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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
以現場演奏為主的音樂表演場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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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日语：ライブハウス raibu hausu）为和制英语，指以现场演奏为主的小型音乐表演场所。该词主要在东亚地区使用。有的live house会同时经营酒吧或提供其他夜生活娱乐，因此某些设有舞台或舞池的餐厅或咖啡厅也有可能被称为live house。live house主要演出摇滚、爵士、民谣等音乐风格。
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live house为于1973年在日本京都成立的“COFFEE HOUSE拾得”，而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的live house也在2000年前后陆续成长起来。live house常设置于经济繁荣、文化气息浓厚之大都市及艺术创意区。此类场馆以朴实、粗犷甚至带有工业风格的装潢为特征，内部通常划分为调音台、卡座、舞台、观众池与酒吧柜台，并强调观众与表演者间之近距离互动。live house通常不设固定座位，可容纳数十到数千名观众，观众必须站立着欣赏整场表演。live house的主要客群为追求线上线下结合真实体验之青年。随着独立乐队及地下音乐文化兴起，live house除展现本地音乐特色外，亦面临大型演唱会及音乐节竞争与市场经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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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live house”属于和制英语，为“live music house”的缩写，意为表演现场音乐（live music）的场地（house）[2]。live house起源于1970年代初期，正值日本独立音乐蓬勃发展之际，live house作为反叛乐队的地下表演场地应运而生。当时，其形式类似于摇滚酒吧，晚餐时段伴随着现场音乐演出；至1970年代末期，场内座位被移除，演变为现今的形式[3]。此外，1978年live house“S-Ken Studio”的开业催生了朋克摇滚运动“东京Rockers”，进一步推动了live house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日本摇滚音乐界经历了所谓的“乐队热潮”阶段，许多业余及独立音乐人先在小型live house初次登台，随后便获得大型唱片公司的青睐。live house因而逐渐沦为音乐人职业生涯的踏脚石，场馆也变成音乐产业循环的一部分，这与其独立音乐的初衷相去甚远[3]。
新宿LOFT为东京较早成立的live house之一，该场馆于1971年以爵士咖啡厅形式开业；另一家为“新宿RUIDO”，创立于1972年[3]。于1973年在京都成立的live house“COFFEE HOUSE拾得”则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live house[4]，该场馆由旧清酒仓库改造而成[5]，其主要收入来源不再是酒水，而是演出门票，只有在演出期间才营业[6]。
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的大城市亦陆续出现类似的场馆，且许多地方均以“live house”称之[7][8][4]。截至2009年，日本已有1,000家live house，其中仅东京就约有300家[9]；香港截至2017年有近20家live house[10]；截至2022年，台湾共有37家live house[11]，中国大陆共有100余家live house[12]。一般而言，每间live house每周至少安排三场演出，随着小众乐队不断涌现与独立音乐人气日益高涨，演出场次也呈现增长趋势，部分热门场馆甚至每日都排满节目。日本live house全年平均演出500–600场，而中国年平均演出仅为100场，头部几家live house能达到150–200场，而中小城市则低于100场。live往往在晚间进行，但有的live house也开始在下午和午夜开展演出。虽然在周中开展演出的live house较少，也有live house开始尝试增加周中的场次[13]。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实施的各项限制措施，日本许多live house的经营受到严重冲击，不少场馆被迫关闭；部分live house尝试筹办众筹计划以求生存[14][15]。在中国大陆，观众因为演唱会、音乐节的叫停而涌入live house，让原先小众的live house借着疫情走向大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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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live house发源自台北的摇滚音乐酒吧。早期音乐酒吧中，乐队表演仅为点缀。后来因1990年代乐队文化兴起，音乐酒吧成为活跃乐队的演出场地，数量也逐渐增加，包括“Live Agogo”、“Wooden Top”、“人·狗·蚂蚁”、“Scum”、“Boogie”等。这些音乐酒吧本来以翻唱西洋摇滚曲目为主，后因“Scum”带头规定必须唱原创歌曲，引发华语音乐的创作风潮[16]。因为音乐酒吧常被归类为八大特种行业之一的“视听娱乐业”，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如选址、营业范围等皆受限[17]。为避人耳目，亦为强调音乐主体性，这些音乐酒吧逐渐改称为“live house”。相比于传统音乐酒吧，live house也安排周末下午时段或是低价的演出以吸引大学生和未成年客群[18]。
2000年起随着乐队文化的流行，live house也走入大众视野。此时发展起来的live house有“女巫店”、“地下社会”、“The Wall”、“Roxy Vibe”、“圈圈叉叉”以及“圣界Live House”等[18]。2010年，台湾经济部商业司新增“音乐展演空间业”营业项目，live house不再归类为八大行业之一；但因为缺乏配套措施，实际上live house仍常被政府单位认定为酒店、KTV等特种行业[19]。2011年台中杰克丹尼夜店火灾事件引发八大行业整顿潮，多家live house遭到政府的频繁稽查、被开罚单，包括“地下社会”在内的部分live house因无力承受罚单而不得不歇业，也有live house遭政府勒令停业[8][20][21]。此举引发五月天、1976、拷秋勤、小应等音乐人的声援和抗议[22]。在live house业者不堪重负的同时，政府上下单位却在“支持live house生存”的具体举措上互相推诿、踢皮球，最终“地下社会”在几次歇业和恢复营业后宣布放弃营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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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摇滚音乐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最早的被认为具备live house性质的摇滚乐表演场所为北京崇文门的法国餐厅“马克西姆餐厅”，但当时并未称之为“live house”，而是称为“趴儿”（party）[6]。199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音乐酒吧[24]。成都的“小酒馆”也在1997年创立[25]。2001年，朱寅从日本引进“live house”的演艺理念，与日本彩虹乐队在上海新天地共同创办了全国首家以“live house”命名的音乐表演场所——“ARK LIVE HOUSE”。“ARK LIVE HOUSE”位于名为“今潮8弄”的石库门老建筑群中，为乐队表演提供了不同于音乐酒吧的舞台和演出环境[26]。2003年左右，北京的部分酒吧也开始转型为正式的表演场所[6]。2007年，李赤创立“MAO”[a][27][28]。“MAO”演出一般在晚上8:30-9:00开始，创意地采用在手背上盖戳的方式检票，这样的检票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live house的习俗[6]。之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的live house有：上海的“育音堂”[28]、云南昆明的“昆明PRO live house”、江苏南京的“61house”、陕西西安的“光圈CLUB”、甘肃兰州的“葵live house”[6]、浙江杭州的“大麦·66 live house”[29]。“MAO”则成为中国首家连锁经营的live house，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广州、成都、长沙、苏州都有分店[28][30]。2010年以前，欣赏live house演出的观众往往为地下摇滚音乐的爱好者，而2010年以后更大的演出场地如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的落成，让“独立音乐”成为新的流行语，更多海外乐队也来到上海等地演出[31]。2017年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2019年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的爆火，也带动了live house的流行[4]。2018年，首届LIVE POWER AWARDS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全国共55家live house联合评选最佳独立音乐人[6]。
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2019年live house演出票房收入为3.75亿元[32]，到2021年live house票房收入已达10.02亿元，成为“夜经济”的引领者[33]。到2022年，热门live house的现场票价已达499元、VIP票价达669元，甚至在黄牛手中达到了相当于一线歌手演唱会内场的千元价位，相比2015年上涨5倍[34][35]。虽然票价急剧上升，但仍有超过50%的live house未进入盈利状态，运营成本过高、疫情环境下审批难度大皆阻碍了live house的盈利[34]。对于中小偏远城市的live house来说，演出内容匮乏、城市文化消费力不足也使得live house生存艰难[36]。因此，中国近八成的live house采用多元的经营模式，通过承接摄影棚、节目录制、会议，甚至转型为餐饮业以维持盈利[34]。
香港、澳门的live house文化起源于2000年以后，大多在工业建筑内设立[37]。2008年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于香港中环威灵顿街开业，2015年8月因租金上涨3成负担不起而停业[38]。成立于2008年的“现场音乐协会”（LIVE Music Association）为澳门主要的live house，2014年迁址到美副将大马路新美工业大厦内，吸引了本地和国外的音乐表演者[39][40]。“Hidden Agenda”原为香港乐器品牌，2009年起开始运营live house[41]，选址于观塘区的工厦大楼里[42]，被《Time Out香港》评为香港最佳演出场地[43]。但2010年Hidden Agenda因工厦场地被回收，被迫歇业迁址；2011年又因无牌卖酒、违规营业等指控，再次歇业[42]；此后Hidden Agenda又经历4次搬迁及重新开业，2018年更名为“This Town Needs”，在观塘区油塘Ocean One 1楼开业，后于2020年2月正式停业[43]。香港首个以live house自称的音乐演出场地“Music Zone”于2012年7月28日开业，于2024年4月1日停业[44]。live house兼西餐厅“Lost Stars”在2018年于香港大角咀利奥坊地铺成立，是香港少数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的live house，于2024年4月27日结业[45]。
香港live house面临的困境包括持续升高的租金，苛刻的区域规划、卫生和消防安全规定等。此外，工业建筑内想要申请公共娱乐场所牌照，需要购买高昂的豁免书，为此每年须支付12.8万至19.2万美元。据香港地政总署的声明称，工业建筑的火灾风险相较其他类型建筑更高，故此举是为劝阻“在工业建筑内组织公共活动”。但工业建筑的租金也已节节攀升，商业建筑的租金更是高攀不起。因此，Twisterella乐队吉他手黑尼斯·张表示，live house“通常在会两年后关闭”；香港的监管规定“在扼杀整个现场音乐表演”[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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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live house多数选址于经济蓬勃、思潮开放的大都市，特别位于经济与文化的枢纽地带，这些区域拥有众多潜在消费群、完善的交通网络与成熟的人力资源，如北京的五棵松、成都的宽窄巷子。此外，也有部分live house坐落于艺术与人文气息浓厚的创意街区、产业园区、夜生活热点、购物中心或独具特色的旅游景区附近，如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疆进酒·OMNI SPACE”、成都红仓·完美文创公园的“CH8冇独空间”、深圳华侨城创意产业园的“BIO LIVE”、广州永庆坊旅游区的“MAO live house永庆坊店”。这些live house皆处在充满创意、文艺与时尚气息的区域，周边配套设施如景区、商圈及酒吧齐备[47][6]。另有一些live house选址于展现当地特色的创意园区内。例如，北京的live house“School”隐藏在雍和宫旁一条仅不足700米的胡同内，此处聚集了各式创意商店，包括餐馆、酒吧、古董店、饰品及工艺品店，承载了美食、娱乐、社交等多种夜生活的功能。“School”仅有一扇小门，其标志下方标示“学校”二字，门旁还悬挂着数把废旧吉他。与中国许多其他live house相似，“School”结合了酒吧与表演场地的功能，以平衡收入。因此，“School”的前厅设有一间普通的小酒吧，而另一侧的门后则是一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厅。当夜幕低垂，“School”隐秘的地理位置、略显破旧却个性十足的装潢以及昏暗的灯光等元素，共同营造出地下摇滚的氛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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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内部大致分成调音台、卡座、舞台、观众池、酒吧柜台5块区域[48]。为了让观众清晰观看演出而不被遮挡，舞台一般略高于观众池；较大的live house有的则采用阶梯式的观众池[2]。live house的室内配置（如涂鸦装潢、灯光音响），以及音乐表演时的对话手势等，皆彰显不同的视觉艺术表达，以特立独行、仪式性的感官体验和交流氛围为身处其中的观众提供情感价值。live house常以朴实的装潢与醒目的标志为特点，虽不追求奢华却展现出一种粗犷狂野甚至带有工业风的氛围[47][6]。一些规模较大的live house也在视觉元素上逐渐向主流和商业性靠拢，如醒目、时尚的外部装潢，巨大的标志，外墙醒目的海报等，标志着live house从地下转向地上的努力[6]。考量到观众需求，现场必须具备相当专业的设备和完善的设施，例如宽敞的舞台和观众区，以及对场地挑高[b]有一定标准，才能展现出优异的音乐表演效果并带来更佳体验。许多live house的设备均属顶尖水准，无论灯光、风格、声场或舞台美术等，都需由专业人员设计与调试，而这些都为将普通表演场地转变为live house设下了一定门槛[6][49][50]。live house的演出现场往往采取昏暗的照明和环境设计，在这样的环境中，观众的听觉比视觉更加敏锐，有助于让观众沉浸于乐队的歌曲声中[49]。
live house的容纳人数主要取决于场馆规模。有些live house设计得小而亲密，另一些则可容纳数千人[20][51]:100。与剧场或体育馆举办的大型演出相比，live house通常不设固定座位，观众必须站立着欣赏整场表演[52]。在较小的场所，例如“School”，由于空间狭小，观众池和舞台的距离相当近，因此观众与演出者的心理距离得以拉近，让台上台下互动感更为强烈[48]。而一些较大的双层live house，如深圳的“A8”，可同时容纳约一千名观众，其中一楼为站立区，二楼则设有座位。通常，为了能近距离感受喜爱乐队的表演或获得更佳视觉体验，多数观众会选购一楼的票，并提前到场排队以确保获得前排位置。许多乐迷为追求更真实的现场体验，倾向于站在靠近舞台与表演者的位置，导致现场拥挤在所难免。此外，场馆入口通常会设置收物柜，以便让观众在演出期间存放随身物品或厚重衣物，不仅确保财物安全，也能减轻观演时的负担，使大家能全情投入表演。演出期间，观众可自由出入场馆，许多人在返回表演现场前会先享用一杯饮品，与身边的人聊上几句，再重新融入观众群中。在live house现场表演过程中，与通过音响设备放大的音乐回响相比，观众的交谈声显得微弱，甚至邻近的两人也难以进行口语沟通。因此，多数人会选择以肢体语言进行互动，或采取特定动作回应现场音乐人的指引，进而与周遭观众建立非言语的交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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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的主要客群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青年群体。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网络听歌或网络社群互动，而是渴望将线上与线下结合，为那些曾被隐藏的小众兴趣寻得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正因如此，live house逐渐演变成流行趋势。live house吸引了大量热衷音乐与社交的年轻人，使其成为青年亚文化的象征。在演出开始之前，乐迷们便先行在社群中集结，讨论音乐，而在live house演出的表演者也往往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在演出中和演出前后会与乐迷们对话交流[53]。live house中也逐渐衍生出简洁通俗的流行表达，如中文的“燥”、“炸”、“嗨”、“稳”等[6]。由于live house多以本地运作，因此演出乐队通常来自附近地区，具备本地联系及粉丝群。一般而言，观众前来主要是为了支持特定乐队，而非仅因场馆氛围而入场。乐队更换往往会带来观众群的变化[51]:100。
live house的演出时长一般为2个小时左右，演出过程中观众往往受音乐律动的影响，情绪和压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因而在演出结束之后往往会有回到现实的虚无感和回味感[54]。演出开始后，观众便会不约而同地向前推进，紧贴在一起，随着音乐的律动变化而呐喊、摇摆、跳跃。当现场氛围热烈、情绪高昂时，观众自然会与身边的朋友互动，例如随着节奏摇摆、举手欢呼。在金属、核及朋克等重型音乐的现场，这种群体行为尤为激烈，像是“pogo”[c]、“mosh”[d]、“跳水”[e]、“开火车”[f]等现象屡见不鲜[54][53]。这些身体活动让观众得以消解焦虑和紧张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轻松惬意的音乐环境当中[49]。此外，有的表演者也会在歌曲高潮时刻，预先准备好后跳入观众之中，以进一步提升互动与现场气氛。由于部分大型live house可容纳的观众数量较多，为了确保现场安全，通常会在舞台与观演区之间设置约一米宽的缓冲区，并由数名工作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将冲向前方的观众推回至安全区[6]。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观众失控的现象，比如2022年痛仰乐队“三四五”巡演时有乐迷跳上舞台后对乐器道具造成了破坏；狭小的live house空间也容易发生其他不良行为，如2023年11月张星特“肆季巡演”live house现场“咸猪手”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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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场景
live house依据所在地域的不同，形成的音乐场景亦具有当地特色。各大都市所形成的文化及圈层因城市而异，故东京与大阪的音乐场景常截然不同。live house的影响力多体现于本地层面，其预约的音乐人多数皆为本地人士。这些音乐人的年龄与背景各异，但往往大多主张“维持创作主控权”，不愿为换取更多创作机会而牺牲创意，因而偏好在live house即兴演出而非与唱片公司签约[51]:89。在live house内，演出曲目通常为地下音乐，即不隶属任何独立或大厂牌之乐队所演奏的音乐[51]:34。此类音乐风格从重摇滚至emo至皆有囊括，且常带有强烈实验性。为支持新型音乐探索，一些场馆发展出后来称为“音响系”的模式，其特点为即兴、极简主义的白噪音音乐。“音响系”打破了live house既定之经营模式，但在对观众与表演者要求上较低[55]。
在live house中演出的地下音乐往往具有独到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节奏感。硬核说唱、摇滚乐、核音乐等类型，常借由激昂的节奏引领人们运用音乐的力量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束缚，释放来自生活与工作的压力、焦虑与烦恼；相对地，民谣则以柔和的旋律和节奏引发听众共鸣，通过替代倾诉的方式帮助乐迷释放内心的沉闷与哀伤。无论是哪种风格，其共通点在于能通过表演激起共鸣，让人缓解苦闷、燃起美好期待，进而激励个人认同与探索自身及社会价值[6]。
在中国大陆，一些live house也举办非音乐类文艺表演，如情景喜剧、艺术研讨会、脱口秀等。例如河南洛阳的live house“幽沫现场”主打脱口秀和情景喜剧演出；上海的一些live house在周末举办“K-pop之夜”劲舞派对，让观众即兴上台表演K-pop舞蹈。另外，一些live house还在万圣节期间举行假面派对、恐怖电影观影会等[2]。
经营
live house的经营模式多样，其中在日本较为普遍的为配额制度，又称“norma”（日语：ノルマ）。在此制度中，live house要求演出乐队售出预定数量的票券以弥补成本[56]。若票券销售不足，演出乐队将自负其余费用，场馆本身不承担任何支出；小型在地乐队因此常依赖亲友购票，才能勉强达到收支平衡。配额制度并未阻碍live house间的竞争，其常通过事前甄选预定当晚演出乐队即可见一斑[57]。在中国大陆，经营模式主要有“租场合作”和“自营”两种。“租场合作”指live house与乐队签约，协商演出时间、地点、场租、票价后，按照合同约定演出及划分收入；“自营”则指live house作为经纪公司，既负责场地的运营管理，也兼顾艺人的培养包装。后者虽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若经营得不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58]。此外，亦存在其他经营模式，例如在音乐演出时提供餐饮服务，有的甚至要求所有入场观众必须购买一杯饮品。但因为与西方消费文化不同，这些模式也面临困境：音乐听众首要目的仍是享受现场音乐，未必会消费酒精饮品；许多情况下，为了更好体验音乐，观众甚至完全不饮用酒精饮品[59][51]:100。台湾的live house则以复合式经营模式为主，多结合音乐教室、酒吧、餐食等附加项目以保障营收[17]。在中国大陆，一些乐队会在演出后销售自己的周边产品，如专辑、黑胶唱片、T恤等，有时也会开展签售环节[53]。也有的live house（如“莱思酷”）改以音乐学校自居，为新乐队提供培训和指导[60]。
一些演艺公司会派出星探，与通过live house演出成名的乐队签约；一方面演艺公司省去培养乐队的步骤，另一方面乐队艺人也能借着商业化获得更好的发展。经过live house锻炼的艺人的现场表演能力更为扎实，也更擅长带动气氛和吸引人气，因而受到演艺公司的青睐[61]。在台湾，名气较大的音乐人也往往会在live house中巡演。在中国大陆，不少成名的乐队不愿回到小舞台，少数愿意在live house演出的乐队则为多家live house所争抢[62]。
2010年起政治、商业界嗅到商机，大力投入演唱会、音乐节等文艺活动，而live house这样的小型音乐表演对民众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关注度和票房都受到冲击[63]。中国2023年全年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共121场，票房占全国音乐市场总量达27%；在台湾，2019年时节庆表演已占全年音乐表演的2/3。在挤压live house生存空间的同时，音乐人与观众的情感连结也受到影响：观众不再乐衷于与乐手互动，而是如电影散场般，在表演结束后即解散[64][17]。《北京商报》表示，因音乐节和演唱会在疫情期间停摆之故，疫情后乐迷们更倾向于“走出去”，参加户外音乐活动；另外，交通与住宿成本的上升、live house租金上涨也使得乐队巡演支出增加，乐迷的消费力也受经济影响而降低，live house的经营面临较大挑战。live house“疆进酒”的主理人左野称，虽然《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在一定程度上能让原本较少接触摇滚和独立原创音乐的观众逐渐接受、甚至爱上live house的现场演出，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知名乐队身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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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资料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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