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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香港電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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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笑》（英语：Laugh, Clown, Laugh）[1][3][4][注 2]，是香港一部1958年摄制的国语黑白时装伦理电影[1]，由李萍倩执导，鲍方、石慧、龚秋霞等人主演，被视为李萍倩与鲍方的代表作之一。本片曾在1959年于广州公映，至1960年才于香港上映。2011年，获香港电影资料馆推选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
故事以1940年代的日占时期天津为背景，讲述生性乐天、具喜剧表演天赋的银行小职员沈子钧突遭辞退，瞒着妻女表演相声谋生，情节中悲剧与喜剧交集。上映多年后，电影研究者才得知本片是改编自李萍倩在日占时期上海所执导的电影《笑声泪痕》（1945年），一些影评人认为本片暗示了他在该时期从事电影工作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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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位处沦陷区（日占区）的天津。片中没有强调此时代背景，只透过一些景物表现，如开场时窗外远处的日本旗帜、小巷墙上的“大东亚共荣圈”一类标语。[5][注 3]
故事讲述年约五十岁的沈子钧（鲍方饰）是在一家银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小职员，与妻子（龚秋霞饰）育有三名儿女，其中长女沈慧英（石慧饰）已届升读大学之龄，另外两名儿女仍是幼童，一家五口依靠其不多的薪酬生活。沈子钧生性乐观，并具有喜剧表演天赋，闲时喜欢钻研唱戏、相声、魔术等。1943年除夕，他突遭银行辞退，不敢告知妻女实情，谎称遣散费是银行的年终奖金。自此，他对家人强颜欢笑，假装还在银行工作，暗中以典当度日。后来沈子钧偷偷与旧同事关仲平[注 4]（石磊饰）组成“笑笑笑剧团”，以表演“文明改良相声”维生，大受欢迎，但因知道妻女嫌弃戏子，只能一直隐瞒。直至女儿沈慧英与男朋友的家人出席宴会，刚巧“笑笑笑剧团”获邀在宴会上演出，真相揭露，一家人终于能敞开心扉。[1][7][8][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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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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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与制作
本片导演李萍倩成名于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圈，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他加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后为该公司开拓了新的喜剧电影路线[10]。在过去，罗卡等电影研究者注意到本片的故事与1958年在台湾首次公映[注 5]、由严俊自导自演的《笑声泪痕》（永华公司发行），颇有相似之处，对两者的渊源进行猜测。据电影研究者蒲锋梳理，后来1958年版《笑声泪痕》的编剧兼副导演李翰祥透露实情，破解了谜团。1958年版《笑声泪痕》实为重拍自1945年在日占时期上海拍摄的一部已失传的同名电影，该部1945年版《笑声泪痕》（华影公司出品）改编自谭惟翰的短篇小说《笑笑笑》并由他亲自担任编剧，而其导演正是本片《笑笑笑》的导演李萍倩，主演正是严俊。换言之，1958年版《笑声泪痕》及《笑笑笑》（电影）均是源自1945年版《笑声泪痕》，由当年电影的两位重心人物分别对旧作进行重拍。蒲锋指出，相较于1958年版《笑声泪痕》加入不少枝节、修改角色姓名、把背景改为现代等变化，《笑笑笑》的故事十分接近1945年版《笑声泪痕》，角色姓名亦沿袭，但背景城市由原来的上海变为天津，蒲锋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李萍倩有意回避自己曾在日占时期上海工作的历史。原著小说与众电影版的差异方面，小说中老父只有一名独女，故事以女儿的角度叙事，讲述她在大学同学的婚宴上，发现表演滑稽戏的艺人竟是自己的父亲。[11][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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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1958年制作计划中的首部作品[3]。据主角鲍方当时所述，本片在该年1月19日至3月15日期间拍摄，在长城作品中属于较快完成的一部；剧组在其角色沈子钧的化妆上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最终按照导演李萍倩意见，在眉与嘴勾上弧形线条，并贴上稀薄的圆形胡子，以展现其乐观爽朗，忠厚而带点滑稽的个性；鲍方认为沈子钧一角“思想感情跳跃幅度大”，甚难掌握。[17]
片中有不少鲍方与石磊进行表演的场面，当中包含了京戏、黄梅戏、绍兴戏、广东戏、数来宝、时代曲演唱，鲍方更有反串演出[18][19][20]。鲍方称自己对这些表演艺术只是略懂皮毛，而李萍倩则是“行家”，当时李萍倩亲自挑选唱段，编写相声内容，与鲍方研究与练习了十天。[21][注 6]
公映与回响
作为左派（亲共）电影公司的作品，本片曾被引入到中国内地公映。其中广州的公映纪录比香港还早，1959年2月28日本片在广州的西濠、美华、乐斯等十一家电影院放映，入场人次被描述为连场满座。[22]
香港方面，虽然1958年8月已出版了电影小说[4]，但直至1960年3月25日才于国泰戏院、快乐戏院上映[1][18]。据研究者罗卡多年后的文章，延迟原因不明[16]。
据中国内地历史学者张济顺整理史料，1960年本片亦曾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放映，门票在半天内售罄，公众要求加场。张济顺以本片作为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香港电影在上海反应的代表性例子，他又举出1958年中国内地本土的大跃进题材电影《常青树》、《钢城虎将》在上海入场人次惨淡，相较之下香港电影成绩远胜本地作品[23]。中国内地电影学者龚艳指出本片属于悲喜剧，剧种上有别于同时期的内地电影；她推测当时安排本片放映，是经过精心挑选，与其背景时空较为模糊（一个属于旧时代的时空），突显底层人民的辛酸及批判性有关[24][注 7]。
据长城等香港各左派电影公司于1982年合并而成的银都机构所发表的统计，本片在中国内地共放映10361场，观众共637.8万人次。[9]:38
1984年11月李萍倩逝世，翌年举行的第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选映了他的数部作品，以作纪念，本片是其中之一[25]。2011年，本片获香港电影资料馆推选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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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电影学者刘成汉将本片评为李萍倩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整体表现“精采脱俗”，题材与成就可媲美秦剑的名作《父母心》（1955年）。其中沈子钧因被辞退而百感交集的一幕，以及结尾父女互相谅解的一幕，均非常动人[9]:174。罗卡指出本片是公认的李萍倩晚年杰作[16]。
蒲锋指出，本片在结尾借沈子钧之口，强调娱人事业能为生活困苦的民众带来欢乐与放松，不是恶俗之事，有其重要价值，这与原著小说、1945年版《笑声泪痕》的观点大为不同，甚至放在长城这种左派电影公司也是非常特别的的观点。他又认为，本片没有任何政治宣传味道，而比较1945年版《笑声泪痕》所留下的故事大纲，可知本片是对1945年版《笑声泪痕》忠实的重拍；蒲锋从该故事大纲对于沈子钧心声的描述，推测李萍倩在日军败局已露的1945年拍摄《笑声泪痕》时，暗示自己只是想拍摄一些温情与娱人的作品，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希望后人将来或会明白[14]。影评人李焯桃亦注意到李萍倩在日占区拍电影的过去，对《笑笑笑》有类似见解，称之为李萍倩的“夫子自道”，他将李萍倩与经历相似的导演朱石麟比较，认为李萍倩在本片显出“豁达圆通”的态度，与朱石麟晚期作品所表现的沉重大相径庭[27]。
影评人林超荣及郑政恒均指出了本片悲剧与喜剧交集的特性，并认为鲍方小丑化的演出借鉴了英国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悲剧喜做”的流浪汉角色，其中郑政恒引用黄麦铨、查良景、胡小峰合著的《李萍倩的电影生涯》一文，指出导演李萍倩正是崇拜查理·卓别林，作为该推断的依据[7][8]。郑政恒称赞鲍方的演出“肉食店”，颇具查理·卓别林的神釆；喜剧与悲剧的结合未有演变成闹剧，“而是悲喜交集，笑中有泪，带出职业无分贵贱，挺起胸膛做人的现实道理”[8]。林超荣指出鲍方担当了片中所有喜剧演出（如描述家庭困境，压抑的氛围中，其角色总是做出苦中作乐的行为），全片近乎是他的独角戏，鲍方与其他演员的演出（只需演绎悲剧或正剧）极不协调，但他能“游刃有余地在喜剧与正剧之间穿梭”；而片中的场面设计也是“倚傍悲喜交杂的处境，将两种不协调情绪碰在一起”，做到了上乘喜剧的要素；本片这些处理手法与角色塑造，在强调主题先行、注重反映现实的左派电影公司，也是甚为罕见[7]。中国内地电影学者张燕形容李萍倩的电影生涯是“从‘笑’和‘泪’的辩证思想出发”，摸索出“轻松喜剧”与“悲剧喜做”两种创作策略，而本片是“最显性的悲剧喜做的代表作”[28]。罗卡则形容本片积聚了李萍倩“对过去的缅怀，对艺术、人生的看法”[5]；早年又曾称赞本片剧本“层次井然，细节铺排丰富”，导演“技巧圆熟而感情饱满”，“悲喜交集得恰如其分”[25]。本片亦被视为主角鲍方的作表作之一[15]。
中国内地电影学者龚艳则认为本片既强调乐观主义精神、家庭温暖，亦展现旧时代底层人民的辛酸，题材与内容是“不着痕迹地呼应了左派电影的批判性”[24]。罗卡则的解读则是本片重点不在对旧社会的批判，而是中国人在逆境中的坚忍、乐天知命，以及家庭亲和力，亦可从中看到“长城阵营国语片传统”与“四十年代大陆左翼影片传统”的异同之处[25]。
林超荣又注意到片中多场戏曲、相声表演，都是像舞台演出纪录片的形式拍摄[注 8]，十分抽离，可作单独观赏之用，从中也表现了鲍方不论在电影演出或舞台演出，都具备深厚功力[7]。刘成汉亦称本片将戏曲的唱做，结合在电影叙事结构与演技风格上，“配合得非常自然妙趣”，是国语片的“一个重要实验”[9]:174。
影评人黄志称赞本片“神韵生动，细节丰富，不落俗套”；说（社会、生活）问题不流于枯燥的说教形式，例如利用主角的古装表演内容借古讽今，反映经济困境。他又认为鲍方的演技“略为舞台化”，但其角色的特殊行为和性格会让观众较易接受这点，本片是以这类角色塑造方式弥补演员演技不足的出色例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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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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