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术与解严

台湾美术与解严是一项台湾文化研究的母题，用来呈现解严后美术发展情况，常见于晚近的艺术评论和台湾美术史研究。学者将解严视为台湾当代艺术的变革点，主要在于作品展现的“多元活力”与战后以来的艺术表现有所区隔；创作者摆脱过去因政治高压所采取的疏离美学模式^[1]，年轻一代艺术家与社会脉动更加紧密，除了纯粹美学的思维与探讨外，面对政治解禁、民主化的转折，反映社会变迁、关注社会现象，成为创作主要表现意涵。^[2]进一步来说，解严后台湾人文化身份的问题浮上台面，本土多元的意识高涨，美术的主体建构成为艺术工作者关注的问题。^[3]

背景

政治阴影下的美术事件

主条目：秦松事件

1960年3月25日美术节，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大型现代美术画展，当天政战学校教授梁又铭兄弟带记者来到现场，声称秦松在现场展出的抽象绘画《春灯》中暗藏着倒写的“蒋”字，并指为污辱元首。秦松展出的《春灯》、《远航》被迫当场取下查扣，他本人则接受情治单位调查。^[4]

主条目：李再钤雕塑改色事件

1985年李再钤的雕塑作品〈低限的无限〉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国共产党的红星；时任馆长苏瑞屏便立即花了八千元将作品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5]

艺术介入社会初探

李铭盛于1984年3月17日至7月14日执行名为《包袱119》的行为艺术，从国父纪念馆沿忠孝东路，背着大小包袱，到达台北市南画廊后开始进行即兴演出。演出结束后，诗人管管把一个三公斤重的铁链包袱，缠绕在李铭盛腰部，上锁后再将钥匙捣毁，而他如此与包袱生活了一百一十九天。^[6]

公立美术馆成立

1977年9月3日，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为更加充实国力，强化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准，继十项建设之后决定再进行十二项建设，其中的第十二项是：建立每一县市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该项计划更进一步指示台北市及台湾省建设美术馆。^[7][8]
1983年12月24日台北市立美术馆开馆，筹备处主任苏瑞屏为代理馆长，1986年黄光男担任第一任馆长。^[9] 同年台湾省立美术馆成立，原筹备处主任刘𣗋河为首任馆长。(解严后，1988年6月26日于台中市正式启用。)^[10]

低限风潮

1982年林寿宇归国，于台北市龙门画廊举办个展，二十几幅“白色空间”系列作品，引起当时台湾画坛对几何抽象与极简主义等西方艺术史创作风格的热烈讨论，特别是海外留学背景的艺术家庄普、赖纯纯受到影响，他们的作品在北美馆举办的“新展望”、“现代雕塑特展”受到高度肯定。^[11][12]

“新展望”到“双年展”

北美馆的竞赛展从1984年起的“现代绘画(美术)新展望”，和1985年起的“中国(中华民国)现代雕塑特展”，两者每年交替举办，1992年合并为“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采公开征件方式评选参展艺术家。1996年开始转型为主题性双年展，首届的主题为“台湾艺术主体性”，六位策展人分别是萧琼瑞、罗智成、蔡宏明、李俊贤、谢东山、路况；1998年邀请来自日本的南条史生策展“欲望场域”，除了本地艺术家参展外，还有中国大陆、日本、韩国；2000年的“无法无天”由法国的杰宏‧尚斯杰宏‧尚斯（英语：Jérôme Sans）(Jérôme Sans)与台湾的徐文瑞共同策划。^[13]

“画会”到“替代空间”

画会具有一致的目标及类同的艺术观，成员通常是同学或志同道合的创作者。替代空间的组成多元，以公寓作为展演场所，不必经过美术馆的审查与画廊商业干预。^[14] 画会、艺术群在解严后逐渐式微，替代空间兴起，成为90年代年轻艺术家演练实验性、前卫创作的重要场域。(参见以下杨智富于《雄狮美术》的图表)
1986年4月12日，高重黎、林钜、陈界仁等人于台北市成立“息壤”，开启了台湾日后“替代空间”的先河。^[15]1988年9月摄影家刘庆堂设立“伊通公园”、1989年8月萧台兴设立“2号公寓”(1994年5月停止运作)、1990年高雄“阿普画廊”(1995年10月30日停止运作)。后续还有1995年“新乐园”以及萧丽虹的“竹围工作室”、1997高雄“新滨码头”艺术空间、1998年赖纯纯启动的第二代“SOCA”现代艺术协进会(第一代成立于1986年，只经营一年因经费不继而关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