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游行是指在2019年6月23日，于中华民国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的大型集会游行又称623凯道集结。这次活动由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馆长”陈之汉、及时任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战神”黄国昌号召，并有数万名民众参与示威游行。是反红媒运动之一。
游行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拒绝“亲中媒体”、“中天新闻”渗透、守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声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运动。游行还呼吁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强力执法，也要求立法院亦应尽速完成相关法案的修法。这场集会游行亦引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关注。
游行背景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日益增长，不少人士都对其对外宣传抱有不信任心态。2009年《南华早报》等媒体开始报道中国共产党政府计划投资450亿元加强国家公关能力，当时的媒体人何清涟用“大外宣”一词形容，表达了外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张媒体影响力、影响国际舆论的担忧[1]。海峡对岸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媒体、生活等层面面临影响[2]。其中，由蔡衍明掌控的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及其旗下的《中国时报》报系、中视与中天电视[3]，被认为是亲中媒体[4][5]。早在2012年，台湾便爆发反媒体垄断运动[6]。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透过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影响台湾人民，并且破坏台湾的民主[7]。
与此同时，部分假新闻议题也被认为是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操作，并在中华民国引起讨论[8]。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加强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9]，中华民国本身则存在著统一和独立的认同差异，以及泛蓝与泛绿的分歧；部分人士希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并认为可以借此获利，这造成中华民国难以抵抗“中国因素”的影响[10]。为了有效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渗透，何清涟认为有立法的必要性[8]，吴介民则主张应同时建构“民主防火墙”与经济转型[10]。不过张锦华则指出，一般人并未认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对中华民国的民主自由造成影响，并且扩大至国家安全层级[11]。
2018年年底，民主进步党在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失利[12]。隔年3月，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收到民众对于中天电视的申诉，认为其报导过多有关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的新闻[5]。5月10日，对于拥有媒体的财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要求尽速完备反渗透、反“统一战线”的机制[13]。到了6月19日，立法院已经先后完成《中华民国刑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安全法》的修法工作[14]。与此同时，《中国时报》和中天电视较少报导有关香港民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集会游行的新闻，且明确支持修订条例的立场[3][15]。
2019年3月，何清涟出版了《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以来对岛内媒体进行收买与渗透[16]，为众多媒体学者引用，此后“红色渗透”[8][17][18]、“红色媒体”等说法开始大肆流行，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担忧[19][20][21][22]。2019年5月，一些中华民国媒体获邀前往北京市，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汪洋接见，从而引发争议[23]。同年3月份开始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也在其中催化了台湾民众的红色恐惧情绪，自6月份起香港冲突的恶化也令台湾岛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恐惧与不满进一步加深[24]。
筹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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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1日，因为不满部分台湾媒体未报导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游行，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馆长”陈之汉邀请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等人，联合举办“红色媒体滚出台湾”游行[15][25][26]。6月12日上午，为了举办这场游行，黄国昌取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路权[27][28]。同日晚间，陈之汉在网路直播中透露，黄国昌将举行反对“亲中媒体”的集会，自己亦会到场[29]。6月13日上午，黄国昌在Facebook上发文做出回应，确定会与陈之汉号召举办“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游行活动[27][30][31]。6月14日，陈之汉也在Facebook和网路直播上，宣布将共同举办游行[32]。
这次集会的理念诉求包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拒绝亲中媒体（又被称作“红色媒体”）渗透，为特定政党或个人服务[3]；以及守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7][28][26][33][34]。为了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红色媒体”渗透和威胁[26]，游行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行政部门在符合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强力执法，履行对于广电媒体的执照换发，及未履行发放或更换执照责任的撤销、裁罚等职权[25][34][35]。其还要求立法院尽速排审相关的草案修法，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媒体渗透、分化及散播假消息[25][34][35]。游行还声援香港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26]。
到了6月16日，黄国昌与陈之汉向民众发起募款，在1天内顺利达到目标，成功募集到新台币190万元[36][37]。为了强化社会上对于红色媒体的舆论压力，黄国昌持续地批评旺旺中时媒体集团[4][36]。6月18日，黄国昌前往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要求撤销中天新闻台的执照[38][39]，不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担忧此举会产生负面效应[4]。隔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没有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为由，向中天电视进行开罚[5]，黄国昌则批评该罚款额度不会产生影响[40]。在这期间，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制作一系列“记者真心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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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游行广泛发送邀请函[42]，邀请各个主要政党的中华民国总统参选人与政党代表参与活动[43]。最初中国国民党提名选举参选人郭台铭计划参加游行，但遭部分名嘴质疑是为了在提名选举中胜出，配合台湾独立运动者“抹红”同党的韩国瑜[44][45][46]。后来郭台铭表示担心自己的出现会抢走媒体焦点，便不会参加这次的游行[32]；但是他仍支持拒绝以媒体操控民主的游行理念，并认为台湾不需要“中奸媒体”[47][48]。
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则表示台湾是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应该因为媒体的“亲中”或“台独”立场展开抗议[32][49]。张亚中认为民主国家保障言论自由、媒体亦会有特定立场，黄国昌等人应该向法院提出“红色媒体”的证据控告，而不是随意对媒体“抹红”[7][50]。而在6月16日，时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和陈之汉共同进行网路直播，讨论“统一战线”问题[51][52]；其后柯文哲接受访问，表示自己是“对于假新闻非常有意见”[32]。
到了6月20日，蔡英文则是透过Facebook指出，背叛国家、伤害台湾人民者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分[14]，并且不会放任他人恶意伤害台湾的自由[53]。而由于支持反渗透的主张，民主进步党发言人李晏榕表示该党决定派遣代表参加游行[54][55][56]。到了6月23日上午，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罗文嘉透过Facebook贴文，指出台湾要有更为严谨的防卫性民主机制，并且会前往凯达格兰大道的现场[57]。相对地，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陈学圣则认为，民主进步党不应该没有证据地“抹红”媒体，并以此操作选举[58]。
活动经过
2019年6月23日凌晨0时，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开始对凯达格兰大道实施交通管制，管制车辆的通行[59]。因应这次游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出动220名警力，主要负责现场安全维护、及周边交通疏导管制措施等[33]。下午2时，凯达格兰大道开始举行“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大游行[25]。这次集会并没有安排动员、游览车和便当等措施，由民众自发地前往凯达格兰大道[34]。大批年轻群众穿著雨衣或撑伞[11]，冒著大雨参与示威游行活动[25][60]，共同反对亲中媒体[3][61][62]。
为了与韩国瑜的造势活动有所区别，这次游行要求支持者穿著白色上衣[42]。许多民众高喊“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红色媒体滚出台湾”等口号[25][62]，并手持或在脸颊贴上标语[61]，亦有年轻人装扮成“小熊维尼”[34]。集会人潮从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舞台，一路蔓延台北府城东门圆环的周遭地区[25][62]，并延伸至中山南路与中山北路等地[34]。其中，游行的演讲者和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表示现场大约有10万人至35万人[63]，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则估算约有2万人[34]。
这次活动除了有黄国昌、陈之汉出席外，还邀请到失眠星球频道乐团、曾瘦瘦与吉他手家宏演出[28]。而包括公民教师黄益中、导演李惠仁、名嘴姚立明、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王定宇、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堃（现任立法院院长）、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和邱威杰、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罗文嘉、时代力量主席邱显智等人也出席这次活动[28]，并轮流上台演讲[61]。屏东县议员蒋月惠亦特别到场声援[64]。
其中，姚立明表示反对“红色媒体”并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且自己不再接受相关媒体的访问[65]。王定宇则主张要把保护台湾的机制建立起来[66]。而在林荣基上台致辞时，提到自己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媒体”，并认为应该要反制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中天电视[64]。陈之汉则强调网路红人也有“祖国”[62]，而中华民国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渗透，例如中天电视便在“洗脑”民众[34]。黄国昌则向群众喊话，首先批评韩国瑜是“权力中毒”，并呼吁民众监督立法委员审议《反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等相关法案[34]。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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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游行引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关注与支持，表达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渗透和威胁媒体的忧心[3][34][35]。她先是透过脸书贴文指出，将会通过行政、立法多种手段，共同把错假讯息从台湾社会移除[67]。而在出席泛太平洋暨东南亚妇女协会（PPSEAWA）年会开幕致词后，她则接受媒体联访，并且感谢陈之汉及发起这项活动的所有人[68][69]。她还表示这次游行活动代表中华民国社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渗透媒体的忧虑，并相信能够提高社会的警觉性[69][70]。
行政院发言人谷辣斯·尤达卡则表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各方面的渗透与围堵，将会持续强化国家安全与守护民主价值[71][72]。对于这次反对亲陆媒体的游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则表示撤销执照必须慎重[65]，将会督导广电媒体落实新闻专业[73]，并持续监督中天电视的营运[34]。而针对自身相关的质疑，中天电视和《中国时报》则未回应[65]。而学者赖祥蔚则认为这次反对“红色媒体”的运动是为了打击中天电视，并批评黄国昌“特别关心”的举动是一种“霸凌”[38]。
这次民主进步党由中央党部秘书长罗文嘉亲自出席游行[35]，引起民主进步党与时代力量合作的联想[74]。罗文嘉除了感谢参加游行的成员捍卫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外[75]，并表示民主进步党在“抗中保台”的大目标下，愿意与任何政党、个人、组织进行最诚恳的合作[76][77]。民主进步党内部亦分析，对于后续选举能否守住台湾的主权问题，选民仍然需要一个品牌来支持，而民主进步党便必须“当第一品牌”[78]。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铭宗认为应明确指出媒体的违法作为，而不是在没有具体事证下做出指控，并呼吁民众用选票反对黄国昌[50]。韩国瑜亦批评这次游行抗议已经侵犯媒体的第四权与监督权力，认为需考量媒体的市场考量和人民的自我判断能力[79]，并呼吁结束对其的“抹黑”[80]。前行政院院长张善政则表示媒体本身便有立场，且有“红色媒体”便有“绿色媒体”，过去亦没有人因而发起游行[81]。媒体人陈国祥则表示在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任何颜色的媒体”都拥有经营自由，政府只能尊重与包容各种言论立场，而无权惩治[82]。
《中国时报》认为黄国昌是因为民主进步党计划推派自己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为了延续政治生命发展才发起游行行动[83]，并透过抨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来增加个人声势[44][84][85]。而对于民主进步党参与游行，《中国时报》表示这是蔡英文政府为了掩盖执政无能与在总统选举中延续政权，“抹红”媒体监督，并操作舆论制造对立、破坏民主体制[56][12]。同时还批评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属于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未能维持中立原则、立场偏颇，并且攻击特定媒体[41][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安峰山在回应此事时表示，民主进步党政府和台湾独立运动势力刻意阻止海峡两岸之间相互了解，并对客观报导中国大陆真实情况及支持双方和平发展的媒体进行“抹黑抹红”、煽动围攻，并对其进行打压迫害[87]。同时，还有人质疑这次游行没有展示中华民国国旗，陈之汉则在网路直播中反呛“带国旗才是爱国”的说法[88]。
BBC中文认为，台湾“反红媒”抗议凸显世代对立的信任危机。一位24岁简姓同学告诉BBC中文，“我是瞒著父母过来的”，“红色媒体”长年刻意“诱导”他父母，让他已经无法与父母沟通。“反红媒”浪潮中聚焦显现出的似乎也正是1987年解严前与解严后两代人之间，在历经信息革命时展现出的认知对立与分歧。[89]
针对“中国共产党代理人”、“通敌媒体”部分的规范，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表示将在下个会期，针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广电三法、假讯息等提出相关修法[9]。其中，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提案，禁止中华民国人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机关或其派遣人的代理人，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最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500万元以下罚金[9]。
而针对国家安全相关法规的修订，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则是提出“民主防卫四部曲”，其中除了已经修正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外，还有广电三法修正草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反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草案[9][34]。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还表示，愿意与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共同研议修法的策略[9]。对于民主进步党和时代力量以防止假讯息提出修法，曾铭宗则批评是搞错方向[66]。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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