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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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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英语: Marxist feminism）是一种融合并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女性主义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女性如何通过资本主义和私人财产的个别拥有方式遭受剥削。根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女性的解放只能通过拆解资本主义体系来实现，他们认为在这些体系中，女性的劳动往往未获得补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扩展至无偿的家庭劳动和性别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 

马克思主义透过财富和生产的发展与组织，追踪压迫与阶级分化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发展，并将压迫性社会结构的进化与压迫性家庭结构的进化相关联，也就是说，压迫女性变成常态正好与压迫性社会的诞生相互吻合。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一书中， 恩格斯从众多研究中探讨了家庭结构、社会阶层以及财富概念的最早起源。他认为女性最初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在劳动中享有平等待遇，尤其是只有女性才能确保承袭家族姓氏，由于最早的男性甚至未曾承袭家族姓氏，因此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孩子是谁，也无法从继承中受益。[1]

当农业开始丰饶，而因为农业结果来自男性在家外之工作，使得一种对男性血脉和继承的更深层次渴望便被建立。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女性不仅获得了她们长久以来追求的婚姻专一性，并且被强迫接受这一制度，成为家庭劳动的一部分，而男性则追求一种隐秘的“交际花文化”（hetaerism）。恩格斯将这一情况描述为与强制性劳役的开始相吻合，并成为社会的主导特征，最终导致欧洲的阶级压迫文化，贫穷家庭的孩子被期待成为富人家的仆人。[1]

恩格斯在书中重新诠释了他和马克思在1846年的一段话，原文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繁衍后代而进行的分工 (The first division of labor is that between man and woma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hildren,)”，他改为说：“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与男女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的对立发展相吻合，最早的阶级压迫也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相吻合。(The first class opposition that appears in history coinci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monogamous marriage, and the first class oppression coincides with that of the female sex by the male.)”[1]

性别压迫是通过文化再生(Cultural reproduction)并维持的，并且在制度化的不平等中得以延续。通过将男性优于女性之上，拒绝承认传统家庭劳动的同等价值，工人阶级的男性被社会化进入一个压迫结构，而这个结构则边缘化了工人阶级的女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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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非生产性与再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将劳动分为两大类：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

  • 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是指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例如原材料的生产和产品的制造。
  • 非生产性劳动(Unproductive labor)则不创造剩余价值，实际上可能是由剩余价值来补贴的，例如: 监督工作、记账、行销等职务。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1910年代初期开始在更广泛的工人运动中建立为工人女性服务的组织。[3] 这些组织者认为工人女性的需求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不同。[4] 对这些女性来说，将性别与阶级分开作为解放手段是难以想像的，她们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内对她们的观点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功。

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家，如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与佩吉·莫顿（Peggy Morton），皆大力依赖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分析，试图改变当时社会对家庭消费是唯一目的的看法，并提出国家支付家庭主妇工资的论点，以及将家庭视为一个生产性实体的文化观念。尽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维护家庭的工作几乎没有物质价值，因为它不生产可销售的产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中，维护家庭是生产性的，因为它具有服务价值，并且以商品的方式来理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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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的工资

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女性遭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女性被排除在生产性劳动之外，并提倡将家庭劳动纳入有工资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补偿再生产性劳动的观念早在社会主义者如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98年）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吉尔曼认为，女性的压迫源自于她们被迫进入私人领域。她主张，当女性的劳动被认可并在公共领域中获得价值时，女性的处境将会改善。[2]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补偿再生产性劳动的努力，是1972年由国际女性主义集体（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成员在意大利发起的国际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其成员包括了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布里吉特·高尔提耶（Brigitte Galtier）和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等人，发表了多篇著作，并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推广她们的理念。尽管这个运动最初是由意大利的一小群女性发起，但家务劳动工资运动成功地在国际间动员起来。随着费德里奇的协助，一个家务劳动工资小组在纽约布鲁克林成立。[6] 尽管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1981年）后来承认这些运动最终没有成功，但它们引发了关于家务劳动价值及其与经济关系的重要讨论。

家庭奴隶制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女性、种族与阶级》（Women, Race and Class）一文中提到家务劳动的概念被用来解构资本主义在家庭中的性别化劳动结构，并揭露了女性是如何通过“家庭奴隶制”被剥削。[7] 戴维斯在总结中提到“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包括准备餐食和照顾孩子——预设了以经济中不再由追求利润的动机主导为前提。(the socialisation of housework – including meal preparation and child care – presupposes an end to the profit-motive’s reign over the economy.)”[7]

然而，试图解决家庭劳动剥削的人们经常遭到批评与反对。批评与反对者认为这类性别化的家务劳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公益。[8] 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未经质疑的家庭奴隶制维持了女性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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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同酬

1977年英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维罗妮卡·比奇（Veronica Beechey）发表了《女性工资劳动笔记》（Some Notes on Female Wage Labour）。[9]她在文中指出女性应该被视为一个未被承认的“劳动后备军”。作为回应，佛洛亚·安西亚斯（Floya Anthias）发表了《女性与劳动后备军：对维罗妮卡·比奇的批判》（Woman and the Reserve Army of Labour: A Critique of Veronica Beechey）[10] 质疑比奇的观点，同时也承认比奇的研究“是对女性工资劳动进行分析的最为精致和有影响力的尝试，并且使用或重新构建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概念。”

1987年，Verso出版社出版了比奇数篇论文，名为《不平等的工作》（Unequal Work），收录了她对女性参与劳动的探讨。[11]

交叉性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为目前女性主义中的一种广泛流行的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其依赖资产阶级身份政治持批判态度，认为交叉性通过过度强调个体经验而非集体的无产阶级经历，限制了对阶级和权力的理解。在这种观点下，不同的身份应该被集体克服，以挑战资本主义结构。[1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则将交叉性视为一种透视身份不同面向相互作用的视角，认为这是由结构性、系统性压迫所引起的。[13]

交叉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挑战将阶级与社会身份分开的做法，认为这样的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的不完整批判，并且重复了资产阶级的阶层结构。虽然在这一模式中，阶级被视为系统性压迫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仍可使用交叉性视角来理解阶级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社会建构。

对其他流派的批判

总结
视角

德国妇女运动先驱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家与首位女性驻外大使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对于强化阶级地位的女性主义持反对态度。她们认为，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上层阶级女性无法真正理解工人阶级女性的困境，因此也难以实现阶级间的联合。柯伦泰在1909年写道：

为什么女性工人要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结盟呢？如果这样的联盟成立，究竟会对谁有利？当然不是女性工人。(For what reason, then, should the woman worker seek a union with the bourgeois feminists? Who, in actual fact, would stand to gain in the event of such an alliance? Certainly not the woman worker.)

柯伦泰避免将自己与“女性主义”联系在起来，因为她认为这个词过于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相联系，限制了其他阶级受益于该词的可能性。[14]

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著名领袖，柯伦泰捍卫她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塑造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不满和压迫地位。她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女性在社会中的差异，尽管科伦泰的思想中表达了所有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女性都遭受压迫的观点。柯伦泰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女性和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女性结盟，其中一个原因是资产阶级仍然利用工人阶级女性的劳动来获得利益，因此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她理论化了一个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经济乌托邦，但从未自称为女性主义者，尽管她对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女性主义运动有着深远影响。柯伦泰对女性主义运动持批评态度，认为女性主义者过于天真，只关注性别问题，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阶级的划分，这也导致了性别斗争的产生，就像阶级结构中男性所遭遇的严重分化一样。柯伦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历史背景，并认为社会最重要的障碍是性别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根除。[15]

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为了私利，柯伦泰认为女性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失，因为女性的“自由劳动”被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柯伦泰批评女性主义运动忽视了工人阶级在养家糊口、工资低于男性的情况下，仍被要求为资产阶级或上层女性提供劳动，这样继续压迫工人阶级女性，并且这种压迫依然存在。[16] 在布尔什维克运动期间，柯伦泰作为女性领袖面临了来自男性主导政治立场的激烈批评。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柯伦泰持续写日记，记录她对于走向更“现代”社会的计划与想法，她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有助于根除资本主义及其对不同性别和阶级群体的压迫。

像柯伦泰的评论者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更加激进的政治方案，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放女性，并特别强调女性工作及其革命后的物质条件变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还支持由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提出的激进“乌托邦需求”（Utopian Demands）。[17] 这种革命范围的要求表明，要求任何低于全面改革的需求将无法对长期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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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

相关条目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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