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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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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救济委会会）（英文：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简称：JDC），是一个总部设于美国纽约市，主要用于资助世界各国犹太人的慈善机构[1]。
20世纪的历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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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成立于1914年，最初的目的是向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援助[2][3]。1914年，大约有59,000名犹太人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其中许多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来自于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这批移民因其资金来源渠道受阻，而因此陷于孤立的困境。他们向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亨利·摩根索求助。摩根索对他亲眼目睹的苦难感到震惊。8月31日，摩根索向纽约的犹太慈善家雅各布·希夫发送了一条紧急电报，要求提供5万美元的援助，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免于饥饿和死亡。请求汇款的部分电文如下：“巴勒斯坦犹太人面临可怕的危机，交战国停止了他们的援助，严重的毁灭威胁着兴旺的居民点，且需要五万美元。”
这一请求在美国引起了关注。在一个月内，通过三个宗教和世俗犹太组织的努力，筹集到50,000美元（相当于2000年的100万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东欧陷入混乱，犹太人社区面临严重的贫困、饥荒和反犹主义等威胁。俄国革命以及俄国内战更使其火上浇油。因此要求联合救济委会进行人道主义介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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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刚刚成立的苏联政府允许联合救济委员会与美国救援会 (American Relief Aid, ARA)合作，以帮助那些生活在饥荒中的人。这项工作从1921年持续到1923年，在这段期间，犹太人权中心与美国赈灾协会动用了近400万美元，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200万人提供了食物。但苏联政府要控制联合救济委员会与居住在苏联境内犹太人的来往，要求联合救济委员会同意与一个称为犹太公共委员会 (Jewish Public Committee) 的组织合作，而该组织由布尔什维克控制。联合救济委员会同意这样做，其目的是在布尔什维克的监督下，让犹太人得到切实的帮助。
在1920年代初作为援助项目，联合救济委员会从美国运送了86台拖拉机到乌克兰，以改善乌克兰犹太人的农业生活。联合救济委员会以此帮助重建犹太人的农业居住区，因为这些犹太人居住的犹太村镇很多都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而这项计划旨在恢复这些犹太村镇的正常生活[4][5]。由于共产党领导没收了犹太人赖以生存的企业，使犹太家庭陷入贫困。因此，联合救济委员会在1924年成立了美国犹太人联合农业公司 (Agro-Joint)，由联合救济委员会委派的美国律师詹姆斯·罗森伯格监督运作[6]。
在这期间，有一项创新是设立一个为犹太工匠和小企业主提供低息贷款的合作信贷机构设（kassas） ，从1924年到1938年，来自kassa贷款的资金帮助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西部地区）农村和城镇。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联合救济委员会推进了这一大胆的举措，让所谓的“非生产性”犹太人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广大农业聚居区成为农民，并尝试赋予苏联犹太人在克里米亚的自治权。为此，苏联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公共组织“在土地上安置贫苦犹太人协会”（Society for Settling Toiling Jews on the Land，简称 OZET）；该组织从 1925年运作至1938年。苏联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称为“犹太劳工土地制度委员会”。其功能是为犹太人集体农场提供和分配土地，并与 OZET 共同合作。美国向苏联的犹人居住区提供最新的农业设备。它帮助了大约15万犹太人和250个村落聚落。1920年代直至1930年代中期，这个计划在犹太人定居区实行的较为成功，伴随其他行业的兴起吸收了就业人数，而从事农业的犹太人也随之降低。在这期间，美国犹太人联合农业公司 (Agro-Joint)还帮助安置了来自德国的从事医生行业的犹太难民[7]。
但是随着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苏联政府对外国组织的敌意与日俱增。为Agro-Joint工作的工人们很快成为了苏联内务部的清洗目标。1937年7月25日，内务部发出了“关于逮捕涉嫌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德国人”（On the Arrest of German Subjects Suspected of Espionage against the USSR）的第00439号行动命令（Operational Order No. 00439），规定逮捕加入苏联国籍的现任及前任德国公民。该年晚些时候，该命令扩大到包括其他被怀疑与德国合作或为德国充当间谍的人。Agro-Joint的工人以及Agro-Joint协助重新安置的医生都成为了目标。许多协助Agro-Joint的人，包括其17名工作人员也被指控从事间谍及反革命活动而遭到逮捕并被处决[8]。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许多犹太定居点未能逃走的犹太人遭到了纳粹军队的屠杀。
1929年10月29日的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不久之后，联合救济委员会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资金开始减少。由于资金来源减少，联合救济委员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居住德国的犹太人身上。除了财政困难之外，纳粹政权党还对委员会的欧洲总部大肆掠夺，迫使联合救济委员会不得不将总部从柏林迁往巴黎。尽管美国经济持续萧条，但美国犹太人看到在欧洲的犹太同胞随面临的严重处境，为了尽量帮助自己的同胞，在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向联合救济委员会捐款。 。
1933年希特勒政权上台两年之后，1935年9月德国通过了《纽伦堡法》，这个法律彻底剥夺了犹太人在德国的基本人权和生计。为此，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帮助支持对犹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联合救济委员会透过当地的犹太人救援组织提供资金，资助医疗照护、学校、职业训练等福利项目以及早期的移民工作。联合救济委员会的支援范围扩展到被纳粹德国兼并的奥地利和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社区。随着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使得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移民援助成为当务之急。它为想要逃亡的犹太难民提供紧急援助，包括负担差旅费旅和争取前往避难国的入境签证等。
1939年9月，二战的爆发。使犹太难民寻求移民人数激增。自1933年至1939年底期间，联合救济委员会所支持的相关组织协助了11万德国犹太人移民，单是在1939年协助移民人数就有3万多人。
面对日益严重的德国犹太难民问题，为寻找解决方案，1938年7月，根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建议，有关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埃维昂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多米尼加的拉斐尔·特鲁希略政府同意接收10万名难民，这是与会国家中唯一愿意提高移民限额的国家[9]。为此，联合救济委员会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定居协会 (DORSA) ，将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安置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索苏阿的农业区。1940年5月11日，第一批难民抵达索苏阿湾占地26,000英亩的定居点。到1941年1月，已有300名难民移民到该定居点定居[10]。
到1940年，联合救济委员会仍能帮助40多个国家的过境难民。并为数以千计在波兰的犹太难民开设庇护所和发放食物，在1940年帮助了约60万人。它还资助医院、托儿中心以及教育和文化计划甚至逾越节的用品。它除了救助难民的生命之外，同时尝试在美国、巴勒斯坦和拉丁美洲为他们争取永久庇护。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联合救济委员会不得不大幅调整工作。由于不再允许犹太人在敌国合法活动，联合救济委员会代表利用各种国际关系，为了继续向生活在纳粹控制地区的犹太人提供援助，战时总部设在中立国葡萄牙里斯本。迁至到里斯本的联合救济委员会，通过租用船舶成功地就出了将数以千计的难民。其中一些难民逃到中国上海。在上海，联合救济委员会赞助了一项为15,000名来自中欧和东欧的难民而设的救援计划。在欧洲，联合救济委员会拨款资助了7,000名躲藏的犹太儿童。其中它与儿童援助慈善机构（OSE）合作以拯救儿童，有1000多名儿童转移到瑞士和西班牙。其他儿童在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组织协助下最终逃到了美国。许多逃亡到美国的儿童没有父母陪伴，因此他们被称为“千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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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13日，德国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邮船“圣路易斯号”搭载937名犹太难民从德国汉堡港出发前往古巴哈瓦那。本来持有古巴移民局签发落地签证的这些旅客，到了哈瓦那之后，却因古巴政坛的动荡，这些旅客的签证被宣布无效而无法上岸。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和美国后，一位在联合救济委员会工作的律师劳伦斯‧贝伦森（Lawrence Berenson）决定代表被拒入境的乘客出面与古巴政府交涉，他曾与古巴总统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会晤协商解决办法，但是谈判无果而终。“圣路易斯号”在得知临近的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也拒绝难民入境之后，不得不返回欧洲。于是，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莫里斯·特洛普又奔走欧洲各国，呼吁欧洲国家的政府接收船上的难民。由于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努力，288名乘客被英国接收，181名被荷兰接收，214名被比利时接收，224名被法国接收。当纳粹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时，这些国家所收容的犹太难民大都被送进集中营，有254人在大屠杀中遇害。由于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积极努力，圣路易斯号上的大部分犹太乘客被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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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期间，联合救济委员会是帮助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和营救纳粹控制区的犹太人的主要赞助者[11]。二战爆发以来直到1944年，联合救济委员会使81,000多名犹太人移居到纳粹占领的欧洲以外的地区。联合救济委员会还走私援助品给劳改营里的犹太囚犯，并协助资助波兰犹太地下组织筹备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此外，联合救济委员会也是让美国犹太领袖了解大屠杀资讯的主要渠道。
1945年5月，二战结束。但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为此，联合救济委员会调动资源，制定了大规模的采购和运输计划，将大批的食品、药物、衣服和其他补给品从美国运送到欧洲的犹太人幸存者手中。1945年底，75,000名大屠杀幸存者拥挤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匆忙修建起来的“欧洲战后临时收容所”，当时的条件极为恶劣。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厄尔·哈里森邀请联合救济委员会的欧洲总监约瑟夫·施瓦茨（Joseph Schwartz）陪同他正式巡视这些集中营[12]。在视察收容所之后，厄尔·哈里森提出了一份报告，要求设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收容区，并由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善后救济署在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协助下参与管理。作为对此的回应，约瑟夫·施瓦茨几乎重新改建了联合救济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涵盖欧洲以及北非的实地组织，并设计了更具积极意义的营运策略。
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金主要用于在犹太人收容区内恢复正常生活，提供新的医疗设施、学校、犹太教堂和文化活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来自中欧和东欧各地的难民大量涌入，使得犹太人收容区内的犹太人增加了三倍以上。他们的人数大都是波兰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战时从苏联的避难所返回波兰，但因为波兰存在着“二次反犹主义”以及担心“战后反犹暴力”，因此这些犹太难民又从东方逃亡到西方。
在战后初期，联合救济委员会也与专注于犹太文化财产（其中大部分为无嗣财产）的组织密切合作，例如“犹太文化重建公司”、“犹太复原继承组织”。
与此同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也帮助数以万计留在东欧的犹太人，以及数以千计住在西方收容区的犹太人进行重建。1946年，估计匈牙利有12万犹太人、波兰有65,000犹太人、罗马尼亚的38万犹太人中有一半以上依靠委员会提供食物和其他基本需求。到1947年，联合救济委员会在整个欧洲大陆援助了380个医疗设施，约137,000名犹太儿童接受了其援助。
当苏联与西方开始了冷战之后，联合救济委员会设立在东欧各国的机构分别于1949年被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驱逐，1950年被捷克斯洛伐克驱逐、1953年被匈牙利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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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到了为以色列建国而做准备，巴勒斯坦当时尚处于英国托管之下，虽然英国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实行严格限制，但依然有大量犹太难民偷渡到巴勒斯坦。“移民巴勒斯坦”和“贝利查运动”这两个组织负责犹太难民的偷渡航行，联合救济委员会为其提供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当英国开始将非法偷渡的犹太移民关押在塞浦路斯的拘留营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为被拘留者提供了医疗和其他方面的帮助。除此之外、联合救济委员会也为已经抵达到巴利斯坦的犹太难民提供生活资助及农业和其他方面的职业培训。
《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通过之后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北非和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急剧高涨，亚丁、摩洛哥和的黎波里各地发生了反犹浪潮。为此，联合救济委员会协助组织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尽快转移到以色列。几年之内，几乎整个利比亚的犹太人（31,000 人）都移民到了以色列。1948年6月，联合救济委员会和以色列政府还组织了“魔毯行动”，将5万名也门犹太人空运到了以色列。这期间总共有超过30万犹太人离开北非前往以色列。还有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和库尔德犹太人以同样方式由联合救济委员会资助的“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被送到了以色列。急速涌入的大量人口，给以色列这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新生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新来的移民中，有10万人是从欧洲过来的集中营幸存者，且大都老弱病残，在这些人们当中流行着猖獗的肺结核传染病。1949年底，以色列政府邀请联合救济委员会与以色列犹太事务局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为此，成立了一个被称为“MALBEN”（希伯来语维基百科：“מלב"ן”）的组织，希伯来语 “照顾残障移民组织 ”的缩写。之后的几年里，“MALBEN”迅速将以前的英国军营和任何其他可用的建筑改建为数百间医院、老人院、肺结核疗养院以及康复中心等。“MALBEN”还资助护士和康复工作者的培训。
到1951年，联合救济委员会承担了“MALBEN”的全部责任。它的许多康复方案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为走向新国家的社会假设。随着以色列的国家稳定，政府财政压力减少之后，使联合救济委员会有了更多的为未来进行规划的空间。
联合救济委员会在以色列的社会公益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它成立了以色列第一个儿童发展与评估中心，对残障儿童进行早期发现和完善治疗，它的成果取得了成功并推广到以色列全国。1969年，委员会和以色列政府成立了“ESHEL”（老年人服务规划与发展协会），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并在以色列形成了区域和全国网络。“ESHEL”至今依然活跃，在改善以色列老年人生活品质方面功不可没。
到了1975年底，联合救济委员会已将其“MALBEN”设施以及所有的相关服务移交给以色列政府。
在印度，班尼以色列是当地犹太人后裔的社群，联合救济委员会在1960年代将资金用于当地学校的重建，并包括对食品计划和提升产业提供支援。它也为当地教师和学生领袖到以色列学习提供经费。在二战期间，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在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来到拉丁美洲定居，1980年代末联合救济委员会在当地创立了“Leatid”组织[13]，这是一项训练当地非专业犹太人和专业犹太人领袖的资助项目，以确保当地犹太社区能够生活自立。
苏联解体前夕的1989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邀请联合救济委员会重返苏联。由于1930年代斯大林实行的大清洗运动，联合救济委员会机构遭到驱逐。50年的与世隔绝，当地的老年犹太社区一贫如洗，为此，为向这些犹太社区提供帮助成为了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为此，委员会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称为“赫斯德”的组织。这个组织建立之后，加入这个福利组织的老年成员不断增加，高峰时成员达到25万人。苏联解体后的今天，“赫斯德”依旧为前苏联地区的大约168,000多贫穷犹太老人提供服务（联合救济委员会2008年12月报告）。
除此之外，联合救济委员会还积极援助世界其他地区逃离饥荒、暴力的犹太难民。1991年5月24日-25日的“所罗门行动”中，联合救济委员会协助将14,000名贝塔犹太人从亚的斯亚贝巴空运到以色列。在波黑战争期间，联合救济委员会向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派出了11辆救援车队，将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以及犹太人在内的2300名难民转移到安全地区，并帮助因塞尔维亚受到经济制裁而陷于困境的贝尔格莱德犹太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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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前后
在20世纪的将近100年历史中，除了以色列和中东地区之外，联合救济委员会曾经或多或少曾地在其他85个国家展过过活动。截至2009年初，联合救济委员会在71个国家开展项目，包括阿根廷、克罗地亚、埃塞俄比亚、波兰、摩洛哥、古巴和前苏联地区。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1986年联合救济委员会在其国际发展计划下正式为非犹太人提供帮助和服务。自1914年联合救济委员会成立以来，虽然也为处于艰难状态中的非犹太人提供帮助，但是侧重点放在犹太人方面。而新计划的设立是为了确保由犹太人代表的美国和其他外国相关机构的前提之下，为全球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做出统一应对。从那时起，联合救济委员会协助了成千上万卢旺达内战、科索沃战争的难民，“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和“2004年南亚大海啸”发生之后，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了紧急灾难救援并协助当地基础建设的恢复工作。
“JDC Entwine”（英文意思：联合救济委员会外围组织）是2007年建立的旨在培养年轻人领导力的平台，目标是赋予年轻犹太人领袖权力，以继承和发扬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作用功能[14]。“JDC Entwine”透过每年一系列的海外深度体验旅行吸引犹太年轻专业人士和大学生参与多周服务团以及为期一年的犹太服务社团 (JSC)。
参考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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