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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院校教职员会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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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院校教职员会联会英语:Federation of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Staff Associations,简称高教联)是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团体,在1996年成立,以争取大学教职员权益为宗旨。高教联成员有香港各间高等院校的教员和职员会。

成立经过

香港回归前的移民潮,令香港的高等院校流失不少教职员。岑嘉评教授等人,希望为香港挽留人才,于是有意团结各间院校的教职员协会,为高教界教职员集体争取权益。1996年,香港高等院校教职员会联会成立,由岑嘉评担任主席。[1]

争取教职员权益

2000年,香港大学发生“锺庭耀事件”。高教联指事件会损害学术自由,影响大学的自主性。[2]高教联义务法律顾问黄克明透露,回归前后都有教职员向他反映,校长提议他们多写正面评价特首的文章。[3]主席岑嘉评指出,香港的高等院校权力过于集中,有好多“擦鞋党”假称传达校长说话,造成“宦官当道,假传圣旨”,此事揭露出高校内存在已久的“宦官文化”。7月22日,岑嘉评在香港电台发表“香港家书”,历数古代的宦官乱政祸害,警惕高教界避免重蹈覆辙。[4][5]

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因为巨额财政赤字,意图削减各大学拨款,因此各大学设法裁减教职员数目,导致员工士气低落。高教联向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会面,反对政府削减大学拨款。[6][7]

9月,香港教育学院裁员,将接近40名讲师即时辞退,占全校教师近一成,被裁者皆为中年讲师,在各师范学院未合并为教院前便已受聘用。有讲师在前往授课时,被当面告知立即停止上课。高教联与被裁讲师召开记者会,批评香港教育学院裁员手法粗暴,所谓的裁员理由也不成立,并要求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介入事件。[8]

11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于续聘教员时涉嫌种族歧视事件,10名亚裔讲师被新任英籍院长麦高伟决定不续约,并改聘英美籍教师取代。高教联、城大法律学院事件关注组和大学教育行动组,批评校方的处理手法,指责校方的上诉委员会,未能做到公平公正,又指责校方不追究麦高伟行政失当责任。[9]2002年4月,当校董会决定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后,高教联、关注组和行动组发表联署信,要求特首董建华以校监身份,监督独立委员会的工作。[10]

2001年底,传出消息指香港特区政府正研究将大学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容许大学高层自行釐定教职员薪酬。高教联反对政府建议,指出此举将导致大学教育商品化,大学会将资源集中在有市场价值的科系,使热门科系的教师薪酬上涨,而冷门科系的教师被冷待遭减薪,分化不同科系教师薪酬,打击教师士气;此外,大学用高薪从外国吸引教授的做法,不利本地高等教育发展,因香港研究资源不足,难以留住外地教授,而本地教师的培养和接班会出现问题,优秀人才会离开香港。高教联副主席陈志炜举例指,1980年代英国把大学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后,流失了大量人才教职员。高教联又指出薪酬改由校方釐定,但缺乏监管和投诉机制,教师欠缺保障。高教联2001年12月开始收集签名,2月交上五千个教职员签名,反对脱钩建议。[11][12][13][14][15][16]

2002年3月,宋达能报告书公布,正式提出薪酬脱钩建议,使大学能灵活地招聘国际人才。高教联在立法会门前示威,游行至政府总部向特首董建华递交请愿信。[17]

10月,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突然抛出“中科合并”论,高教联声明反对,指这合并完全由上而下,从未咨询两校教职员,犹如“家长逼婚”,又指合并其实是为了节省资源,因两校合并便能削减各系主任及教职员。[18] 李国章回应谓“权在政府”、“先礼后兵”,高教联强烈不满其强硬态度,要求李国章道歉,并去信特首董建华,请他以校监身份要求李收回言论,指合并一事应由院校理性讨论,而非由官员施压。[19][20]

2003年教育统筹局计划削减大学拨款一成。高教联发起一千多名师生游行抗议,向政府递交请愿信及13 500多名大学教职员及学生签名。[21]

4月,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高教联约30名成员在立法会门外抗议。[22]

5月,审计署报告指香港的大学教员薪酬较英美大学高出超过四成。高教联批评审计署抹黑,没有将教员薪金与香港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比较,又指出按时薪算,香港的教员实际上较美国低,与英国相近,因为英美教员每周五天工作,而香港教员每周工作五天半,而且有些人还要教授夜间课程。[23]

9月,高教联代表团受中联办邀请,到北京访问三天,拜访国务院港澳办教育部,向港澳办副主任周波表达对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不满。[24]

10月,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提出未来5年削减开支百分之11,高教联及各院校教职员会发表公开信,批评政府自1996年起削减大学经费,到2008年累积削减经费将达到一半。高教联在4天内收集了3800名教职员及学生签名,在多份报章刊登全版广告,反对政府大幅削减大学经费。高教联会晤李国章商议2个半小时无果,李国章提出要削款3成,高教联表示拨款已被唐英年削减一成,只能接受百分之一减幅。[25][26]

2004年1月,高教联与民建联会面,争取对方对2004-05大学拨款案投反对票,获民建联答应,投下了反对票,成功阻止拨款案通过。[27][28]

2月,高教联与教协专上学生联会等团体,发起反对削减教育经费大游行,有5千人参与。[29][30]其后李国章与高教联再次会面商讨,但谈判破裂,会议提早结束。高教联批评李国章与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的说法不一,唐英年曾谓减幅不会超过百分之11,但李国章要在2004至06年削减一成后,在2005至08年实行“005”方案,即第一二年不削资,至第三年削减百分之5。[31]其后政府改为“00X”方案,X不多于百分之5,八大校长会支持,民建联也转为支持,拨款案获通过。[32][33]

6月,高教联表示,在大学薪酬脱钩后一年间,已接获超过一百宗教职员投诉,指大学强迫改聘用合约。其中一宗涉及城大教职员二百人,被逼由长约转为短约及薪酬打八折,有两成人决定辞职,高教联主席岑嘉评更批评大学聘用人员不再透明,同一职级员工,薪酬福利可能有很大差距,而大学要员工表现定出薪酬,但量度表现由校内“小圈子”把持,欠缺透明度及上诉机制,制造不公平。[34][35]浸会大学教职员工会,反对校方提出检讨薪酬建议,减薪最多达18%,工会40人便发起校内静坐行动,手持白面包,以示减薪后便要捱面包,高教联代表也加入静坐表示支持。[36][37]

2005年9月,高教联代表30人访问北京,参加国庆活动,与国务院副主任陈佐洱及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会面,及访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联再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不满香港政策,包括大学大幅削资的“00X”方案及大学薪酬脱钩,也提议港生与陆生在大陆和香港的大学,都应划一学费,因其时港生赴大陆读本科,学费多陆生一倍,相差六七千元,而陆生到香港升学,须多交四成学费至6万元。[38]

浸会大学有6名教师,拒绝接受新合约,面临被校方解雇。2006年1月,高教联与浸会大学校方商讨后,得到校长吴清辉承诺,以实任制及原薪酬继续聘用该6名教师。[39]

城市大学2004年成立“城大专上学院”私人公司,并将112名讲师借调到城大专上学院,强迫减薪两成。2006年12月,城大教师工会得悉,城大校方将会在2008年解除其合约,转为受城大专上学院雇用,便向校方抗议,要求延长其合约及调回大学任教,高教联也加入抗议行动。[40][41]2007年5月,城大署理校长何炘基履新,高教联与30名城大教职员,抬着写上“何代校长升官发财、教职员垫棺材底”红棺材请愿,要求解决这群讲师的合约问题,认为这是变相实任制,一旦实行,会引致其他院校仿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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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成立跨院校申诉机制

高教联自成立初期,便积极倡导成立跨院校独立申诉机制,以保障教职员受校方不公平待遇时,有独立申诉途径。2000年,锺庭耀事件发生后,高教联主席岑嘉评指出,高校内的教职员协会与校方关系疏离,欠缺沟通,致使校内大小事件也能闹出风波,提出需有跨院校的独立申诉机制,给予大学教师申诉渠道。[4]2001年,高教联与教统局局长罗范椒芬会面,也向对方提出成立跨院校申诉机制。[6]2002年发表的宋达能报告书,也提议成立独立申诉机制,但政府没有实行。自从大学薪酬与公务员脱钩及大学拨款被大幅削减后,大学校方改革薪酬制度,按量化及商业化形式运作,加剧了教职员与校方的纠纷,高教联更致力呼吁从速按报告书建议,落实成立跨院校申诉机制。[43]2006年,高教联代表与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会面,双方达成共识,李国章支持成立跨院校申诉机制。[44]跨院校申诉机制也获得1998年成立的“大学教育改革行动组”的支持。[45]2007年高教联向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提议。当时由港大校长徐立之任主席的八大校长会,也对建议持正面态度。2008年,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也通过动议,建议院校成立独立申诉委员会,但是八大校长会2008年由中大校长刘遵义轮任主席后,态度完全改变,拒绝接纳建议,认为此举侵犯院校自主。[46][47]跨院校独立申诉机制至今(2024年)仍未成立。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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