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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巴黎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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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巴黎惨案(法语:Massacre du 17 octobre 1961)在法国也称为1961年10月17日大屠杀,是法国国家警察对居住在巴黎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大规模杀戮。它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镇压行动,发生于1961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当时约3万名阿尔及利亚人为支持民族解放阵线上街示威,令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下令法国警察前往镇压。1998年,法国政府承认1961年的镇压造成40人死亡,不过公众估计有100至300人死亡。[1][2]死亡原因是警方的殴打以及溺水,因为当时的警察将伤重的示威者直接丢入塞纳河,数百人因此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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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多认为莫里斯·帕蓬亲自指挥这起镇压行动,警方记录显示,帕蓬向巴黎警察保证如果他们参与镇压,他们将免受起诉[3]。惨案四十多年后,2001年10月17日,社会党籍的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提出在圣米歇尔桥树立一块牌纪念此次惨案。[4][5]遇难人数至今仍不清楚,并且并未平反。在没有官方估计的情况下,纪念惨案的标语说:“为了纪念在1961年10月17日血腥镇压和平示威中遇害的许多阿尔及利亚人”。2007年2月18日(帕蓬去世后的第二天),为纪念惨案,民众呼吁将位于热讷维利耶的一个巴黎地铁站命名为“1961年10月17日”站。[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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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大屠杀发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62 年)的背景下,战争变得越来越暴力。戴高乐在1958年5月危机期间重新掌权并突然改变阿尔及利亚独立政策后,美洲国家组织(秘密军队组织,一个极右翼的法国持不同政见的准军事组织和恐怖组织[9])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民族解放阵线(FLN),将战争带到了大都市,并得到了Jeanson 网络等活动人士的帮助。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镇压非常严厉。
据大屠杀专家、历史学家让-吕克·艾诺迪(Jean-Luc Einaudi)说,暴力镇压1961年10月17日示威活动的一些原因最好从法国警察部队本身的组成来理解,其中仍然包括许多维希政权期间与盖世太保合作拘留犹太人的部队前成员, 例如,在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的 Vel'd'Hiv 综述中。
1944年巴黎解放后,绝大多数因极端形式的合作主义(包括协助法兰西人民党和类似团体)而被停职的警察后来被重新编入警察部队。相比之下,一些曾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警察的职业发展因冷战时期的反共主义而受阻,因为抵抗运动部分是共产主义的,共产党部长于1947年5月被驱逐出政府。此外,在维希政权期间,曾经是抵抗运动成员的警察很可能参与了针对犹太人和其他受迫害群体的各种突袭,否则他们就会被解雇。[10]
帕蓬在1960年代担任巴黎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970年代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担任总统期间的财政部长的职业生涯表明,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法国警察中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事实上,帕彭直到1997-98 年才因在二战期间犯下危害人类罪而受到指控和定罪,因为他在1942年至1944年间驱逐了1,560 名犹太人,包括儿童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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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任命为巴黎警察局长之前,帕蓬自 1956 年以来一直担任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省长,积极参与镇压和对平民使用酷刑。[11][12]1958 年 3 月 13 日,7,000 名警察在警察总部的院子里示威,反对因战争而拖延给予他们的“有伤风化的黄金”,尽管民阵尚未开始针对警察。[10]
1958年5月危机发生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自由法兰西”领导人戴高乐的领导下成立,帕蓬继续留任。他创建了 compagnies de district(地区公司),专门从事镇压的警察部队,在那里训练新警察。这些连队主要由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7-54年)的退伍军人和从阿尔及利亚回来的年轻法国人组成。
1958年8月25日,民阵在巴黎的一次攻势在第13区的 Boulevard de l'Hôpital 杀死了三名警察,在文森大道前杀死了另一名警察。帕蓬的报复是对巴黎及其郊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大规模袭击。5,000 多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拘留在前博容医院、Japy 体育馆(第11区)和 Vél'd'Hiv。Japy 体育馆和 Vél'd'Hiv 在维希政权下被用作拘留中心.[13]
事件
1961年10月5日,警察局在一份新闻声明中宣布,在巴黎及其郊区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工人”、“法国穆斯林”和“阿尔及利亚法国穆斯林”实行晚上 8 点 30 分至凌晨 5 点 30 分的宵禁(帕蓬使用这三个术语,尽管当时居住在巴黎的大约 150,000 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正式认为是法国人并持有法国身份证).因此,1961年10月17日,法国民阵联合会号召在巴黎的全体阿尔及利亚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举行示威,反对宵禁,宵禁被广泛认为是种族主义的行政措施。
据历史学家让-吕克·埃诺迪(Jean-Luc Einaudi) 称,帕蓬有7,000 名警察、1,400名CRS和宪兵机动车(防暴警察)来阻止这次示威活动,但警察局尚未同意(合法示威是强制性的)。警察部队因此封锁了通往首都、地铁站、火车站、巴黎门等的所有通道。然而,在居住在巴黎的大约150,000名阿尔及利亚人中,有30,000-40,000 人设法加入了示威活动。警察在全市各地进行了突袭。11,000人被捕,并由 RATP 巴士运送到 Parc des Expositions 和维希领导下使用的其他拘留中心。[14]被拘留的人不仅包括阿尔及利亚人,还包括摩洛哥和突尼斯移民,他们随后被送往各个警察局、警察辖区的庭院、凡尔赛门体育宫(第15区)和顾拜旦体育场等。
尽管遭到了这些突袭,仍有4,000至5,000人成功地在从共和大道到歌剧院的大道上和平示威,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在警察部队封锁歌剧院后,示威者后退。到达雷克斯电影院(现在位于“大道”的雷克斯俱乐部所在地),警察向人群开枪并冲锋,导致数人死亡。在讷伊大桥(将巴黎与郊区隔开)上,警察分队和FPA成员也向人群开枪,造成一些人死亡。阿尔及利亚人被扔进塞纳河并淹死在塞纳河上,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各个地方,最著名的是巴黎市中心的圣米歇尔桥和警察局附近,非常靠近巴黎圣母院。
1962年2月8日,另一场被国家禁止的反对美洲国家组织的示威活动在夏龙地铁站遭到镇压(夏龙地铁大屠杀)。CGT 工会的 9 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共产党员,被帕蓬指挥的警察部队杀害,帕蓬在同一政府领导下,罗杰·弗雷担任内政部长,米歇尔·德布雷担任总理,戴高乐担任总统,他们竭尽全力“隐瞒10月17日犯罪的规模”(让-吕克·埃诺迪)。[15]1962年2月 13 日,九名遇难者(其中包括法国历史学家阿兰·德韦尔佩[fr]的母亲范妮·德沃普)的葬礼有数十万人参加。[16][17][18]2007年2月8日,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 (Bertrand Delanoë)在地铁站内安装的纪念牌匾脚下喷洒鲜花后,落成了地铁站附近的 Place du 8 Février 1962 杀戮发生地铁站。
根据詹姆斯·那不勒斯的说法,《泰晤士报》、《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等英美主要媒体对大屠杀的报道淡化了大屠杀的严重性以及巴黎政府对这些事件的责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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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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