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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1967年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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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1967年8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宗涉外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之一。[1][2]
背景
1967年5月，英属香港发生六七暴动。[3]为了声援香港左派将文革引入到香港的斗争，中共北京市委及社会各界发动了多次反英集会、游行。[4][5]此外，在日趋炽烈的文革气氛下，同年已发生多起冲击外交人员的事件，如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1967年莫斯科红场事件。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煽动造反派夺取了中国外交部的权力。[5]
因为自6月起《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这三家左派外围报社连续刊登多篇煽动文章、鼓吹炸弹袭击及发布假新闻意图制造社会恐慌，[6]香港警方在8月9日以违反《出版条例》及《煽动条例》拘捕了这三家报社的负责人及承印人合共5人。8月10日，案件在中央裁判司署首次提堂，律政司表示根据《出版条例》在案件正式开审前，有权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即时禁止涉案的三家报社继续出版，现时先向这三家报社发出不得刊登煽动文章的警告，暂时不申请停刊禁令，法官在庭上向三家涉案报社发出严正警告，然而这三家报社在负责人被起诉后无视法庭警告，[7]在8月10日至15日持续刊登煽动文字，由于警告无效，律政司向法院申请停刊禁令，法院于8月17日颁令三家涉案报社停刊6个月。[3]:157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最后通牒），要求港英政府在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左派报社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方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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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8月22日，红卫兵组织“反帝修联络站”组织数万人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门口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5][9]大会由晚9点开始，抗议者“开始是守纪律的”[5][10]，人群整齐地坐下、发表演讲，并用扬声器高呼反英口号。[10][11]
随着48小时的最后通牒期限过去，在晚上10时45分左右，大批造反派群众不顾警卫的阻拦冲入英国代表处，[5][12]破坏房舍的门窗，将家具往窗外扔出，又用汽油罐和燃烧瓶放火焚烧代办处大楼和停泊的汽车。[5][12]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和驻华参赞柯利达在事件初时带领职员和家眷前往代办处的保险库躲避，但不久因大楼被纵火，惟有从紧急出口逃生，[5][11]他们逃至院子时，红卫兵将他们围住，用棍棒殴打他们，并撕扯他们身上的衣物，[5][11][13]他们“不仅遭唾埃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5]霍普森坚拒向毛泽东像下跪，遭红卫兵围殴至血流披面、满身伤痕，[14]并有多名外交人员在事件中受伤。[12]此外，霍普森的北京住所也遭到劫掠。[11]
随后有消防车到达现场试图灭火[10][12]，但一度被红卫兵所阻拦。[10][11]凌晨，周恩来总理和江青命令红卫兵停止进攻。[5][11]后来有解放军人员抵达，护送被围困的英方人员撤离，前往瑞典、挪威、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使馆暂住，[5]但不得离开北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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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反应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5][8]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9]
霍普森等人虽获解放军人员从被包围及纵火的代办处护送离开，及被带到在北京使馆区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使馆暂住，但因为中国政府不许英方外交人员离境，故此英方人员事实上是被软禁于北京使馆区多个月。8月23日，为回应驻华代办处被焚及外交人员被限制离开北京，英国政府宣布限制50到60名中国驻英外交人员出境；英联邦事务大臣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称中方“公然践踏他国主权”。[12]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人员和伦敦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有的外交人员还举着毛主席语录，中方有几名人员受伤。[15][16]
1967年12月，在香港发生的左派暴乱结束，两国关系转趋缓和。1968年4月12日，仍然被中方禁止离开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探望了在1967年7月21日被中国政府以“间谍罪”软禁于住所地下室的英国籍记者安东尼·格雷。1968年8月，霍普森终于获得中国政府发出离境许可，从北京飞抵香港。[17]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约翰·谭森（John Denson），[8]就代办处被冲击及焚毁的事件向英方作出正式道歉。[18]同年，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的工程竣工。[3]:163
对六七暴动的影响
因为中国政府限令港府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家左派报社的出版禁令及释放19名左派媒体负责人和记者的最后通牒在8月22日晚上届满后，除了北京红卫兵冲击及焚毁英国驻华代办处，中国当局没有其他报复行动，[3]:164加之在事发后，中国总理周恩来立即召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谴责殴打英国外交官员及捣毁驻华代办处的鲁莽行为，并且就事件联系英国政府进行沟通，英国政府因而了解到中国政府不会作出更激烈的行动支持左派在香港发起的暴动，更不会为此对香港出兵，红卫兵纵火焚毁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反而暴露了中方的底牌，[19]英国政府不用继续顾虑港府强硬对付左派暴动会引来中方更强烈的反应，甚至爆发战争，当时由戴麟趾领导的港府因而有更大的空间采取强硬措施平息这场左派暴动。[20]这次严重外交事件亦促使中共中央重新审视对六七暴动的取态，周恩来因为文革和左派的斗争不断升级，情况已难以控制，被弄得骑虎难下，在外交上也陷于被动，最终在同年12月叫停左派在香港进行的激烈斗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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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人员后续情况
当晚在代办处的23名英国外交官与职员中，有数人日后出任要职，如柯利达爵士（1978年任驻华大使）、艾博雅爵士（1994年任驻华大使）、约翰·韦斯顿爵士（199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雷·惠特尼爵士（1978年任国会议员）。[13]
参见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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