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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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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主义（英语：masculism），又作男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男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其目标是消除对男性的歧视，或提倡和强调被视为典型男性特质的价值观。同时，这些术语也可能涉及男性权利运动或男性运动，甚至包括某种形式的反女性主义立场。
男性主义经常被认为是父权主义，实际上，男性主义是对父权主义或是女权主义的反应理论。尽管在理论上面具有部分相同，但深究其脉络和具体实践并不能一概而论。
男性主义认为男性应获得聚焦，快速协助、保护、照顾、支援弱势男性。男性主义是与女性主义平行发展的。[1]由于派别不同，因此在对待女性主义上也不尽相同，例如乔治·贾尔德的作品就多为对女权运动的批判。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男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男性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在香港，香港男士协会是主要的男权运动组织。而起步较晚的台湾，除了台湾父亲权益协会、台湾男性协会，亦启发了英雄爸爸等新创公司以男性为主要受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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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根据历史学家朱迪斯·艾伦（Judith Allen）的说法，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 1914 年创造了“男性主义”（masculism）这个词[3]，当时她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名为“男性主义研究”（Studies in Masculism）的公开讲座系列。艾伦指出，吉尔曼使用“男性主义”来指代那些反对女性权利的厌女主义男性，更广义上则描述了“男性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集体政治和文化行动”，艾伦将其称之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论述中的性别政治”。吉尔曼称那些反对女性投票权的男性及女性为“男性主义者”，而这些与男性联手反对女性权利的女性则被称为“不愿前进的女人”。此外，她还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最糟糕的男性主义表现”。[4]
根据《媒体与传播词典》（2011年版），“男性主义”（masculinism或masculism）被定义为“与女性主义相对应的男性主义”。“男性主义”涵盖多种立场，包括追求男性的平等权利（例如离婚后的子女探视权），甚至延伸至激进的要求彻底取消女性权利。根据《文学与文化理论百科全书》（2011年版）中的苏珊·惠特洛（Susan Whitlow），这两个术语在各学科中可以互换使用。社会学家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于2007年指出，这两个词在男性权利和反女性主义文献中相当常见。[5]
性别研究学者茱莉亚·伍德（Julia Wood）将男性主义描述为一种主张男女应因其根本差异而拥有不同角色和权利的意识形态，认为男性受到歧视，并需“重新夺回其应有的男性地位”。社会学家亚瑟·布里坦（Arthur Brittan）与池田智（Satoshi Ikeda）则指出，男性主义是一种为男性主导社会辩护的意识形态。布里坦认为，男性主义主张男女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并拒绝女性主义对性别关系为政治建构的观点。[6]
政治学家乔治亚·德斯特-拉赫蒂（Georgia Duerst-Lahti）区分了“男性主义”（masculism），即早期追求性别平等的男性运动精神，与“男性主义”（masculinism），即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社会学家梅丽莎·布莱斯（Melissa Blais）和法兰西斯·杜普伊-德里（Francis Dupuis-Déri）认为，男性主义是一种反女性主义，并将男性主义与阳刚主义视为同义，并追溯至作家华伦·法瑞尔（Warren Farrell）。他们指出，法语媒体中越来越多将此运动称为“男性主义者”（masculiniste）。杜普伊-德里补充道，男性运动的成员同时以“男性主义者”和“阳刚主义者”自居。
加拿大哲学家费雷尔·克里斯滕森（Ferrel Christensen）指出，“定义‘男性主义’困难在于此词很少被使用，且几乎未被任何哲学家探讨。”他区分了“进步的男性主义者”，他们接受许多女性主义促进的社会变革，但认为某些减少对女性歧视的措施反而加剧了对男性的歧视；与此相对，还有一种“极端版本”的男性主义主张男性至上。克里斯滕森认为，若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皆主张消除对各自性别的歧视，这两者未必相互冲突。然而，许多人认为其中一性别受更多歧视，因此选择支持一方并排斥另一方。
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坎珀（Andreas Kemper）认为男性主义是男性主义的一种变体，其目标是反对支持女性优势的观点，基本上带有反女性主义的特征。男性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男性主义”（meninism）。[7]
男性主义者关注的议题
许多男性主义者建议单性别教育更有利于男孩。[8]在香港有许多男校，例如拔萃男书院、圣言中学、观塘玛利诺书院、喇沙书院等学校。
在香港教育方面，其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本来是男女分开派位，以迁就男女的发展及学习上存在先后差异，并确保每间男女校的男女生人数大致均等。后来有家长及妇女组织以及平机会主席胡红玉认为这是性别歧视，政府只好在2002年采用男女合并派位模式。数据显示，这个安排令较多女生能够被分派至第一派位组别（band1）的学校，而较多男生则被分派至第三派位组别（band3）的学校，第一派位组别（band1）的学校男生相对减少，对男生构成逆向歧视。男女合并派位被认为是构成的对男生的逆向歧视，较多女生被分派至优秀学校，而较多男生则被分派至差劣学校，因此很多男女校都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衡现象。这变相是另类的性别歧视，对小学阶段学习发展普遍较女生缓慢的男生造成不公平，使女生平均来说占有较多优势。林超英批评：“舒服工作女仔做，辛苦工都是男仔做，胡红玉害死香港一代男仔！”[9][10]
不少意见认为，混合派位对男生不利，第一组别中学收生变得女多男少，第三组别中学的情况则相反，继而引发骨牌效应，令男生在学业上节节败退，最终造成今日大学男女生比例失衡问题。女生成功考大学的人数虽然较多，但与此同时亦面对更多同性的竞争对手。从同性竞争角度看，可以说男生到了考大学的阶段时似乎反而“占优”。现今社会普遍为人接受的教育理念是以个人均等原则为基础，每个人也可以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家庭出身等因素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教育擢升。女生在现有机制下具有所谓先天的学业优势，例如比男生在阅读及写作上花更多时间、多主动投入学业活动等，同时也是个人努力与付出，她们因此取得好成绩，最合理不过（不少男生也能付出一样而获得好成绩）。现存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已指出，男女先天分别（包括脑部发展）并没如想像中大，学能、社交能力、情绪控制等发展反而受后天及体制性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更大，而且男女学能差距在不同地方、文化亦有所不同。要着手处理“男孩危机”，不但需要针对课程发展、学与教策略、评核机制等方面检讨与改善，同时亦需要家庭、学校、社区等全方位配合，从小做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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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美国的就业报告显示，94%的工伤死亡发生在男性身上。男性主义者Warren Farrell认为，男性经常要从事肮脏、危险的体力工作（包括服义务役），而女性涉及这种的工作的比例非常低。[8]
男性主义者也高度关注男性遭到强奸、乱伦时，遭到其他男性和女性无情的嘲笑、歧视、被认为是“赚到”等等在精神与肉体皆受到残忍伤害之际却无人理会的情况。上述情况则是社会对男性的性主动和需求的刻板印象。
以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社会风气，针对男性的暴力经常被更低估和忽视，或不被严肃看待；与此相对，针对女性的暴力则受到大众关注。[12] 还有论者认为，认为女性很单纯的固有意识和对女性的同情让犯下同样罪行的男犯和女犯获得不同刑责。[13]
开普敦大学哲学主任David Benatar说：关于离婚监护权的论战恐怕是男权运动里最著名的领域。比较孩子主要照看者获得监护权的几率，男性照看者要低于女性。有些时候，即使母亲不争取监护权，父亲也不会得到孩子的监护权。[14]上述情况则是传统社会对家庭的抚养概念专属女性。
男性自杀的比例很高。[15]
阴柔气质
社会学家C. J. Pascoe在2007年出版的《高中的男性气质与性行为》一书指出：传统社会对男性的想像多建立在独立阳刚之上，压抑了非主流阳刚气质展现的男性，尤其是“娘炮笑话”。[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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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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