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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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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简称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是一个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研究政府、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2][3]。美国企业研究院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机构，建立于1938年，主要由基金会、企业、个人赞助支持。其宣称的宗旨是：守护并改善美国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的原则与制度，即有限政府、私人企业、个人自由与责任、谨慎与有效的国防及外交政策、政治责任和公开辩论[4]。美国企业研究院与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关联密切，但宣称自身没有党派倾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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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AEI脱胎于美国企业协会（AEA），该协会由路易斯·布朗（Lewis H. Brown）领导的一群纽约商人于1938年创立。AEA最初的使命是促进“公众对通过维护自由竞争企业制度为美国人民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优势的更多知识和理解”[6]。AEI的成立者包括礼来、通用磨坊、百时美施贵宝、化学银行、克莱斯勒和潘恩韦伯的高管[7]。
1943年，AEA的主要办公室从纽约市迁至华盛顿，当时国会的投资组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增加。AEA反对新政丶 旨在提出关于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论点。1944年，AEA召集了一个经济咨询委员会，为研究设定了高标准;这最终成为学术顾问委员会，几十年来，其中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罗纳德·科斯、马丁·费尔德斯坦、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科·庞德和詹姆斯·威尔逊。
AEA在华盛顿的早期工作涉及委托并向国会分发立法分析，国会发展了AEA与梅尔文·莱尔德和杰拉尔德·福特的关系[8]。布朗最终将AEA的重点转移到委托研究政府政策上。这些主题从财政到货币政策，从医疗保健到能源，作者包括Earl Butz，John Lintner，前新政Raymond Moley和Felix Morley。布朗于1951年去世，AEA萎靡不振。1952年，一群年轻的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莱尔德、老威廉·J·巴鲁迪、保罗·麦克拉肯和默里·魏登鲍姆——开会讨论复活AEA[9]。1954年，巴鲁迪成为该协会的执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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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廉·J·巴鲁迪（William J. Baroody Sr.）于1954年至1962年担任执行副总裁，并于1962年至1978年担任总裁。巴鲁迪为AEA筹集资金，以扩大其财务基础，使其超越董事会的商业领袖[10]。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AEA的工作被描述为更加尖锐和集中，包括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Gottfried Haberler、Edward Banfield、Rose Friedman、P. T. Bauer和Alfred de Grazia的专著[11][12]。
1962年，AEA更名为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以避免与代表试图影响政治家的商业利益的贸易协会混淆[13]。1964年，老威廉·J·巴鲁迪和他在AEI的几名高级职员，包括卡尔·海丝，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政策顾问和演讲稿撰稿人。“尽管巴鲁迪和他的工作人员试图在自己的时间支援戈德华特，而不使用该机构的资源 - 但在竞选后的几年里，AEI受到了美国国税局的密切关注，”Andrew Rich写道[14]。众议员赖特·派特曼（Wright Patman）传唤了该研究所的税务文件，美国国税局调查了两年[15]。在此之后，AEI的官员甚至试图避免出现政治宣传[16]。
直到1970年代，AEI仍然是一个边缘业务，在国家政治中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伯勒是1972年第一个加入的人[17]。1977年，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作为“杰出研究员”加入AEI。福特带来了几位政府官员，包括亚瑟·伯恩斯、罗伯特·博克、大卫·格根、詹姆斯·米勒三世、劳伦斯·西尔伯曼和安东宁·斯卡利亚。福特还创立了AEI世界论坛，并一直主持到2005年。在此期间雇用的其他员工包括Herbert Stein和Walter Berns。巴鲁迪的儿子小威廉·J·巴鲁迪（William J. Baroody Jr.）曾是福特白宫的官员，此时也加入了AEI，于1978年从父亲手中接任主席一职[18]。
老巴鲁迪齐心协力招募支援新政和伟大社会的新保守主义者，但对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失败感到不满。这也包括拒绝乔治·麦戈文和平议程的冷战鹰派。他将欧文·克里斯托、珍妮·柯克帕特里克，Michael Novak和Ben Wattenberg带到了AEI[19]。在AEI期间，柯克·派翠克撰写了《独裁和双重标准》一文;这引起了罗纳德·雷根的注意，她后来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20]。AEI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也成为供给侧经济学家的家园[21]，到1980年，AEI的预算从100万美元和10名员工增长到800万美元的预算和125名员工[22]。
老巴鲁迪于1978年退休，由他的儿子老巴鲁迪于1980年去世，就在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前不久[23]。
在里根时代，几个AEI职员转移至政府。再加上惊人的增长、研究活动的扩散[24]和管理问题，证明这是代价高昂的[25]。当时支持AEI的一些基金会察觉到政治上向中心的漂移。像福特、伯恩斯和斯坦这样的中间派与正在崛起的运动保守派发生冲突。1986年，约翰·M·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撤回了对该研究所的资助，将AEI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董事会解雇了小巴鲁迪，并且在临时总裁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的任期内，于1986年12月聘请克里斯多福·德穆斯（Christopher DeMuth）担任董事长[26]。德穆斯在任二十二年[27]。
1990年，在曼哈顿研究所放弃了查尔斯·默里之后，AEI聘请了他（并获得了他的布拉德利基金会对钟形曲线的支持）[28]。其他由德穆斯带给AEI的包括约翰·博尔顿、迪内希·德索萨、理查德·切尼、林恩·切尼、麦可·巴隆、詹姆斯·K·格拉斯曼、纽特·金瑞契、约翰·洛特和阿雅安·希尔西阿里。
在乔治·H·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政府时期，AEI的收入从1000万美元增长到1890万美元[29]。该研究所的出版物《舆论》和《美国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合并为《美国企业》，1990年至1995年由卡尔·鲍曼编辑，1995年至2006年由卡尔·津斯迈斯特编辑，格拉斯曼创建了那个美国人。德穆斯在AEI进入数字时代时主持了AEI。
AEI与乔治·W·布什政府关系密切[30]。二十多名AEI工作人员在布什政府任职，布什在三个场合向该研究所发表了讲话。“我很钦佩AEI-我相信你知道，”布什说。“毕竟，我一直在借用你们最优秀的人才。”[31]
内阁官员也经常加入AEI。2002年，Danielle Pletka加入AEI，促进外交政策部门。AEI和它的几个职员-包括Michael Ledeen和Richard Perle-变得与伊拉克战争的开始有关[32]。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3年2月的AEI晚宴上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化的伊拉克，意在激励其他中东国家[33]。在2006-07年，包括弗雷德里克·W·卡根在内的AEI工作人员为2007年伊拉克增兵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34][35]。布什政府还利用AEI在其他领域的工作，如利昂·卡斯被任命为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以及诺曼·J·奥恩斯坦起草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工作，布什于2002年签署了该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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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穆斯于2008年底退休时，AEI的员工人数为185人，包括70名学者和数十名兼职人员[36]，收入为3130万美元[37]。亚瑟·C·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2000年代末经济衰退开始时接替他担任主席[38]。在2009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布鲁克斯将AEI定位为在应对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方面更加积极[39]。2018年，布鲁克斯宣布他将于2019年7月1日辞职[40]。
2010年3月25日，AEI常驻研究员David Frum宣布他在该组织的职位已被“终止”[41][42]。在宣布这一消息后，媒体推测弗鲁姆因在他的FrumForum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滑铁卢〉的文章而“被迫下台”[43][44][45]，他在帖子中批评共和党不愿意与民主党人就“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讨价还价。在社论中，弗拉姆声称他的政党未能达成协定“导致我们遭受了可悲和不可逆转的失败”[46]。
在他被解雇后，弗拉姆澄清说，他的文章受到了AEI主席亚瑟布鲁克斯的“欢迎和庆祝”，他被要求离开是因为“这是艰难的时期”。布鲁克斯曾向弗拉姆提供为AEI写作的机会，但弗拉姆拒绝了[47]。第二天，记者迈克·艾伦发表了与弗拉姆的对话，其中弗拉姆表示相信他的解雇是捐助者压力的结果。Frum表示：“AEI代表了保守主义世界中最好的......但是精英不再领导了...我认为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对此并不满意。我觉得他感到很尴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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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Robert Doar被AEI董事会选为第十二任主席，于2019年7月1日接替亚瑟·布鲁克斯[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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