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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男性气概
一个社会学概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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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研究领域，霸权阳刚气质（英语：hegemonic masculinity）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下的实践，其目的是正当化父权制中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并合理化一般男性群体、女性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男性表现形式的从属地位。[1][2] 概念上，“霸权阳刚气质”用于解释男性如何以及为何维持对女性以及其他被认为“女性化”的性别认同者的主导社会角色。[1] 此概念属于拉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性别秩序理论的一部分，该理论认为男性气质是多元的，随时间、社会、文化及个体而有所不同。[1][3][4]
霸权阳刚气质的概念最初被认为是社会理想化的男性形象，具有阶级、排他、赚钱养家、焦虑分化、残酷暴力、伪自然坚韧、心理矛盾、危机易发、经济富裕及社会持续等特质。[5] 但许多社会学家批评这种定义过于固定且类型化，难以反映多样且竞争的男性气质类型。[1][4] 因此，霸权阳刚气质的定义被重新调整，纳入了性别阶层、男性配置的地理分布、社会具体实践及心理社会动态等。
主张此理论的学者认为，霸权阳刚气质有助于理解性别关系，可用于生命历程发展、教育、犯罪学、媒体男性形象、男性健康及女性健康、以及组织运作等领域。[4] 但批评者认为此理论带有异性恋规范、难以自我再现、忽略阳刚正面意义、基础有缺陷，或定义过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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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Terry Kupers（莱特学院）对霸权阳刚气质作如下描述：
在当代美国和欧洲文化中，[霸权阳刚气质]成为“真男人”的标准。据[拉温·康奈尔]，现代霸权阳刚气质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对女性的主导和男性间的阶层支配。这种气质也受制于对同性恋的污名。霸权阳刚气质是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年轻男性的社会化与志向。如今美国和欧洲的霸权阳刚气质包含高度无情的竞争、除愤怒外无法表达情感、不愿承认弱点或依赖、贬低女性及男性中所有女性特质、恐同等等。[6]
“由于澳大利亚高中内部存在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康奈尔提出了霸权阳刚气质的概念，检视男性角色及其特征。”[7] 这一概念最早发表于一篇文章[8]，该文批判了“男性性别角色”文献，并提出了多元男性气质及权力关系的模型。此模型后来被整合进系统化的性别社会学理论。康奈尔在《性别与权力》一书中对“霸权阳刚气质与强调女性气质”的六页讨论成为该概念最常被引用的来源。[4] 该理论根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概念，原用于理解阶级关系的稳定，再转用于性别关系的问题。
霸权阳刚气质在历史上同时受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影响，这些领域对男性性别角色的文献已开始意识到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及其行为变化的可能。[9] 这些讨论早于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对父权制的探讨，而后者对霸权阳刚气质概念亦有重大影响。权力与差异的核心概念可追溯至同志解放运动，该运动不仅分析了对男性的压迫，也探讨了男性对他人的压迫。[10] 这种男性气质阶层的想法自此延续，并强烈影响该理论的重构。
实证社会研究亦扮演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纪录了学校[11]、男性主导职场[12]与村落社区[13]的性别阶层与男性气质文化。最终，精神分析学也有影响。[4]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早分析男性人格，并展现成人性格是一个处于张力下的系统，而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14]普及了“性别认同”的概念，并描绘男孩成长中的多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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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推崇的男性气质，即所有男性都需以其为标准来定位自身的规范化阳刚气质，被称为霸权阳刚气质。[4] 在西方社会，主导型男性气质或文化理想多反映白人、异性恋且多为中产阶级男性的特质。这种主流男性气质所宣扬的特质包括：暴力与攻击性、坚忍（情感克制）、勇气、坚强、体能、运动能力、冒险、竞争及成就与社会地位。[5] 然而，霸权阳刚气质并非完全主导，因其只存在于与非霸权、从属型男性气质的关系之中。[15] 现代欧美社会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异性恋男性的主导及同性恋男性的从属。[1][4] 这种支配表现在政治、文化排斥、法律暴力、街头暴力及经济歧视等。[2] 在该时期，同性恋男性是最明显的从属男性气质，但并非唯一。具有女性特质的异性恋男性与男孩也同样面临鄙视。
霸权阳刚气质既非数量上的主流，因为只有少数男性能够完整体现，实际上也多为一种幻想（如约翰·韦恩或约翰·蓝波等文化偶像）。[15] 它同时影响了身体形象对男性理想身体的构建及认知（尤其在西方视角）。[16] 霸权阳刚气质甚至未必是男性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型态，其支配作用可通过男性典范的塑造得以实现，这些象征虽然文化权威，但大多数男性与男孩难以真正达成。[4] 此一气质强调男性永远不能不够“不女性化”，故要完全达到霸权阳刚气质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想。
对前述男性特质的默许亦是霸权阳刚气质的关键；但由于男性因父权分红获益，他们普遍从女性的从属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默许难以简单归为从属，因婚姻、父职与社区生活往往需要与女性协调，而非单纯支配。因而，霸权的建立多透过文化、制度与说服而非强力压制。[4]
性别与阶级、种族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复杂化男性气质的关系。例如新资讯科技对中产与劳工阶级男性气质产生不同影响。在种族脉络下，白人社会的霸权男性气质强化了对黑人社群的体制压迫与身体恐吓。[4] 有观点认为，历史上被压抑群体如都市非裔美国男性，会因自身被边缘化及缺乏控制感而展现更暴力的霸权男性气质标准。[2] 这种“边缘化”总是相对于主导群体的允许，因此也在既有社会阶层中产生出霸权男性气质的次型态。
批评
随着这一概念的发展，学界对其的批评与质疑也逐渐增多。自1990年代初关于霸权阳刚气质的讨论开始以来，出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的批评观点：[4]
部分学者认为，阳刚气质这一基本概念本身存在缺陷。杰夫·赫恩（Jeff Hearn）与艾伦·彼得森（Alan Peterson）提出，赫恩认为阳刚气质的概念淡化了男性主导问题，而彼得森则主张该概念创造了一种对男性的虚假描述，并加剧了性别分化。[4] 阳刚气质的理论逻辑基于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角色）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容易将身体经验边缘化或自然化。哈里·布罗德[17] 指出，男性研究领域往往忽略女性经验，只分析男性及男性间的关系，因此强调必须采取更具关联性的性别研究方法。
早期批评之一为：究竟谁代表了霸权阳刚气质？[4] 许多拥有巨大社会权力的男性并未体现主流男性气质的其他面向。帕特丽西娅·杨西·马丁[18] 批评该概念有时指涉固定的类型，有时又泛指主导形态而导致应用不一致。玛格丽特·韦瑟雷尔与奈杰尔·艾德利[19] 指出，此一概念未能具体说明实践上对霸权阳刚气质的服从是什么样子。史蒂芬·M·怀特黑德[20] 则认为，学界对“何种男性”才属于霸权型阳刚气质存在混淆。克里斯蒂安·格罗斯-格林[21] 透过莫桑比克青年的田野调查，指出当霸权阳刚气质受挑战时，主导阳刚气质转而依靠身体力量如暴力与性，而非经济与社会权力。
有观点认为，霸权阳刚气质的理论未能充分描述权力的“真实性”。奥伊斯汀·霍尔特[22] 指出，该概念多建构于女性的直接经验而非女性从属的结构基础，应区分父权制与性别，并警惕将男性气质阶层与父权压迫视为理所当然。理查德·考利尔[23] 则认为，霸权阳刚气质往往只与负面特质（如冷漠、侵略、独立、不关怀）相联，却忽略了如“赚取薪资”或“担任父亲”等正面行为。
数位学者认为，霸权阳刚气质的理论缺乏对主体的理论反思，因为其过于忽略男性气质话语。[4] 韦瑟雷尔与艾德利指出，霸权阳刚气质不能仅以特定男性群体的特征来理解。[19] 怀特黑德则强调，这一理论未能明确指出，为什么部分异性恋男性作为社会少数，能够合法化、再生产并巩固他们的主导地位。心理分析学亦批评该理论对男性如何心理上与霸权阳刚气质互动着墨不够。例如，蒂莫西·劳瑞认为，霸权阳刚气质的理论容易陷入“本质主义”，即将男性的成就归因于其心理特质或社交倾向。[24]
有大量证据表明，霸权阳刚气质并非自我再生的形式。狄米特里奥斯·德米特里乌[25] 认为这是因为该概念被过度简化。他区分了外部霸权（指男性对女性的制度性支配）和内部霸权（指一群男性对其他男性的主导地位），而多数学者未能厘清两者关系。因此，从属与边缘型男性气质对霸权阳刚气质的建构影响或许未如批评者所言重要。
理论修正
在最具影响力的相关理论文献之一中，R.W.康奈尔与詹姆斯·梅塞施密特根据批评重新修正了霸权阳刚气质的理论。[4] 他们调整后的架构涵盖四个面向：性别阶层、男性气质的地理分布、社会体现过程，以及男性气质的动态性。
性别阶层不仅解释为何男性拥有优势地位，也关注各类群体如何互相影响。研究显示，即使在被边缘化（如种族、经济、身心障碍、性取向）的条件下，主流之外的男性气质仍具有强大影响力。主导的性别规范系统通常通过将这些非传统男性气质纳入整体叙事来巩固自身。例如主流文化接受了原本因都市结构不平等而生的黑人嘻哈文化，或“抗议型男性气质”——在地区性工人阶层中，带有典型权力主张但缺乏经济与制度支持的男性表现。
新的理论修正也更加重视女性在建构男性气质中的作用。女性作为母亲、同学、伴侣、妻子和工作者，在性别分工中都扮演关键角色。性别阶层也会因女性身份与实践的新配置而受到影响，因此对阴性与阳刚气质的历史互动亦更受重视。
男性气质研究一再强调主导型男性气质因地区而异，但随全球化进展，全球空间对男性气质的塑造影响亦日益明显。夏洛特·胡珀指出，男性气质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而康奈尔则提出了“跨国商业男性气质”来描述全球企业领袖的生活方式。[4] 因此，康奈尔与梅塞施密特建议，应在地方、区域与全球三个层级分析霸权阳刚气质。[4] 这三个层级之间的连结对性别政治至关重要，因为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干预，都可能影响整体结构。区分这三个层级，有助于强调地方性同时避免对文化或论述的过度概括。
社会体现呼吁更严谨定义“霸权型男性”以及这一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展现。这一主题在霸权阳刚气质早期理论中已被提出，但需更多理论关注。这一概念延伸至健康及性行为，例如吃肉或多重性伴侣等男性体现方式。马里奥斯·科斯塔斯在《性别与教育》指出：“霸权阳刚气质也关联于职场上的成功，这反映出职业分工上的性别划分及部分工作被视为更具男性气质。”[26] 跨性别议题的浮现也明确表明，“体现”需在新理论中被重视。[27] 社会体现的路径可能十分直接，也可能十分复杂，横跨机构、经济、文化符号等多重层次，却始终与物质身体相关。[28]
新理论强调，建构男性气质的各种实践之间具有层次性与潜在的内部矛盾。这种观点不同于单一阳刚气质的想像，强调在相互矛盾的渴望或情感之间的妥协。虽然这些实践可能遵循传统西方对霸权阳刚气质的观念，但不一定能带来满意的生活经验。随着性别关系的发展及女性运动的壮大，男性气质的动态性可能导致权力差异的彻底消除，进而使男女及不同男性间的关系更为平等。[25] 这种正面的霸权策略也成为当代改革性别关系的重要手段。[23] 格罗斯-格林则认为，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有排除更多性别平等或“爱女性”形式男性气质的风险，并呼吁社会研究者发展相关理论，以理解更积极、替代性且较不具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如何发展，尽管这些始终嵌于地方性别权力结构中。[29]
生命历程发展
儿童在很小的年纪，主要通过教育和同侪互动学会“做”男孩或女孩，并很快表现出对这些角色的理解。[30] 这种“做性别”的观念指从出生起区分男孩与女孩，并不断巩固性别差异的话语。儿童性别认同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化过程，受到社会情境影响。性别化的玩具对年幼男孩行为和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男性角色还会受到年长男孩及家长等权威人物的影响。理想男性形象强调坚强、主导、自立、情感压抑，这些规范甚至可能在婴儿期就已开始传递。[31][32] 媒体（如YouTube等网络平台）同样助长了这些性别刻板印象。[32]
虽然幼儿园前性别社会化已初具规模，但进入学前教育后，这些性别差异反而通常被强化，而非减弱。[33] 教师透过限制儿童选择等行为，进一步强化性别刻板印象，限制男孩自由探索感受和性别认知。这种霸权阳刚气质的表现多强调身体优势、竞争、运动、勇气与攻击性。[34] 这些性别表现根植于社会对阴性和阳刚气质的建构，也以异性恋作为社会标准。[30]
性别化行为与角色的另一推动力，来自于男女性别在语言和教学材料中的可见性。男性泛指用语在幼儿教育环境中尤为突出。[33] 建议教师接受专门培训、家长提升相关意识，有助于打破性别障碍。但有学者指出，尽管成人希望性别差异在孩子生活中消失，儿童对性别的认识与感受仍然深刻存在。[34]
讨论性别常态化时必须考虑整个生命历程观点，也需关注这一阶段的“文化霸权”——随着儿童对文化理解的增长，逐渐形成自己对文化与社会规范的原创看法。[35] 建构论强调，男性／女性的二分并非“自然状态”，而是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隐喻。[36] 建立社交关系和发展个体性，是8岁至青春期这一童年中期的重要发展指标。男孩努力在被设定好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包括与不同性别互动、追求“主流阳刚”的标准。这一时期，性别环境论认为，社会实践在产生与维持性别区分方面仍然发挥著作用，但可能更受与同龄男孩密切互动的影响。[35] 男孩之间形成等级结构，由高地位者决定哪些行为属于“霸权阳刚”标准，哪些则被排除。男孩在这个等级体系中的排名主要取决于运动能力。[37]
运动是性别展演和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激烈的运动如美式橄榄球等进一步将男性与暴力自然连结在一起。[38] 透过这些运动展现力量和暴力，帮助竞争和等级结构成为男性行为的“天性”。[38] 有研究指出，男性因睾固酮等激素影响，平均具有更高的攻击性倾向，但如美式橄榄球这类竞技运动要成为纯男性领域，必须排除女性参与。女性若参与，通常仅以观众或啦啦队员身份出现，尽管有些女性也参加拳击等激烈接触运动。
当儿童从事或使用被视为“对方性别”的行为或物品时，称为“跨越性别边界”。青春期时，这种跨界行为会被同侪自我监督。[30] 男孩间的冲突和争执常透过羞辱、取绰号、肢体攻击或排挤来解决。[37] 这会扰乱男孩建构个人主体性的“自然秩序”，压抑创造力与游戏性，不利于问题解决和决策等终身技能的培养。[39] 另有学者指出，“多元男性气质”在此阶段浮现，社会阶级、种族、族裔、世代与家庭状态等因素皆影响年轻男性如何实践阳刚气质。[36] 无法融入社会主流规范的男孩，会在进入青春期时经历社会疏离与边缘化。[37]
童年最后一阶段“青春期”标志着青春期的开始以及成年期的来临。霸权阳刚气质将部分男孩及所有女孩置于从属地位。[30] 校园霸凌成为年轻男性借由支配“不够男性化”同侪来建立优越地位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男孩们会进行更多冒险行为，以力争在群体中占据上位。这些霸凌和冒险行为通常来自于社会对“应该是什么样”的男性之普遍想像。青春期的性别化，也导致“性别化性”的出现——即性别在青少年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他人如何根据性别认知来看待其性倾向。如果男孩未能展现“正确”的阳刚气质，便可能遭遇“同性恋恐惧”及相关歧视。
男性角色并非天生固定，而是文化内化结果。[39] 发展心理学认为，这一阶段关系的变化（如与父母、同侪、自己的认同关系）对自我影响很大。受到霸权男性气质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影响，这是个充满困惑与动荡的时期。研究显示，男孩不需完全表现所有阳刚行为，仅要多展现这些行为即可获得“男性资本”的认可。[40] 但情感压抑使他们难以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进而导致心理压力和人际困难。[39] 为了符合理想男性标准，青春期男孩面临必须“装男性”的压力，但长远看这可能带来心理创伤。[40]
媒体再现
1995年纪录片《银幕背后的橱柜》（The Celluloid Closet）探讨了历史上同性恋在电影中的呈现。在杰克森·卡兹（Jackson Katz）的纪录片《硬汉假象：暴力、媒体与男性气质危机》（Tough Guise: Violence, Media & the Crisis in Masculinity）中，他主张：
我们除了愤怒，不能表现任何情绪；我们不能想太多或显得太聪明；不能在被冒犯时退让；必须证明我们够硬，能忍受或施加身体痛苦；必须对女性展现性主动；而且只要跳出这个框架，就会被认为软弱、阴柔或是同性恋。[41]
应用
霸权阳刚气质在教育领域也具启发性。它有助于揭示男学生之间如何形成社会系统，也解释了男性教师的教学行为。[4] 此概念也有助于设计青少年暴力预防计划。[42] 并有助于男孩的情绪教育。[43]
霸权阳刚气质对犯罪学研究有明显影响。有证据显示，男性不仅较女性更可能涉及各类犯罪，包括重大罪行，还在白领犯罪中占据较大比例。该理论有助于分析男性犯罪行为与不同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应用于瑞士的强奸、澳洲的谋杀、英国的足球流氓及白领犯罪、美国的暴力袭击等个案。[4] 研究亦发现，特定的侵略模式与霸权男性气质有关，因为行凶者往往在追求支配地位。[44]
霸权男性气质亦常用于分析男性在媒体中的再现。由于霸权概念能解释大众媒体中的多样性与选择性，研究者已开始描绘不同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45] 研究发现男性生活风格杂志等媒体充斥霸权阳刚元素。[46] 体育是媒体男性形象的核心，体育社会学界广泛应用此理论来理解身体碰撞类运动（如橄榄球、美式橄榄球、冰球等）如何成为男性气质的象征，并解释体育环境中常见的暴力和恐同现象。[47][48] 由于主流霸权阳刚气质强调无情感、坚不可摧、冒险与抗痛，脑震荡等伤害也因此被合理化，球员被期望“忍痛上场”。教练和队友常用语言质疑球员的男子气概，敦促其带伤比赛。这种文化造成对伤痛的忽视，甚至导致脑部疾病（如CTE）。[49][50]
霸权阳刚气质越来越常被用于理解男性健康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相关研究探讨了如带伤上阵、不安全性行为（如无保护性行为、多重性伴侣）等行为模式。[51] 这一概念也有助于分析男性面对风险、残障或伤害时的反应困难。[52][53] 霸权阳刚气质强调隐忍、情感压抑、无惧伤痛等特质，导致男性倾向不愿寻求心理健康协助。[52] 男性在心理困扰或忧郁时较少寻求专业协助或非正式帮助，更多人表示从不考虑治疗。[54] 严格的阳刚规范导致男性难以辨认自身悲伤、忧郁等情绪，往往用分心、逃避或愤怒等少数允许的情绪来表达。霸权阳刚气质在全球也加剧了两性不平等，对男性与女性健康均产生负面影响。[55][56]
霸权阳刚气质对组织研究亦有重要影响。随着职场与官僚体制日益被视为具性别特质，军队等特定组织形成了明确的阳刚规范。[57] 这些研究指出，与暴力和侵略相关的霸权阳刚气质在各级军事体制中皆被强化，恐同观念亦普遍存在。这也影响到组织决策与女性的“玻璃天花板”与薪资差距。[58] “硬汉”特质如不愿认错、不愿求助会削弱安全文化与工作效率。哈佛商学院研究显示，针对Shell石油公司Ursa平台建设的文化介入显著提升生产力并降低工安事故率。[59]
霸权阳刚气质对冲突与国际关系具有深远影响，也是军国主义的基础。Charlotte Hooper 讨论了美国对越战的反应如何强化男性气概，并强化攻击性外交政策。[60] 国际领域主要由男性构成，进一步巩固男性气质的产制与维护。战争与军事服役被视为阳刚气质的极致展现。后冲突塞浦路斯研究显示，希腊裔塞浦路斯男性必须展现勇气、国族主义与对女性的支配来实现男性气质。[61] 军事化阳刚气质影响了对公民权与LGBT群体的认知，征兵普及但宗教反对者与同性恋者多被排除于外，被视为不够“男人”。军队结构进一步强化这种霸权模式。
男性强暴在军队和监狱等男性主导环境尤为普遍。2014年GQ杂志报导，美军每日约有38名男性遭受性侵，多为高阶长官施暴。受害者常感到极度羞辱和阳刚失落，因为在高度阳刚文化中，被迫扮演“女性角色”被视为极致的羞辱。[62]
有毒阳刚气质
Connell 认为，霸权阳刚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用“有毒”的行为，例如暴力，来加强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4] 其他学者则用“有毒阳刚气质”一词来指涉那些限制男性及男童情感表达（见情感表现）、强调男性应争取支配地位（如“阿尔法男”）等刻板阳刚性别角色。[63]
根据 Terry Kupers 的说法，有毒阳刚气质指涉社会上具破坏性的霸权男性特质，如厌女症、恐同症、贪婪和暴力统治。这些特质与霸权阳刚气质中更正面的面向形成对比，如对体育胜利的自豪、与朋友的团结、工作上的成就，或照顾家庭等。[6]
混合型阳刚气质
混合型阳刚气质（Hybrid masculinity）指的是特权男性在其性别展演或性别认同中，融合了弱势性别表现的特征。[64] 研究指出，混合型阳刚气质既与传统阳刚气质保持距离，同时又再生并加强霸权阳刚气质。[64] 混合型阳刚气质让男性得以用更包容的方式调整其阳刚表现，表面上看似促进性别平等，但往往未能真正撼动维系性别不平等的结构。[65]
相关研究涵盖男性圈、贝塔男性与非自愿独身者（incels）等现象，以及男同性恋文化、青少年行为问题[66]，甚至探讨在避孕等情境下男性如何选择性参与。[67]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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