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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关地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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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屏东县恒春镇标示鹅銮鼻灯塔的界碑，请见“台湾关界碑”。台湾关地界碑是一群位于台湾高雄市所设立，作为前清打狗海关之地界标示所使用的界碑，被认为是清代台湾海关的重要史物，至今高雄市发现存五座。[1]
沿革
清领时期，随着1852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台湾开放淡水及安平港为通商口岸，1863年10月，清颁订“打狗港暂行章程”，开放打狗港作为安平港的外港，后于1864年5月5日由英国人威廉·麦克斯韦（William Maxwell）至打狗港开办海关，该外交条约除了规范通商口岸开设相关事务外，也设置了如打狗领事馆等驻台外交机构，也出现洋行、帮办等设施，其中，税务征收和走私查缉任务则由台湾关负责[2]，同时，随着此时建立的台湾建筑上更趋多元之外，建材上的运用更加依赖石质材料，更进而延伸至纪念碑与地界碑在土地上的运用。
1869年（清同治8年），海关官舍设置于哨船头打鼓山麓（今高雄市鼓山区哨船头里），也就是目前高雄关职员宿舍位址，由于税务司主要由外国人掌控，并享有领事栽判治外法权。因此，部分海通商口岸关建筑周围设有地界碑，以防止闲杂人士等进入。即“台湾关地界碑”。这些石质采用坚固的花岗岩为材质，并不易因外力影响而受损，因而具有公告、标示、禁止等地界功能。
战后时期，台湾仍存的海关地界碑非常稀少，地界碑的存在被视为清代海关制度、证高雄关变迁与高雄港发展历史有相关之文物。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古物分级登录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2条第2项登录基准，除了位于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水税关所属地碑[3]、以及位于屏东县恒春镇于1883年鹅銮鼻灯塔竣工时所立之“台湾关界碑”等具有相同功能之界碑外，当前高雄市已经发现了五座“界碑”。并随近年执行的再造历史现场兴滨计划，使地界碑在历史场域重现纳入规划以呈现历史风貌。然而高雄市过去仍有多少界碑，仍缺乏文字记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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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地界碑
20世纪末期，台湾关地界碑在高雄先前发现三座地界碑，第一座长期位于海关与英国领事馆边界，与“VR大英国地界1876”共同陈列[5]，目前仍在打狗英国领事馆内展示，原址设一座复制品。[6]
第二座据高雄关税局吴昭明言：于1996年海关人员在打狗英国领事馆北侧坡发现，该碑后移由台北市的财政部关务署海关博物馆典藏，于2012年列为重要古物。[7][8]；第三座根据据哨船头的福德宫主任委员卢颖聪、执事郑锋兴等人表示，于1998年2月初，哨船头福德宫进行巷道拓宽工程时所发现，当时该界碑只凸出地面1小块，居民原以为是墓碑，而不敢挖掘，后来为使工程顺利进行而发现。此碑原本由福德宫保存，后则移往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保存。[9]
2018年1月20日，旧城文化协会史迹探勘小组的成员，郭吉清、廖德宗、潘子如和洪伟庭，以及宋德威、陈佩琪和林财正等人于柴山自然公园进行探勘和调查，于一座日军防空碉堡群[10]附近的草丛，发现了一块与周围地貌不相符的石块。经过深入挖掘和清理，则发现该石碑刻有“台湾关地界”的字样，被视为第四座台湾关地界碑。该发现后于1月23日对外公布。[11][12]
该石碑由花岗岩材料制成，已经断成两截，长107公分、宽26公分、厚9.5公分，后经史迹探勘小组及探勘小组山训战技教官宋德威等人将界碑运下山，送交辖区鼓山警分局新滨派出所处理后，该地界碑则交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保管典藏[13]，并进行后续碑体清理、维护修复、研究展示等规划。[14][15][16][17]
在第四碑公布发现后一天，即2018年1月24日，居住于哨船头的居民谢天从主动告知旧城文化协会发现另一块具有相似的地界碑，后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前往会勘，发现该石碑上的刻字、形状、材质、尺寸，与先前出土的界碑完全相同，并确认该物为第五块“台湾关地界碑”。[18]
第五块界碑极为完整，材质是花岗岩，并无裂痕与缺角，是目前保存状况最良好者，经过测量则初步确认长107公分、宽26公分、厚9.5公分，与先前出土的四块界碑规制完全相同。根据保存该石碑的谢天从表示，该石碑于民国75年（公元1986年）开台福德宫前的安海街开辟工程时挖出，被弃置在谢家路边，后该石碑则由谢家珍藏至今，该石碑随后交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保管典藏。[19][20][21]
因此事件，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于2018年4月8日举行“台湾关地界碑”受赠记者会，并颁赠感谢状致谢发现第四块及第五块地界碑的郭吉清、宋德威和谢天从等人。[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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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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