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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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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是1989年中国八九民运中,5月23日晚发生在广州的一场大游行,也是广州乃至广东省在八九民运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参与者包括专程从香港赶往广州的香港学联学生代表,乃至在暨南大学等大学留学的香港与澳门学生[1][2][3][4][5]。
背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死后,八九民运开始。广州作为中国华南的最重要城市之一,也发生了响应的运动。随着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国务院宣布北京戒严,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市民游行开始升温。广州在5月已经发生多次市区大游行,与此同时当时仍为殖民地的英属香港、葡属澳门,民众也紧密关注中国的学运情况,并通过媒体、捐款等方式影响着广东。5月20日前后,广州工自联成立,即得到来自香港支联会的捐款和组织协助。
经过
5月23日,由香港十三间大专院校163名学生组成、由时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陶君行领衔率领的队伍,白天制作了三十多条横幅,携带大量宣传品。在红磡体育馆誓师后,从火车站乘火车经深圳到广州。据港媒报导,香港学生队伍原本预料过关可能会遇到问题,并计划若入境深圳失败就会在海关静坐抗议,但其在通关时似乎获得刻意安排,学生火车到达罗湖后,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安立即为其安排入境,经过数分钟即令全部人出关,亦无例行行李检查。在广州车站亦有公安人员开路,让香港学生前往越秀宾馆[6][7]。
晚8时左右,各高校学生陆续汇集在省政府门前。从9时半起,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来自深圳、佛山等地大学生在内的五十万学生、新闻界与社会人士,以“粤港澳环市大游行”的名义从广东省政府前出发游行,以两部配置高音喇叭的宣传小汽车开道。队伍打头的汽车是广州市某小汽车出租公司的司机“未经上级同意”开来为游行当引路与指挥用的。队伍前头打着中国国旗、“广州市民志愿游行团”和“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横幅。带头的广州社会青年沿途高呼“打倒李鹏”和“欢迎加入”等口号。当天广州阵雨不断,东风中路数千米的路段被人流堵塞[8]。
游行队伍长达数里,并展示“李鹏戴手铐”、“大扫帚扫走小瓶子”(暗指邓小平)的海报,呼叫或展示“省港学生心连心”、“反对封锁新闻”、“打倒李鹏”、“声援北京学生”、“还政于民”、“打倒独裁”、“结束老人政治”、“调兵是动乱之举”、“逆民者亡”、“镇压学运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反对军管”、“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民主、自由万岁”、“打倒官倒”等口号或口号,亦有人唱《国歌》、《国际歌》。游行路线为沿东风中路、解放北路、流花路、环市路、人民路、南方大厦行进,再过人民桥,沿同福路、江南大道,折回海珠桥,最后抵达海珠广场汇合。游行持续到次日凌晨。由于当时谣传李鹏下台,更有人将游行名称改为“省港胜利大游行”,点放鞭炮庆祝[6]。
海珠广场在游行开始前就开始聚集了数千市民,连同部分的学生及“广州市民声援团”,在场高声讨论时政,开广播放送新闻,等待游行队伍到来。也有人在广场展示“阿斗误国华夏痛恨李鹏去,全民觉醒神州呼唤紫阳回”的对联[9]。晚上11时,华南理工大学的队伍最先到达广场,广场上响起了欢呼声。游行沿途有十万市民沿途欢迎或围观游行,并且时时爆发掌声。游行队伍中包括三百名专程到广州参与的香港学联学生(晚上八时乘火车到广州)、佛山与深圳大学的学生和暨南大学的大部分港澳学生[8],以及从黄埔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过来的工人队伍[10]。队伍前后左右都有学生纠察队手拉手护卫,警察亦把手各个路口疏导交通,数万辆学生和市民的单车、摩托车均露天停放在路边直到凌晨,并未出现被盗[11][12]。
在游行过程中,也有部分团体展现出具有其特色的标语或口号,强力啤酒厂的工人口号为“强力为学生加油”、广东医药学院的横幅有“李鹏得症,对政下台”,作家们的横幅宣称“一九八九,专制末日,民主之年”,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吹着小号,高唱国际歌,也有一个横幅题为“今日影讯”、借用《最后的疯狂》电影为名,注明“由李鹏领衔主演”,“此片誉满全球,荣获法西斯最高奖”。香港学联的学生举著巨大黄色标语,引入注目,并沿途向观众派发复印的香港报纸资料。中山大学有人用四块大布做成四个巨大的“醒”字,表示“广东人民不会再沉默”[9]。文艺单位的工作人员,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中国金报、亚太经济时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新华社驻广州五十多个记者职员,亦到广东省府前参与,并打出“良知、真识”、“反对新闻封锁”、“人民有权利知道国家大事”、“要求新闻自由”的标语旗帜,也有“港澳新闻出版界”的招牌出现在游行中,并受到群众欢迎。有市民表示,因为北京戒严之后广州报纸、电视台有关学潮的新闻基本消失了,只有通过香港的报道才能了解情况,因此游行队伍中亦出现“感谢香港新闻界”的巨幅标语[13][14][15][16][8][9]。凌晨2时多开始,游行队伍陆续散去。三时,游行学生陆续返校,学校沿街的大排档因此生意兴隆[11]。
一名广州外国领事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认为广州当时以“经济繁荣”“商业闻名”,因此其民运的规模“出乎意料”,也有参与者受访时指其从演讲者的口音中,认为广州活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往往是外省籍的学生与人士[15]。大公报的评论则认为,此前“外省人眼里的广州人只顾“揾”钱,不问政治”,但广州街头的罕见大游行会改变人们的看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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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游行次日即5月24日白天,广州市内没有游行,有学生领袖表示广州市内已经连续多日组织大规模游行,学生和市民需要休息。广州高自联亦考虑不再扩大游行运动,以便“加强宣传工作”,使“民主及言论自由的信息”普及。直到6月3日晚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州才再起大规模的群众示威。
另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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