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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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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 或称为 脂小体增生活化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PPARs）在分子生物学的领域里，是一组核受体蛋白 ，具有转录因子的功能，以调控基因表达[1]。这组核受体蛋白对高等生物的细胞分化、发育与新陈代谢（碳水化合物、脂质、蛋白质）及癌变的发生有着关键的作用[2][3][4]，能够控制环境与饮食刺激。其中受体α主要参与肝细胞的氧化过程。受体δ则参与了脂肪细胞的分解过程，受体γ与脂肪细胞的生成过程有关，这两个受体被认为与肥胖有关。本类受体只有与视黄醇类X受体（RXR）结合后才会发生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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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和组织分布
PPARs属于Ⅱ型核激素受体超级家族，其实质是一类配体调控的转录因子，在受到配体激动剂激活后，与目标基因启动子内的反应元件结合，从而调控基因的转录过程［5］。目前发现有 3种亚 型 的 PPARs ，PPAR-α、PPAR-β和PPAR-γ。三种受体行使脂质传感器的功能，协同调控多种基因序列的表达，调节重要的机体代谢。它们也是有效治疗代谢性疾病（如II型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物靶标。目前研究提示，PPAR活性的调节可能有效治疗与代谢性综合征相关的疾病，如肥胖等。其中以PPAR-γ的研究最为深入，PPAR-γ至少有三种亚型，包括PPAR-γ1、PPAR-γ2和PPAR-γ3。
- α (alpha)[6]：PPAR-α在调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基因转录活性和肝脏过氧化物酶增生中起重要作用。PPAR-α基因主要调节过氧化物酶体的β氧化途径中的一些酶类，如：乙酰辅酶A氧化酶(ACO)、脂酰辅酶A水合酶／脱氢酶多功能酶（HD）、酮乙酰辅酶A硫解酶等。另外被激活的PPAR-α还可介导载脂蛋白apoA I表达；活化的PPAR-α促进脂蛋白脂肪酶合成，催化脂蛋白中的甘油三酯脂解成游离脂肪酸。另外，有医药学方面的研究显示PPAR-α基因与人糖尿病、动脉硬化、肥胖症等疾病的形成有很大的相关。有关PPAR-α在AS损伤中表达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它影响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单核／巨噬细胞中多种炎性介质基因的转录。PPAR-α在斑块局部中也可发挥作用。由此可见，PPAR-α表达和／或激活可能对AS疾病的防治有益。贝特类调脂药作为PPAR-α的合成配体，被广泛用于高脂血症的治疗。目前尚无PPAR-α配体直接对泡沫细胞生物活性影响的报道。
- β/δ (beta/delta)：PPAR-β，一种具有多种配体和多种生理作用的核受体，在多种细胞中表达，可以被多种生理性配体包括LCFAs、前列腺素和维A酸激活，这种核受体在不同组织如脂肪组织、胎盘瘤、皮肤和小肠中，在调节这些激动剂的活性和生理作用中起重要作用。PPAR-β在骨骼肌和棕色脂肪中可控制脂肪酸代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PPAR-β激动剂对肥胖动物起有益作用。在骨骼肌和脂肪细胞中，脂肪酸的消耗作用可以解释PPAR-β激动剂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和减轻肥胖动物的脂质沉积。在肝脏、肌肉和脂肪组织中，通过限制甘油三酯的合成和聚集，脂肪酸燃烧可能促进这些组织中的胰岛素敏感性。另外减少脂肪细胞中脂质聚集，可能使脂肪细胞趋化因子正常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肝脏和肌肉中的脂肪酸燃烧。通过对动物模型研究观察，PPAR-β激动剂可以用于治疗代谢综合征，并且在与VSMC（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有关的疾病(如原发性AS和再狭窄)的病理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用人工PPAR-β配基处理巨噬细胞，则减少了炎症分子产物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显示PPAR-β具有抗炎作用，此外配基还可单独发挥抗炎作用。在体外实验中，外源性前列环素2(PGI2)和内源性碳前列环素都能激活人结直肠癌细胞中的PPAR-β。人结直肠癌旁的纤维母细胞可能通过旁分泌PGI2激活结直肠癌细胞的 PPAR-β，发挥抑制癌细胞凋亡的作用。
- γ (gamma)：作为脂肪细胞分化的一个主要的调节因子，被确定为协调内脏脂肪组织调节性T细胞的累积和功能的关键分子。近年来发现PPAR-γ在多种肿瘤细胞中表达，如乳腺癌、结肠癌、胃癌等，经PPAR-γ的受体作用后，能诱导上述细胞的分化和凋亡。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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