延债宣言》。7月的会议中国际方面成立了莱顿委员会来评估德国进一步的信贷需求，并承诺11月前不再从德国撤回贷款。接着在8月在巴塞尔达成了停止偿债半年的《停止偿债协议》。但是德国的投资依旧不见起色，为了实现恢复德国偿债能力的国际方案中，法国要求以财政援助换取未来40亿法郎的资金和布吕宁政府的“政治暂停”并十年不修改《凡尔赛和约》，这为布吕宁的少数派政府所不愿亦不可接受。
尽管英法两国国内也有支持德奥关税同盟计划的声音，例如安德烈·勒·特罗克尔就称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泛欧关税联盟；温斯顿·丘吉尔称赞其为布吕宁改善国内政治基础的一次机会，但两者的观点都是少数派。英国外交部的观点是，关税同盟是否应该视为一种好斗姿态的展示都要取决于193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成果，而要取得成果则有赖倾向改善关系的政治家如布吕宁和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这样的人到时候仍在其位置上，而白里安的态度显然是他在1931年5月总统选举中落败给保罗·杜美的原因之一，英国要做的“仅仅是掐灭它”。1931年9月关税同盟方案最后在英国一同反对下被常设国际法院否决。兴登堡总统再次对布吕宁感到不满。失业者更高达600万人，大银行在此困境下甚至被迫关闭了几天。与布吕宁的预测不同，虽然成功缓和支付赔款的义务，但各国为摆脱通缩螺旋让金本位不可逆转的瓦解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续各国竞相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导致的竞争悖论，德国的经济危机在1931年不见好转，贸易伙伴不容许德国产生贸易顺差进而造成本国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德国国内则货币价值增加，实物资产贬值，即使能接满订单但仍然无法避免走向破产的大企业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反过来又造成其它企业破产，走向债务型通货紧缩，短期内便最终化为了政治后果。10月的国会会议上，布吕宁在发表工作报告的发言中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持续下行做了分析[1]。内政外交的失利也为右派提供了攻击布吕宁政府的口实。10月哈尔茨堡阵线的结成实现了右翼势力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联合，虽然该联盟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因目标不同而破裂。
紧随英国贬值本币的步伐，在1931年9月专家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协会的一场秘密会议上威廉·劳滕巴赫提出了被称为“劳滕巴赫计划”（Lautenbach-Plan）的经济方针，旨在通过信贷扩张扩大就业。尽管央行总裁汉斯·路德因为对国库收支的顾虑而不赞同大幅放贷的实施，但计划仍然得到批准，然而因为赔款偿付等信用课题（融资需要得到外国债权人和央行的同意）仍然使得融资十分困难，各部门只对负责领域制定了刺激计划但不能落实。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真正得以落地仍要等到弗朗茨·帕彭内阁在洛桑会议后消除了支付赔款的必要性，并大力支持供给，这被称为“帕彭计划”（Papen-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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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兴登堡与纳粹党的阿道夫·希特勒角逐联邦大总统。此次兴登堡借助社民党选票才得以取胜，他遭到了保守人士的质疑，这令兴登堡开始向右派倾斜。
在德国的经济衰退依然没有起色的形势下，布吕宁配合1926年开始实施的东部援助计划提出紧急立法，将失业者安置在德国东部的破产地主的农地上从事农业。该法案可有效活用地主的土地，但内阁遭到地主占大多数的容克阶层的激烈攻击为“农业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德国东部的庄园主的兴登堡甚至拒绝在该法案上署名。布吕宁5月11日在国会演说时发表“成功就仅在100米后”的乐观说法[2]。但向来支持禁止纳粹的冲锋队的威廉·格勒纳，也是当时德国的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的他，在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策略下，于5月13日辞职下野，包括其它的不利事态令布吕宁内阁开始陷入困境。在随后的5月30日，布吕宁提出辞呈。经过异常简单的退休仪式后，憔悴的布吕宁开始住院疗养。单身的他并没有在总理官邸以外的家。兴登堡要求他担任下任外交部长，布吕宁则表示他无法承担外交责任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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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布吕宁考虑到纳粹取得政权的危险性，故而反对中央党与纳粹党合作。1933年1月，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因此纳粹成功取得政权。1933年3月，在德国此次的国会大选中，布吕宁当选国会议员，但是此时国会提出了恶名昭彰的德国1933年授权法。布吕宁反对该法案，但为避免中央党议员分裂，不得已只能够赞成。受布吕宁影响，也有为数众多的议员转而赞成，从而使得该法案通过。中央党党魁路德维希·卡斯，趁着至梵蒂冈缔结《政教协定》的机会，寻求且成功得到梵蒂冈的政治庇护。1933年5月6日，布吕宁就任为中央党党魁，同年7月中央党自主解散。
1934年5月，布吕宁得知他成为纳粹的肃清对象，为避免惨遭杀害而离开德国。布吕宁经由瑞士辗转抵达美国，并在哈佛大学得到了教授职务。在美国时极力避免谈及有关希特勒或纳粹的的言论，甚至避免接触逃亡到美国的德国人。另一方，仍旧留在德国的施莱谢尔，于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当晚遭到杀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2年，返回西德，在科隆大学教导政治学，不满当时的西德总理康拉德·艾德诺的同盟政策。同时亲自执笔书写自1954年从美国归国到1970年死亡前的回忆录。逝世后埋葬在故乡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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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Zwei Jahre am Steuer des Reichs : Reden aus Brünings Kanzlerzeit. Köln: Kölner Görreshaus. 1932.
- von Wilhelm Vernekohl. (编). Heinrich Brüning : Ein deutscher Staatsmann im Urteil der Zeit. Reden und Aufsätze.. Regensberg, Münster. 1961.
- Memoiren. 1918–1934.. Stuttgart: DVA. 1970.
- von Claire Nix (编). Briefe und Gespräche, 1934–1945.. Stuttgart: DVA. 1970.
- von Claire Nix (编). Briefe, 1946–1960.. Stuttgart: DVA.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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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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