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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护国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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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护国禅寺，旧名镇南山护国临济寺，也简称临济寺、护国寺，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中山区圆山里的临济宗佛寺，1900年始建，1912年举行入佛式，为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湾传教的根本道场，其大雄宝殿与山门列为市定古迹。
日治时期
日本佛教在台传教，最初是从随军法师开始，有净土宗、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净土真宗大谷派、曹洞宗、真言宗、日莲宗等六个教派。[1]但临济宗妙心寺派却不是从随军法师开始。梅山玄秀曾在福建鼓山及乌石山修持有年，故对禅宗义理的体认尤深。
1897年5月8日，伊沢绍伦、大崎文溪受临济宗教务本所之令，来台湾视察，由大崎文渓在澎湖先建立了布教场。1898年春，足利天应来台湾，受松本龟太郎资助，在台北北投建立虞兆庵作为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湾本岛传教的开始，其后河尻宗现、高桥醇岭加入。但该年7月6日，虞兆庵因风雨倒坍，传教受阻。为了继续传教，足利天应在1899年夏请梅山玄秀[a]来台湾。[1]
梅山玄秀来台湾后，先住于剑潭寺，但因卫生环境不佳，导致陆续有布教师病亡，遂有于圆山建立新寺的打算[1]。
建寺的地点乃由梅山玄秀提出[4]，山号是“镇南山”[1]。该地原先是台湾原住民和汉族共同墓地，清末时漳泉豪族趁机瓜分[5]。由板桥林家林熊光购地后，赠与建寺[6]。依加藤镇之助所写的《镇南山缘起》，1900年6月着手进行整地建寺时，儿玉源太郎取名“镇南[b]护国临济寺”[7]。该寺是台湾唯一冠以“护国”之名的佛寺[8][9]。
学者黄兰翔在〈日治初期都市空间结构中的“圆山公园”之意义〉分析，当时日本传来台湾的佛教宗派不在少数，但儿玉源太郎唯独支持临济宗，乃因其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梅山玄秀的私交所致[7]。儿玉源太郎过世后，于1906年7月28日在此寺举行追悼会，在9月10日又举行满中会，梅山玄秀在会场说继承儿玉源太郎的遗志，完成此寺建设[1][7]。梅山玄秀前往日本内地历访僧俗，组织名为“福田会”的组织，以募款筹措建寺基金[7]。次年7月5日，临济寺举行对儿玉源太郎供养的闻莲会时，征求建设基金[1]。
寺由阿部权藏设计[4]、高石组施工。1910年5月，库里先完成，10月举行上梁，1911年11月本堂（大雄宝殿）完成，1912年6月20日举行入佛式。[1]
临济寺乃妙心寺派在台湾传教的根本道场。[1]荻须纯道编的《增补妙心寺史──明治以降の妙心寺》，将梅山玄秀的台湾开基和布教的事业表现，当作海外开教的典范。[2]
妙心寺派在台湾的传教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日本领台初期到大正初期，这段时间妙心寺派致力赶上先来的佛教院派，成功建立了日本式伽蓝的临济寺，但据点只在台北、澎湖、花莲等。第二期，大正年间，借由沈本圆，结合台湾本土的僧人传教。第三期，大正末期到二战结束前，借由高林玄宝、东海宜诚，将传教扩到南台湾。[1]
如，东海宜诚曾任临济寺副住职[2]、盐水布教所（今台南修德禅寺）主任[2][10]、高山顶布教所主任[2]、屏东布教所（今屏东东山禅寺）主任[2][11]、龙泉寺住持[2]。他不只被本宗受肯定，连作为对手的曹洞宗员林禅寺开基者冈部快道，也在致其师忽滑谷快天的信中加以称赞[2]。
清治、日治以来的台湾佛寺虽然以属曹洞宗为多，但李添春、江灿腾、释慧严等学者都已注意到，日本曹洞宗与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传教有竞合关系[7]。大正末期到昭和年间，因妙心寺派对台湾人传教成功，信徒激增，在1937年在台湾的信徒已超过曹洞宗，在1942年台湾籍的信徒还高达两万六千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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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建筑
从自圆山捷运站就能看到一旁巍峨的临济寺建筑群[4]，地址是玉门街9号[12]。大雄宝殿与库里、山门等配置，可说是妙心寺的浓缩简化版[7]。寺匾为1963年由于右任题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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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山门 -
山门韦驮 -
旧钟楼山门 -
大雄宝殿歇山顶
1910年代落成时，建置规模相当宏伟，设置包括：大雄宝殿、丰川阁、华藏殿、山门等木造建筑，和其他房舍、厨房等设施[4]。虽建筑在今日陆续被改建，但大雄宝殿和山门仍保有旧日外观[12]。旧钟楼山门与东和禅寺的钟楼颇为相似，采歇山重檐式屋顶，屋檐瓦当装饰著二字三心纹图样[4]。中原大学建筑研究所黄俊铭表示，在台湾建筑史上，恰好是台湾木造建筑技术转至钢筋混凝土造的时期，为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建筑古迹[13]。
大雄宝殿建筑形式采日本伽蓝的仿宋式禅寺格局，屋顶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的歇山顶，其殿筒瓦刻上“镇”字[4]。李干朗表示，全台最大日治时代木构建筑本来是位于万华区的西本愿寺，但被无名火烧毁后，临济护国禅寺后来居上，成为最大建筑[8]。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释迦三尊[4]。1999年4月19日，民政局副局长锺则良邀请学者会勘临济寺、芝山岩惠济宫及士林慈𫍯宫，其中发现落成于1911年的临济寺钟楼及大雄宝殿等木造结构，都有遭白蚁侵蚀的严重问题[14]。文化局自2000年开始编列古迹维护补助经费[8]。2001年纳莉台风时，破坏更为严重，寺方委请日本匠师抢修钟楼门，2001年12月22日举行卸瓦法会，有龙应台、庄永明、薛琴、郭中端等人参加[12]。整修木材以宜兰的桧木为主[8]，黑瓦片产自名古屋[3][8]。修复耗资新台币8575万，其中文化局补助1085万，其余为寺方自行筹措，以及日本资助[3]。2007年10月19日举行上梁仪式[8]，2008年8月27日举办大雄宝殿修复落成典礼[3][4]。
圆山遗址一块表面积约五平方米、高一米的大砥石在1918年出土后，由宫原敦出资在它上头盖亭保护，直到1926年，捐赠台北市当局，置在此寺山门旁[15]。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曾计划将此石与小砥石、风动石、与反经石列为古迹[16]。文献委员会还镌碑，说明大砥石历史沿革[4][15]。小砥石在寺内的小山坡侧，侧面有波纹浸蚀的痕迹，可旁证古时此地为大泽，上刻“南无阿弥陀佛”，石后有三位日本人的署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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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 -
观音亭 -
如意轮观音 -
圣观自在菩萨 -
小砥石 -
地藏菩萨
万灵塔
慎衷堂
山门旁有石阶可前往后山，拾级而上有石雕、石碑等，并通往供奉有开山祖师梅山玄秀法师等诸多先人灵骨及牌位的万灵塔。寺方石雕保有台北四国八十八所灵场的番号：第78番阿弥陀如来、第13番十一面观音菩萨、第18番药师如来、第75番药师如来、第16番千手观音菩萨、第11番药师如来、第80番十一面千手观音菩萨、第79番十一面观音菩萨、第12番虚空藏菩萨等九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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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期
日僧回国后，临济寺被国军使用，转作军事用地，架设高射炮[17]。周遭作为海军同德新村、陆军炮指部官舍等军事用地使用[13]。原先圆山的日本陆军坟墓遭迁，牌位被集中到临济寺最高栋的八角亭[5]。直到鼓山泉涌寺的盛满法师驻锡，积极回复寺容，加上白圣法师传戒并订立寺规制度后，临济寺才得以日渐恢复旧日佛寺风貌[17]。
日式大型佛殿在台北本有善导寺、东和禅寺、临济寺等，唯有临济寺的大殿获得保留[7]。1984年，配合市政府拓建街道，北移本堂，转换方向以玉门街为出入口，大殿因而由座北朝南转为座东向西[7]。此举破坏了山门进入正殿的轴线[12]。
蒙东海宜诚之故，日本的临济宗妙心寺派依然与台湾寺院延续交流[10]。
1990年代，因工务局将寺地纳入圆山公园工程范围内，地上与地下建物都须拆迁，寺方遂找议员陈玉梅陈情[13]。1996年[e]9月6日，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陈水扁在议员陈玉梅与陈正德、及民政局、工务局和都市发展局等相关官员陪同下，来该寺视察，在绕寺一周后，即表示列为古迹的长安西路台北市政府旧址可与建成国中兼容并蓄，临济护国禅寺部分建筑有必要予以保存，随即责成民政局，邀集古迹专家鉴定，向内政部提报中常会寺身为古迹，予以永久保存[21]，但原本位于旧钟楼山门外的莲花池、参道等空间被并入圆山公园。
1997年12月2日，陈玉梅质疑市府对公园内的寺庙处理标准不一，举中山卅三号公园预定地内的莲池庵被拆，但中山一号公园预定地内的临济寺却能保留、忠诚公园的土地庙可新建。市府民政局长李逸洋解释，除非是古迹或纪念性建筑，否则公园内不能有寺庙，而忠诚公园的土地庙是前任市长的承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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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地所四分之一在战后被登记为市有土地、四分之三为国有土地[21]。早在1995年9月25日，因市府想以诉讼方式取得临济寺近一千坪的市有地作为儿童育乐中心使用，郭石吉、蓝美津、陈锦祥、陈正德、李仁人等议员到现场会勘，作成结论是希望市府让寺方租用目前使用的市有地[25]。据议员林晋章指出，依据市有财产管理规则，市府不能随意将公有财产出租，须将寺院认定为市级古迹，并变更都市计划，将公园用地变更为非公园用地后，再出售给非营利单位[26]。
1998年3月17日，市政会议通过民政局提报的临济护国禅寺古迹指定案[27][28]。古迹范围包括大雄宝殿与山门，保存区则包括石板路、石砌台阶、八角塔石台基、开山始祖墓以及门外大砥石[27]。民政局指出后山的观自在菩萨及地藏王菩萨塑像也是目前台湾少见的塑像，而华藏殿一楼供奉著明治时期的三尊佛像，极具艺术研究价值[28]。
2013年，文化局提出城市规划变更，将寺地变更为古迹保存用地，并经赠与后，寺方将不用再付租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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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藏殿外观 -
华藏殿室内 -
弥陀殿室内 -
客堂 -
斋堂
注释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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