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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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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膏，是指清治时期至日治时期间，台湾汉族将台湾原住民猎杀后，将其骨头和中药材熬成的黑色膏状物，作为治疗疟疾的药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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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载
民杀番，即屠而卖其肉；每肉一两值钱二十文，买者争先恐后，顷刻而尽；煎熬其骨为膏，谓之番膏，价极贵。官示禁，而民亦不从也。
“
”
胡传 《台湾日记与禀启》第197节[9]
明确写出番膏一词的相关记载有三，分列如下：学者陈明仁提出的论述，最早明确提到番膏一词的史料可能是为清朝官员胡传[10]，胡传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台任官期间的日记事《台湾日记与禀启》，记述到埔里地区捕杀到生番后，将肉割下卖钱，并提到将遗体骨头煎熬成的番膏，其售价相当昂贵，即便官府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民众仍有买卖行为[11][12]。
埔里乌牛栏的牧师曾持衡投书“台南府城教会报”、写下“埔社消息”一文，于1903年刊出，文内写道生番被当地人捕杀，并由众人分该遗体部位的见闻，当地人认为番肉是“真好食”、番心会做成药物，当时相信在治疗心气病一事上有所效果；而番胆可以用作治疗刀伤与枪伤的药物；若是将骨头和中药熬成胶所制成的番膏则是可以用作治疗寒热病，因此除了部分内脏和头发没有用处外都有用途，并认为杀死一名生番，胜过猎到几头鹿。[13]
马偕博士18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提到台湾原住民出草以及与汉人的冲突，并描述原住民的猎头者遭到捕获时的情况[注 1]，马偕纪录下清朝官府公开处刑的生番，其遗体被围观的民众分尸，文章内容提到，其骨头相信是能治疗疟疾的药物而会被煮成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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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王泰升教授认为，清朝文献上“民”、“番”两个字是指不同族群，民人是台湾汉人，番人是台湾原住民。[15]
于1895年至1898年间，为台湾总督府工作的日本人佐仓孙三，1903年以汉文写成的“台风杂记”一书中写道，生番出草，而后汉人反击杀害，汉人将遭击毙的生番的腿肉割下，然后投入釜中羹之。[16]
时职于台湾总督府台南地方法院检察局通译官的日本人片冈岩，于1921年出版的“台湾风俗志”一书中，纪录关于番肉一事，[17]他写道，住在南投厅埔里社以北邻接番地的汉人，杀一个番人举庄的住民都会前来庆祝，他们将首级插于枪尖上游行，该队伍“应他庄邀请去游行”，游行结束将遗体“寸断煮熟，切片分食”。[18]
曾任记者以及美国驻台领事的达飞声，于1903年出版的“福尔摩沙岛的过去与现在”（英语：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中谈论1880年代末期至1890年代初期的清政府与大嵙崁原住民间的战争的段落后认为：“清政府在遣兵攻打生番期间，汉人竟在市场上公开贩售生番肉⋯⋯”，“⋯⋯根据古早迷信，坚称吃生番肉稳当强身固精，勇气百倍，所以有些人以这种理由当作这种吃食习惯的借口⋯⋯这种理由是禁不起检验的，详细思量，只不过是食人文化（cannibalism）的余孽⋯⋯1891年山区战乱期间，生番肉与猪肉一样，装于竹篮，公然在大嵙崁市场，当着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面前贩售⋯⋯”。[19]
原住民族也有近似的食人记载，例如英国传教士甘为霖另外提到，埔里的平埔族巴宰族妇人，因丈夫被生番所杀，将猎到的生番遗体煮来吃、或台湾原住民在出草后，把割下来的首级，与粟米、小米一同放入锅中烹煮，并认为食用这类可增加勇气，来抵抗外来者，另外生番部落则将脑浆制成的膏状食品，视为招待贵宾的食物[20]。据说马偕也曾目睹大溪山区原住民食用汉人脑浆，发泄仇恨的情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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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人食用番肉和番膏的行为，学者周宪文认为是“文明与野蛮的反照”[22]。另一位学者谢继昌则认为：“埔里人之说所以食用番肉和番膏，一来是极为痛恨生番，二来是吓阻生番来杀害埔里居民”。[23]
学者陈龙廷则以英国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的食人动机理论延伸综合报告，詹姆斯·弗雷泽认为“野蛮人之何以会吃掉文明人”，吃了某人是为了获得他的某种特质，如获得文明人的道德与智力，陈龙廷以此反向进一步认为：“......可能潜意识地认为台湾原住民嫉妒他们的文明，因而想像原住民会吃掉他们，占有他们的文明。因此，在汉人的社会中，把番肉作为食物，把番膏作为药材，是企图将台湾原住民予以非人化，剥夺其作为人的尊严和的地位，是文明/人与野蛮/非人二元对立中帝国对边陲文明的藐视”。[24]
参阅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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