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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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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普良
居普良

塔修斯·凯斯利乌斯·西普里亚努斯拉丁语Thascius Caecilius Cyprianus),英语化后成为居普良(英语:Cyprian, 约200年-258年)[1],圣公会译圣西浦廉,又译西普里安,迦太基教会主教,基督教会殉教圣人,是对基督教教会论影响深远的拉丁教父。他的教会合一观念是促成拉丁教会统一在罗马主教之下的重要思想力量。他的名言:“不以(大公)教会为母的,就没有上帝为父”和“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都极力强调大公教会在信仰上的必要性。但他所主张的体制却又不是天主教教宗制,而是主教联盟,就是以各地主教组成的团契为全教会的最高领导中心。

生平背景

居普良特土良的门生,且真是得了老师的真传,终其一生都居住在迦太基中。由于居氏家境不错,故可接受较高等的教育,甚至后来还成了修辞学的名师。在信基督教后才二、三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推举为迦太基主教,著实不易。他没有特氏那样的才华,但擅于待人接物及送往迎来,且都是出于主耶稣的爱所致,故相当合适牧养众信徒。[2]。 居普良在西元246年归信基督,249年起开始担任迦太基主教,他为迦太基教会中一杰出教父”[3]。居普良原为传统宗教教徒,中年归主;他是一名博学多闻之士,具极佳的辩才,为当代极为出色的演说者。西元250年,教会再度遭遇逼迫,居普良面临逃亡的命运(这也是他日后被人指责的原因);此时一些教会中的极端份子,鼓吹拒绝逃亡的软弱者重返教会,居普良面临此一情势,遂著手处理教会内部秩序和体制等等的问题”[4]。他是最早主张主教教会学说的人;所著的《论教会合一》一书,是研究教会合一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居普良乃尼西亚会议前大公教会的化身,非洲教会第一位殉道的主教,他所活出来的领袖风,在他之后被正统大公教会奉为标准和楷模达一千年之久,至今仍深深地影响著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5]。258年逼迫再次临到,此次他即殉教。

居普良在当时必需去面对教会出现分裂者,在罗马当局强裂的逼迫下,包含主教中都有背道者,这是教会要去面对,也是每一区的主教所要面对的,主教不是只有信仰纯正和教会的治理工作负责,还需捍卫真理,面对逼迫和随时都有可能为主殉道的准备。信徒的处境为何呢?也是一样的艰苦。但也有会友在面对逼迫时:“他们不待被捕获就自招供了,不待审讯就自否认主了”[6]。原因是什么呢?居普良指出,原因就在于贪财。基督教会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当中却有弟兄姊妹却贪爱世界,没有一同去面对这个极困难的环境;在此时就显出居普良的卓越,他不是在创作、处理艰难深奥的神学问题,乃是在治理教会、处理教会问题、教规、伦理上显出他的长才来。

神学思想——教会观

居普良的教会观到奥古斯丁时代之前,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他使我们呼吸到完全不同的气息”[7]。他是第一个倡导教会主教制的人,还将大公教会的主教职权标准化,对于东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变成高度结构化的属灵阶层组织,具有大力促成的作用”[8]

合一与主教制

居普良认为教会的合一在主教制,主教的合一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合一,是基督徒与其主教相合的合一[9]。他主张马太福音十六章18节以下,基督托付彼得的记载,是合一的证据,而关于使徒的地位,则诉诸约翰福音二十章21节以下。虽然主设立了主教团,但他一开始就把主权委托彼得,好从头就完全树立教会合一的原则[10]。居普良主张只有一间真正的教会,这教会必须经由主教团鉴定,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异端建立教会,以及防堵已经在教会内的分裂者,在当时主教已经有相当大的权柄,被视为正统的保障又是基督教信仰的化身,那些与主教意见相左的人,他们就不在教会之内,也就不是基督徒了[11]。这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关乎到得救的问题,凡要作或是基督徒的都必须是与主教合一同心,可以说只要不在当中的基督徒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是异端或背信者。

主教权柄高过教会

主教对信仰的纯正和教会的治理,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和最高的权威。居普良极重视使徒统绪,他认定主教即是使徒的继承者。因此不仅强调主教具有的特权和职份应受到必要的尊重外,也认为拥有教导的权柄;他个人的神学立场是:因主教和教会均是透过使徒按手礼而传承下来的,所以主教和教会理当拥有特权。而“教会是主教所组成的;教会的一切行动都以这些领袖作主。”、“教会在主教里面、主教在教会里面”[12]。什么地方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这些都不是新约原来的教训,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或者应该说主教之外没有救恩了。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论断主教,批评主教就等于反叛,背叛主教就是背叛上帝。如果有不顺从主教的,那就要丧失他们与教会的团契;又因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他们就因此也要失去他们的救恩。没有与主教在主教中没有合一就失去救恩,在恩典之外。

众主教平等

居普良看见主教之间的平等、平衡也关乎到教会的合一。他认同罗马的教会实有最高的尊严,是众教会中的第一位,使徒彼得是首先从主接受了权威,但其他使徒也接受同等的权威,所以他尊重罗马的主教,也同样尊重其他的主教(包含乡村的主教),众教会、主教均是平等的,与罗马主教有同等的权威。居普良十分坚持所有的主教有同的地位,当罗马主教和居普良因异端浸礼起争执时,训示居普良并按照居普良对罗马教会的称呼施行他的应有权力时,居普良更是极力否认任何主教包括罗马主教有干涉另一主教及主教区的权力[14]

面对分裂的态度

居普良强调,倘若主教背弃信仰或主张分裂,他便认为应当剥夺主教出任圣职及主持圣礼的权力;他表示踏出教会范围的主教,便失去属灵的恩赐与权柄,因而不能按立圣职;而即使被按立,也要视同无效[15]。背弃信仰的主教所主持的圣礼和教会分裂者及异端的受洗也不具有任何效力。刚才有提到主教等同于教会,也认为只有经过使徒统绪合法按立的主教许可外,任何人想要任意以基督徒的身分去生活、敬拜、甚至教导就是在制造分裂,凡是在主教的大框框之外的便是撇弃主,撇弃教会。

在居普良之后的多纳徒派和大公教会,便是采用他不同层面的原则而衍生出许多的僵持;而此僵持最后乃是由奥古斯丁解决[16]。虽然居普良没有建议或赞成教皇制度,但他的领导权与态度却为建立罗马主教成为大公教会之首一事,奠定了基础[17]

神学思想——圣餐观

居普良认为牧者是祭司,将新、旧约的献祭连结一起。

居普良认为牧者是祭司,圣餐是十架上的献祭。他将基督教的牧者和旧约的祭司以及基督教的圣餐和旧约的献祭做了一个巧妙的联合[18]。牧者是以神祭司的身份来领导教会崇拜,并以那个资格来献祭,就是代表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因此,“当他效法主所行的之后,就成全了基督的职份…”[19]

居普良对于教会分裂者,强调破坏教会合一,便是亵渎圣餐,也不在基督的身体里,亦可说不再是肢体;另一方面针对受迫而背道者,则是强调重新加入教会领受圣餐前,必须公开悔改认罪,且要接受主教按手,就不必重新受洗[20]。他特别制定,一位触犯大罪(奸淫、自杀、拜偶像或背道)的信徒在恢复与教会全面交往并参加圣礼之前,要实行严厉的苦修。才可以领受圣餐,他这项主张日后成为天主教“补赎”的根据[21]

神学思想——救恩论

居普良的救恩论与教会观有极大的关连,这是因为主教在当中的扮演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最早清楚明白地主张“洗礼重生”教义的教父之一。认为救恩发生于,经过合法按立的主教或其授权的神甫,这些主所命定的人,所施行的洗礼,并藉著水施行出来,才能赦免人的罪[22]。他提倡唯一教会救法,把教恩与教会教义连结在一起,也因为他说“背叛主教就是背叛上帝。因为救恩发生于合法的主教,或其授权的神职人员藉水洗礼行出来。”这种说法无形是助长了以后教宗专政的论据。

这样一来,自然教会之外无救恩、无圣礼,因他深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蒙圣灵赐生命的,且这样的生命需透过主教分赐出去,所以他认为教会之外若还有基督的恩典和圣灵之说是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部分,使徒彼得没有说过;居普良250年说过,”凡不以“教会”为其母的人,必无从以神为其父”,难怪那些在迫害来临之时否认信仰的人要那样急切的得著“教会”的饶恕,因为他们相信,救恩是透过主教而来,在教会之外,不可能获得救恩[23]。这样就使得救要靠教会,而非靠基督。既然主教就是教会,教会就不再是由会众组成的,教会也不再是一个团契;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救人的机构了[24]。在当代凡是脱离教会体制的信徒,他(她)们是未得著耶稣基督救赎的一群人[25],也是放弃耶稣基督救赎的一群人。居普良将救恩与教会和主教划成等号,就对后世造成不小的影响。救恩应是神透过主耶稣所赐下的礼物,是圣灵重生能力所立即发生的效果,却变成要透过主教去批准,或亲自施浸和分派主餐才能得著。在这个时代中,个人的信心是被排除的,也成为不必要的。当人有了这样的看法,这项唯有基督是得救中保的新约教导变了质,以致人们以为只要顺服“教会”,接受圣礼便能有这样的恩典,一般人没有的信心也能得救了[26]

结论

居普良二十六岁悔改信主,不久后迦太基附近的基督徒呼吁教会把居普良按立为神甫,随后又把他提升到地区教会的主教。他自西元二四八年起任迦太基主教,至二五八年被罗马政府公开处决殉道为止。当代和后世都对居普良有褒有贬,他不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他被誉为最伟大的主教,他的领袖风范和亲身带领教会经过大逼迫、教会的分裂、和当时的异端辩论[27],在基督教充满危机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出现并且挺身而出,捍卫真理且用生命写成一篇感人的见证。

教会应该是建立基督磐石之上的,却因居普良渐渐演变建立在主教之上的[28],教会的管理,得救的确据是建立在主教,主教是教会的出口,不再是顺服基督还要顺服主教,反抗主教就等于反抗上帝,所有的“救赎行动”包括洗礼、圣餐(主餐)、饶恕与教会复和,以及其他与个人永远救恩有关的仪式和宣告,都需透过主教。若没有主教的同意是无效的。这和新约的教导截然不同,基督徒的祭司职分消失,神职体系全然的介入,后世的战争、教宗的专政是居普良想不到的,他或许从混乱中建立了秩序,却也令基督宗教的教会,多了主教这个标竿。

参考来源

  1. ^ 杨牧谷编,《当代神学辞典(上)》,(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270。
  2. ^ 华尔克,《基督教会史》,谢受灵、赵毅之译 (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5),113-14。
  3. ^ 麦格夫,《历史神学》,赵崇明译,(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2),94。
  4. ^ 杨牧谷编,《当代神学辞典(上)》,270。
  5. ^ 杨清编,《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317-318。
  6. ^ 杨清编,《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317-318。
  7. ^ 凯利,康来昌译,《早期基督教教义》,(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139。
  8. ^ 奥尔森,吴瑞诚、徐成德译,《神学的故事》(台北:校园出版社,2004),132。
  9. ^ 谷勒本,李少兰译,《教会历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2000),126-7。
  10. ^ 凯利,康来昌译,《早期基督教教义》,(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140。
  11. ^ 比尔奥斯汀著,宋杰伟、许建文译,《基督教发展史》,(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13。
  12. ^ 谷勒本,李少兰译,《教会历史》, 126-7。
  13. ^ 谷勒本,李少兰译,《教会历史》,126-7。
  14. ^ 培克尔,萧维元译,《基督教史略》,59。
  15. ^ 麦格夫,《历史神学》,赵崇明译,94。
  16. ^ 麦格夫,《历史神学》,赵崇明译,(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2),95-96。
  17. ^ 比尔奥斯汀著,宋杰伟、许建文译,《基督教发展史》,(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83。
  18. ^ 陶理主编,李伯明、林牧野合译,《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书楼有限公司,2004)。
  19. ^ 凯利,康来昌译,《早期基督教教义》,(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146。
  20. ^ 凯利,康来昌译,《早期基督教教义》,143。
  21. ^ 奥尔森,吴瑞诚、徐成德译,《神学的故事》(台北:校园出版社,2004),138。
  22. ^ 奥尔森,吴瑞诚、徐成德译,《神学的故事》,137-8。
  23. ^ 培克尔,萧维元译,《基督教史略》,52。
  24. ^ 培克尔,萧维元译,《基督教史略》,56。
  25. ^ 杨牧谷编,《当代神学辞典(上)》,(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271。
  26. ^ 培克尔,萧维元译,《基督教史略》(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61),53。
  27. ^ 奥尔森,吴瑞诚、徐成德译,《神学的故事》(台北:校园出版社,2004),131, 134-135。
  28. ^ 凯利,康来昌译,《早期基督教教义》,(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139。

参考书目

  • 比尔奥斯汀著。宋杰伟、许建文译。《基督教发展史》,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 谷勒本。李少兰译。《教会历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2000。
  • 林荣洪。“初期教会的圣礼观”
  • 培克尔。萧维元译。《基督教史略》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61
  • 陶理主编。李伯明、林牧野合译。《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书楼有限公司,2004
  • 章力生著。《教会论》。宣道出版社。
  • 麦格夫。《历史神学》。赵崇明译,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2。
  • 凯利。康来昌译。《早期基督教教义》。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
  • 奥尔森。吴瑞诚、徐成德译。《神学的故事》台北:校园出版社,2004。
  • 杨牧谷编。《当代神学辞典(上)》。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
  • 杨清编。《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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