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高事件

邱高事件，是台湾1972年8月时，邱高、胡德宁、李福明等三名大学毕业生攀爬奇莱山时失踪。政府与民间动员多次搜山，只找到他们的物品，日后促使台湾山难搜救改善。

过程

事情缘由

家住台北县永和镇竹林路的邱高、住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胡德宁、住台北市环河北路的李福明，在高中时代都读师大附中，且对登山都有兴趣^[1]。如胡德宁自小就爱登山，在高中时和表弟及几位同学爬大屯山迷路，在山上过一夜才被寻获^[2]。高中毕业后，胡德宁和李福明都考上辅仁大学，且是林树雄担任社长时的登山社社员^[1]。邱高虽然与他们上不同的大学，但仍结伴攀登台湾各大山^[1]。胡德宁还有绘画等艺术嗜好，更曾与友人张蔚炎一起办《喜悦》杂志^[3]。

1972年，甫从东海大学毕业的邱高，计划在10月服军官役前，一起和好友胡德宁、李福明攀爬奇莱山^[4]。本来他们是要与林树雄等十几名同学在9月15日去，但等不及而提早^[5]。要成行时，郑焕农因要准备大专考试临时退出，但身份证与登山会员证被邱高带走^[6]。8月23日上午，邱高等三人经仁爱乡芦山检查哨查验，当日经云海抵天池，该晚至日月潭发电厂管理处的天池保线所休息，翌日上午10点启程，朝奇莱山主峰前进，就此音讯全无^[7]。

25日，郑焕农收到胡德宁从台中寄回的身份证^[6]。28日下午，气候雨，救国团新店团委会奇莱山登峰队周廷旺一行六人与全桂林、伍春明和伍胜美当地背工在登山返程上，于卡罗楼山约一小时路程的两山棱角间凹处，发现三件汗衫、登山杖等物，再走十余分钟，又发现数双袜子、蜡烛、手电筒、塑胶布等，使他们颇感不安^[1]。奇莱山之所以在台湾登山界有闻之生畏的名称“黑色奇莱”，据户外记者黄德雄解释，这是上午日照无法到奇莱山脉西北面的碎石坡断崖而呈现黑色，且是台湾山难次数最多、失踪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高山^[8]。1970年代的政府限制民众使用五万分之一的山区地图，登山会的地图只能提供会员参考，不能带上山使用，因此登山客面临紧要关头，稍有失误便可能发生差错^[9]。

动员寻找

原定邱高、胡德宁、李福明等人是8月23日入山后五天，由合欢山松雪楼出山^[10]。9月4日，邱高父亲邱坤镕察觉儿子已过预定日程仍未返家，便透过台湾省警务处向彰化县警察局、南投县警察局、花莲县警察局查询^[4]。接到台湾省警务处山地组和彰化县警察局通知的南投县警察局令仁爱分局派员准备5日入山时，却从彰化县警察局转来花莲县警察局的错误消息，以为这三名登山学生已于4日下午4时50分从大禹岭招待所出发走向梨山，取消搜山行动^[7]。

9月9日，邱坤镕从台北办公处打电话到家中探问儿子消息，恰巧从奇莱登山返回的周廷旺来到邱家，讲述他们发现了一批登山者遗留下的东西，让邱父惊觉不对^[7]。当天上午11时40分，邱坤镕便和龚姓朋友赶搭上南下的观光号，当晚赶抵雾社的仁爱分局^[4]。

10日上午，中华民国警察搜救队队员从由四名警察和五名原住民分成三组搜索队，当晚夜宿天池^[4]。在该天，辅仁大学登山社社长林树雄跟几名社员，先去胡、李家探视^[1]。胡德宁兄长胡德铭出差到梨山与家人通话时，得知胞弟尚未回家，也同日立即骑机车赶来雾社^[2]。该晚，胡德宁本来与贺兰三重唱合唱团成员要去台视《群星会》表演^[1]。

11日，警察搜救队因缺乏粮食和露营设备，便又折返天池^[4]。当时搜寻工作因警方没有搜山经费，最感困难的是后勤支援，像是赶来支援的花莲县吉安乡铜门派出所巡官李元珍等人的食粮，就是透过中国国民党仁爱乡民众服务社主任白文敏来支援^[11]。邱坤镕光前三天，便已自费新台币一万多元去找人^[12]。下午，中华民国空军救护队派出水上飞机，在中部山区搜索^[13]。

12日当天，空军出动两架HU16水上飞机，于卢山、雾社、天池直径约莫十哩地方盘旋，共飞四架次，但却被云层挡住视线^[13]。下午，仁爱分局刑警林复珍与林树雄等人，在奇莱主峰和南峰的棱线山脊上发现两件都有学号的白色汗衫等物，转告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干员王丰辉，由邱高母亲在电话确认汗衫为儿子所有^[14]。14日，邱坤镕辨认现场发现的五个无敌牌干电池、龙凤寿面线、暮帝纳斯牌肠胃药、一条粉红色毛巾、一条草绿色绳索、海绵鞋垫、火柴等，确定大部分系邱高所有^[15]。依主持搜寻工作的仁爱分局分局长长萧世杰研判，这三人在坐下来休息时，忽有巨变发生，因此随手抓起背包逃生，惊恐到连食物、手电筒、手杖等都来不及拿^[11]。

16日，台湾省林务局动用直升机从丰原起飞，搭载邱坤镕等人至奇莱山西麓溪谷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16]。倘若登山客在奇莱山脊迷路，往西麓便能到横贯公路支线或浊水溪而可能获救^[9]。下午，李福明父亲李文儒也赶来雾社^[16]。

在邱高事件之前，台湾也曾发生过好几次重大山难，但社会关注与动员搜救资源之庞大，此事件可以说是空前的^[17]。中华民国国军更动用眉溪的特种部队廿六人，由翦上校带领到18日奇莱主峰、卡罗楼山搜寻三天^[16]。几乎三天两头，邱坤镕在雾社都会接到来自台湾各地陌生人的慰问信，甚至收到《金刚经》或各地庙宇求来的符^[18]。20日，邱坤镕和胡孝椿过商谈后，决定悬赏寻找失踪的儿子，找到一名活着赏金一万元，找到一名尸体赏金五千元^[19]。

22日，中秋节，邱坤镕、胡孝椿由仁爱乡长洪仁德陪同前往眉溪，请布农族三位老人占卜，得到失踪者在天长山断崖山洞的答复^[20]。之后，林神辉等人的搜救队就往奇莱山东南的天长山挺进^[21]。

23日，台湾省警务处兼处长周菊村令该处保安科长张裕华重拟办法，展开第四波搜救，由花莲县与南投县的管区警察及山地青年服务队七人为一组作十天的地毡式搜寻、并请登山团体协助、督察室副主任刘长泗及保安科科员李百荫分驻奇莱山及合欢山联络站担任督导联络工作^[20]。

民众曾龙华从9月13日就来帮忙，还把工作辞去^[18]。曾龙华曾向搜寻小组提供建议，邱高三人可能受惊吓后，有人负了伤因而迷途^[11]。倘若登山客在奇莱山脊迷路，拐向东麓，愈往前走愈是高山峻岭，只能听天由命^[9]。奇莱连峰最险恶的地区，是在卡罗楼山与奇莱里山（包梯瓦拉山）之间，沿途碎石坡、断崖、峭壁是接二连三^[9]。24日，曾龙华等在追踪卡罗楼山出现的足迹，在奇莱里山石缝发现邱高、郑焕农等四个人的登山会员证、三双插地指天的筷子、一张省立博物馆的入场券、一粒喉片等^[21]。该年参与救援的蔡景璋，认为这些筷子是代表“快来救我们”^[17]。

10月5日，仁爱乡雾社天主堂传教多年的美国籍明神父，率五位当地原住民由合欢山松雪楼入奇莱山加入寻找^[22]。11日，新竹县登山协会由新竹县议员孙天赐担任领队，与儿子孙宗山等去参加搜索^[23]。20日，中兴大学教授林孝淑与邱坤镕转往花莲地区组队搜寻^[24]。

日后消息

到11月，邱坤镕依然自费组织两队去奇莱山区搜索。该月7日，在雾社、花莲守了整整六十天的邱坤镕，终于回到台北，以求请军方、警务处、青年救国团及登山团体再尽力搜救他的独子邱高、及胡德宁和李福明，次日又返回雾社。对此，义务支援的曾龙华说：“只要邱先生不放弃，我一定帮忙找至有结果才算数。”^[18]

各路人马分成几十队，一次又一次入山搜寻，前后动员的人次高达数千人以上，直到时近冬天、奇莱山气温已近零度、大雪即将封山之前，救援工作至此不得不宣告结束^[17]。次年1973年8月18日，中华民国健行登山会副会长黄浴沂领登山队从台北出前时，该会去年已曾六度组队搜山^[10]。对此失踪案，当年一种说法是遭到原住民的陷阱埋伏，遭到路枪、路箭等^[7]。更有人猜测，他们一行人被人杀害了^[17]。

当年救援时，登山界便有提出加迅速传递消息、成立永久的山难救援组织、训练山难救助等建议^[12]。1995年，时任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北区搜救委员会总干事的任铁刚，指邱高等人的失踪让台湾社会明白搜救工作的不易与重要性，山难搜救的观念自此萌芽，各种永久性的民间援救团体相继成立，并不断修正各种山难搜救观念与做法，这些可说都是肇始于邱高事件^[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