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恶意原则

真实恶意（英语：actual malice），也译为真正恶意、实际恶意、实质恶意，美国法律名词，是美国法院用来规范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准则之一。这个原则在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沃伦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确立，由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撰写多数意见，这个原则限缩了政府官员的名誉权，扩张了言论自由的范围。^[1]

这个原则限制了公众人物以诽谤来阻止新闻媒体的报导自由，以防止寒蝉效应。其背后的立场，主要在于限缩政治人物的隐私权，让公众有更多机会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获得真相；但这也同时带来公众人物难以回避不实指控的影响，特别是媒体受到操纵的情况下。反对者认为这个原则侵害了个人隐私权与名誉，减少新闻媒体的查证义务，助长了新闻媒体轻率报导的风气。

内容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于名誉权侵害，采取无过失责任，也就是真实抗辩原则：被侵害名誉权的当事人，不须要举证行为人在主观上已经认知到他的言论侵害到他的名誉权，只需要举证他名誉权受损的事实。在公众政治上，当政治人物认为自己名誉已受损，就可以对于记者与媒体提出诉讼。

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沃伦法院）创设了真实恶意原则，在政治领域上，取代了真实抗辩原则。这个原则下是指政府官员（Public Officials）在指控媒体报导涉嫌诽谤或侵害名誉时，必须证明被告“明知其言论不实”（with knowledge the statement was false），或“对于其言论真实与否毫不在意”（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the statement was false or not），才能够让名誉权受损事实成立。因为必须举证媒体报导中具备相当的主观恶意，这增加了政治人物对媒体侵害其名誉权的诉讼难度。

再经过一些判例发展，当被告疏于查证的情况已经相当于“蓄意的回避事实真相”（purposeful avoidance of the truth），才有可能构成真实恶意。

美国大法官作出这项判决的用意，在于大幅度增进言论自由的范围。在苏利文案判决中，说明，“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应该要不受限制、强健有力，以及完全的开放（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即使这些言论，可能包括对政府或政府官员尖酸刻薄及令人不快的攻击。”

不同地区实例引用

中华民国（台湾）

上诉人主张刑法诽谤罪有关规定违反宪法第十一条之言论自由，而声请释宪。为此，2000年7月7日，大法官会议作成释字509号解释^[3]，并未采纳真实恶意原则，而是创设合理查证原则，意思是：“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也可以阻却违法。

有人认为，苏俊雄^[4]及吴庚大法官协同意见书^[5]的见解，等于是采真实恶意原则，但其中并未阐述真实恶意原则的意义、审查要件及适用上之限制，容易造成望文生义的误解。况且，所谓协同意见书或不同意见书，就是与解释文、解释理由书的见解有所不同，而未经大法官会议议决的个人见解，不具法律效力。

法律界一般认为，释字509号的意旨，应为合理查证原则^[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